我妈生了远近闻名八朵金花，七姐却出轨二姐夫，二姐至死不愿见她

八朵金花

我妈生我们姐妹八个，在清水镇是件远近闻名的事。从我记事起，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就没断过说闲话的人。她们说我妈肚子争气，一口气生了七个闺女还不肯歇，到底第八个还是闺女。我爸是镇上的木匠，话少，手巧，谁家打嫁妆都找他。他给七个女儿每人打了一口樟木箱子，轮到我出生时，木料不够了，他便拆了家里那扇旧门板，拼拼凑凑给我也打了一口。箱子比姐姐们的小一号，漆色也不匀，但樟木味重，打开能熏眼睛。我妈说，你爸那是把家底都掏给你了。我信。

八姐妹按出生顺序排，从大姐到八妹，中间六个姐姐各有各的脾性。大姐像半个妈，里里外外操持，谁有事都喊她。二姐最犟，认死理，从小跟男孩子打架没输过。三姐爱美，头发留得长长的，一个麻花辫能编出十八种花样。四姐成绩最好，恢复高考后考上了省城的师范，是家里第一个吃上公家饭的人。五姐六姐是双胞胎，长得一个样，性子却南辕北辙，一个泼辣一个腼腆。七姐出生时难产，我妈差点没挺过来，所以她在家里多受了几分偏爱，养得任性了些。至于我，八妹，生下来就瘦得像只猫，被姐姐们轮流抱大的。

二姐和七姐的事，我是慢慢才拼凑完整的。出事那年我才十五岁，二姐刚嫁到镇上东头的孙家两年，七姐在县城裁缝铺学手艺。二姐夫姓孙，叫孙广才，在镇农机站开车，人长得周正，嘴又甜，见谁都笑呵呵地递烟。二姐嫁过去时，我们都替她高兴，觉得她命好，找了个吃公粮的。二姐自己倒没显得多欢喜，嫁妆抬出门那天她只掉了几滴泪，说离家近，想回随时回。孙广才对她不差，年节送节礼从不含糊，二姐脸上也有了笑。可谁也没想到，那场风波会从七姐身上起。

七姐在县城待了两年，出落得愈发水灵。她不像二姐那样硬朗，眉眼间总笼着点雾气，说话细声细气，走路像踩在棉花上。镇上人都说老许家七个女儿里，数七丫头最像城里人。七姐回家过年时，孙广才常来帮二姐送东西，一来二去就跟七姐熟了。我妈当时还开玩笑，说广才别光顾着给二姐献殷勤，也替七妹在农机站寻摸个对象。孙广才笑着说：“七妹这样的，哪还用我介绍，追她的人排到镇口了。”我妈听不出弦外之音，只当是玩笑。

七姐是在春末出的事。那天二姐回了趟娘家，待了半日就匆匆回去了，脸色白得吓人。我妈问她怎么了，她不说，关在屋里一整晚没出来。第二天天没亮，二姐就把孙广才的东西收拾了两个蛇皮袋，扔在了孙家门口。孙广才从屋里追出来，只穿着件背心，拉着二姐胳膊不让她走。二姐甩开他，嗓门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你让老七以后怎么做人？你让我怎么做人？”孙广才像被雷劈了似的定在原地。邻居们探头探脑地看，没人敢上前。二姐沿着石板路回了娘家，进屋就抱着我妈哭。哭了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七姐跟孙广才好上了，被她回来撞见了。不是撞见别的，是瞧见两人在里屋并排坐着，孙广才正攥着七姐的手。就那一下，二姐什么都明白了。

我妈当时就瘫在了地上。我爸拎着根木棍要去孙家拼命，被邻居们死命拦下。七姐从县城回来那天，家里像死了人一样寂静。她跪在我妈跟前，一句话不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爸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落了一地。二姐站在西屋窗前，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微微抖着，始终没回一下头。那天晚上，七姐在院子里跪到后半夜，膝盖都磨出了血。我妈心软，打开门让她进来。二姐在里屋说了一句：“她敢进这个门，我就走。”七姐便没进去，天一亮就回了县城。

接下来的日子像掺了砂子的粥，怎么咽都觉得糙。二姐住在家里，整宿整宿地不睡，人瘦得脱了相。孙广才来过几趟，每回都被我爸用扁担轰出去。七姐没再回来过，只托人捎过两回钱，我妈都没收。四姐从省城赶回来，想把二姐接去散心。二姐不去，说她哪也不去，她倒要看看老七还有什么脸回这个家。我妈劝她，事情已经出了，日子还得过。二姐冷笑：“妈，你让我跟她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我做不到。要么她别认这个门，要么我死在外面不回来。”我妈吓得再不敢多言。

七姐后来在县城嫁了人，丈夫是裁缝铺老板的儿子，家境尚可。她没脸从娘家出门，婚事是托了县城一个远房表姑操办的。我妈到底没忍住，托人送了一套大红被面过去，没让二姐知道。七姐结婚那天，二姐在院子里坐了整夜，天亮时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从那以后，二姐跟七姐就算断了。逢年过节，七姐带着孩子回娘家，二姐就提前出门，去大姐家住几日。姐妹几个谁也不敢在二姐面前提七姐，提了，二姐的脸能阴一整天。有好几年，我们家里的年夜饭都吃得格外安静，桌上明明摆着满盘的鸡鸭鱼肉，却像缺了一角，怎么也圆满不了。

我上高三那年，二姐终于肯跟七姐说话了，还是因为孩子。七姐的儿子得了急性肺炎，县医院治了好几天不见好，转到市里，钱不够。七姐走投无路，给大姐打了电话。大姐拉着我一起去找二姐，说老七的孩子要紧，别的先放放。二姐正在灶上烙饼，听完半晌没说话，锅里的饼都糊了。她灭了火，说：“孩子是无辜的。”她回屋取了张存折递给大姐：“这里有两万，给那孩子治病。别告诉她是我给的。”大姐接了存折，眼圈红了。二姐又说：“等孩子好了，你让她好生过日子。以前的事，就当我忘了。”可那以后，二姐依然不肯跟七姐见面。七姐带孩子回来拜年，二姐照旧躲去大姐家。我妈劝她：“都多少年了，老七也知道错了。”二姐说：“妈，我承认她有她的难处，可我这心里过不去。她站我面前，我就想起当年那个春天。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拼起来也满是裂缝。”我妈听了直叹气，再不劝了。

日子一晃又过去了几年。五姐六姐相继嫁人，我也读了大学，家里的老屋翻新过两次，门前那棵老槐树还在。二姐没有再嫁，一个人在镇南头开了间小卖部，生意不咸不淡地做着。她一直保养得不错，四十几岁的人，看着像三十出头。只是额角有了一缕白头发，她也不染，就让它那么白着。七姐在县城过得还行，丈夫对她不差，儿子也念了中学。她每逢端午中秋还是会回来，带着大包小包。家里其他人跟她有说有笑，二姐便不在。时间久了，连我们都习惯了这种裂痕的存在，就像习惯了老屋墙角那条细细的缝，平时看不见，一到下雨天就渗出水来。

那年冬天，二姐查出了病。医生说得很委婉，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二姐自己比谁都冷静，只问了句“还有多久”。医生说早的话三个月，晚的话半年。她点点头，回家把小卖部盘给了邻居，开始安排后事。我们姐妹几个轮流照顾她，七姐想来，被二姐托大姐拦住了。二姐躺在床上，人已经瘦得只剩一把，眼睛却还是那样硬。她说：“我这辈子没求过人。最后一件事，求你们，别让老七来。我见她，怕自己撑不住最后那口气。”我妈在门外听了，捂着嘴哭得浑身发抖。七姐到底还是知道了，从县城赶来，在镇口被大姐拦下。七姐蹲在路边哭得站不起来，说她就想看一眼。大姐也哭，说二妹那脾气你清楚，你去了，她走得不安生。七姐在镇口一直待到天黑，最后被丈夫硬拉回了车上。

二姐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天很冷，下了点薄雪。我守在她床边，她的手凉得像冰。她忽然睁开眼，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八妹，我梦见娘家的老槐树了。上面挂满了红布条。”我说：“姐，等开春天暖了，我替你去看。”她笑了笑，那笑容淡得像雪落在水面上，一触即化。当天夜里，二姐走了。我们给她换寿衣时，发现她手腕上还戴着出嫁时那只银镯子，内侧刻着一个小小的“孙”字。谁也没提，只把手轻轻按进她掌心里。出殡那天，七姐跪在镇口的老槐树下，披麻戴孝，朝二姐灵柩的方向磕了三个头。风吹得槐枝摇晃，雪粒子落在她身上，白了一片。她终究没能进那个门。可我知道，二姐走的时候，眼角是带着笑的。那笑里有没有七姐，谁也不知道。

七姐把那间小卖部买下来是今年春天的事。那铺子关了十几年，木门上的蓝漆早就剥落得斑斑驳驳，门框边角被虫蛀出些细密的孔。七姐请人把里面彻底翻新了一遍，只留下临街那扇门没换，重新刷了几道清漆，把那些裂纹和钉眼都保留了下来。她说这扇门是二姐每天开开关关的，上面有她的手印。换了新的，就不是那回事了。她在店里卖些手工盘扣和改良旗袍的样衣，也顺带帮人改裤脚、换拉链。门头上挂了个小木牌，刻着“二姐手作”四个字。我回去看到那个招牌时，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七姐迎出来，笑着说：“别多心，这是替她开的分店。”我走进去，见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老照片，是二姐年轻时站在小卖部门口拍的。她穿着件碎花衬衫，头发扎得高高的，抿着嘴，没什么表情，可那眉眼间分明是松弛的。照片是五姐从旧相册里翻出来的，拿去镇上照相馆放大，像素有些糊，但二姐的轮廓还是那么清楚。

我妈对七姐开店这事没说什么，只是每天下午照旧过来坐坐。有时她坐在窗边打盹，阳光落在她身上，把她的白发照得根根发亮。七姐在一旁熨布料，蒸气升起来，发出滋滋的响。我有一回看见我妈醒了，眯着眼睛看七姐忙活，忽然说：“老七，你跟你二姐年轻时一样，做起事来腰背板直。”七姐手一顿，熨斗停在半空，过了会儿才轻轻放下来，说：“是二姐带的我。小时候我驼背，她老拍我，说闺女家要挺起来。”我妈笑了笑，又合上眼。那笑容浅得几乎看不见，像河底偶尔翻起的一小片光亮。

七姐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在一家电商公司做事。他隔三差五给七姐打电话，说杭州那边有人喜欢她做的盘扣，想跟她谈合作。七姐起初不信，说盘扣这东西现在还有谁稀罕。儿子寄回来几件合作方的样衣，都是些新式旗袍和中式礼服，指定要用七姐做的盘扣。七姐戴上老花镜把那几件衣服看了又看，最后挑了几款复杂的扣式，熬了几个晚上打样寄过去。那边很满意，订了第一批货。七姐高兴坏了，给我打电话时声音都在发颤：“八妹，你信不信，我做的扣子要卖到杭州去了。”我连声说信。挂了电话我想起很多年前，七姐在县城裁缝铺当学徒时，逢年过节回来给我们姐妹做衣服。她总把自己关在屋里踩缝纫机，一踩就是一整天。二姐那时候嘴上不饶人，总说七妹掉进针线堆里了。可每回新衣服做好，二姐总是第一个试穿，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嘴里说这里紧了那里长了，眼里却有掩不住的高兴。那些画面像旧胶片一样在脑子里转着，忽远忽近。

清明过后，我回了一趟清水镇。七姐的店里多了几个年轻姑娘，都是她带的徒弟。她们管七姐叫七姑，声音脆生生的。七姐正在教一个姑娘盘琵琶扣，见我来了，招呼我坐。我坐在旁边看，她手指翻飞，丝线在她指尖绕来绕去，像变戏法。一个姑娘小声说：“七姑，你手真巧。”七姐头也不抬：“练出来的。我当年学这个，指头磨破了好几层皮。”姑娘们咂舌。我忽然说：“七姐，你怨过吗？当年在县城学手艺，吃了那么多苦，后来回来又这么累。”七姐停下动作，抬头看我，眼睛清亮：“怨谁？怨路滑？路是自己走的。我这点手艺，说到底还是当年二姐逼我学的。她说一个闺女家总得有门能立身的本事。我那时不听，后来才明白。”她又低头去绕丝线，声音低下去：“二姐比谁都看得远。她要不是命不好，比我们谁都过得风光。”我喉咙发紧，站起身假装看墙上的布样。玻璃窗上映着七姐的身影，她稳稳地坐着，背果真挺得笔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二姐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待在这个家里，待在那扇旧木门后面，待在我们每个人的脊梁上。

七姐的生意越来越顺。她做的盘扣订单从杭州扩展到上海、苏州，还有几款用在了电影服装里。县里有个文化馆的人专程来找她，说想请她去开课，教传统盘扣技艺。七姐起先不肯，说没上过台面。我妈在旁听见了，说：“去吧，你二姐要是知道，准得让你去。她就爱出风头。”七姐笑了，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她真去文化馆上了几次课，镇上人见了我都夸，说许家七丫头出息了。我听着，心里又骄傲又酸楚。我们许家八朵金花，如今散在各地，各有各的日子。二姐不在了，可她像一根绷在大家心里的线，时不时轻轻拽一下，提醒我们别忘了从哪里来。

有天傍晚，我和七姐去后山看二姐。新迁的坟已经长了一层薄薄的草芽，绿茸茸的。七姐带了一小壶桂花酒，倒在坟前的土里。她没哭，只是蹲在那儿，把坟头几根杂草拔了。她说：“二姐，我盘扣做大了，收了几个徒弟。有两个就是清水镇的姑娘，家里原先不答应，现在也点了头。我想着，要是你在，说不定也要来学。你手巧，做姑娘时纳的鞋底全村都夸。”我站在一旁，看天边烧起一大片晚霞，橙红紫蓝搅在一起，泼洒在整片山坡上。七姐站起来，拍了拍膝上的土，说：“回吧，妈还在家等着。”我点点头。我们沿着山路慢慢往下走，谁也没说话。风吹过松林，像极了二姐年轻时哼歌的调子，断断续续，却温柔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