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录片火了，它把老年这件事说透了！

采写 | 轲骆

李抗美70岁，老李76岁。他们交往18年，一直没有领证。

老李癌症末期，医生评估还剩38天。抗美的房子也到期了，房东说续租要半年起签。

她每天像上班一样去安宁疗护病房，帮他擦洗、喂饭、倒尿袋，陪他开玩笑，唱他爱听的歌。

病房里的人叫她“李阿姨”，她也清楚自己“算个外人”。

她跟老李拉钩，说回洛阳治腰，一个礼拜就回来。临走前老李说：“一路平安，晚安。”他们都明白，这一走，恐怕就是永别。

回到洛阳，抗美等了三天，没有短信，也没有微信。“石头落到地上还有个响声，这么多年，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

直到25天后导演从上海赶来告诉她——老李走了。

“呀，走了。就这么快。不受罪了。”

这是《前浪》第二季的第二集《李抗美的决定》。

播出后，这段18年无名无分的黄昏恋引发巨大讨论。有人无法理解抗美在那一刻离开，有人不理解老李和女儿为何没有挽留她。

不同声音在网络上持续发酵，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部纪录片。

《前浪》第一季在2024年推出后，摄制组又用两年时间做了一次关于老年的社会学调查，最终形成6集、每集5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

第二季开播不久，便斩获腾讯视频飙升榜、纪录片热播榜与热搜榜第一，被不少观众称为"今年最好的国产纪录片"。

1905电影网《对话》栏目日前专访总导演范士广和制片人谢琳，走进《前浪》第二季的拍摄过程，走进纪录片里的老年人日常。

范士广曾执导《人间世》，制片人谢琳来自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曾出品《十三邀》。两个团队长期关注公共议题，希望通过合作《前浪》系列让更多人看见老龄化之下的真实处境。

“首先是看见，再去讨论。”

01

第一集《我在天堂等你》聚焦意定监护制度。团队在上海普陀公证处蹲点三四个月，跟随公证员李辰阳走进一个个案件。

十年间，李辰阳办理了全国近四成的意定监护委托公证。那些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或在亲缘关系中受过伤的老人，如何通过这个制度替自己找回依靠，制度又如何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不断完善，都被一一记录。

74岁的老张把房子留给照顾他的裁缝桃姐；鲍志昌在临终前与女友完成公证；92岁的顾梅娣一生未婚，留下约500万遗产，生前想捐给社会，因未留遗嘱一度无人继承，公开寻亲4个月后才找到合法继承人......

每个案例背后，都是一个老人在亲缘关系之外寻找托付。范士广坦言这一集最难拍，难不在拍这些人，而在一些案例背后存在伦理道德冲突。

第三集《爱神普拉斯》的主角是68岁的“红娘”老九。他是在第一季拍老年相亲时偶然发现的。

第二季找选题陷入困境时，范士广让导演去联系他，“一去就给我们镇住了。十几部手机摆满一桌子，管理70多个相亲群，有25000多个会员”。

群规最重要的一条：相亲必须冲着结婚领证去。有十天就领证的，被老九当成榜样四处宣传；有上午认识下午就领证的，他兴冲冲全程记录；有刚求婚又吵散的，他一趟趟说和。

可拍着拍着团队发现，这个整天劝人领证的红娘，自己正在打离婚官司。

后三集，同样各有重量。

《根福的心事》里，85岁的徐根福痛失爱妻后，陷⼊⽣活琐事的困扰，他为邻居阳台的一把拖把跑进图书馆查资料，深究《拖把上有什么细菌》；深夜用一台老旧的无线电呼叫，无人回应。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他的“怪异行为”？

《李源救母亲记》中，⼥⼉李源的母亲深陷投资陷阱、欠下五百万债务，李源想把她拉出来，却不知如何面对已经失控的母亲，代际沟通的问题、家庭照护的伦理都在这一集里展开讨论。

最后一集《一次远行》，聚焦王锦和姚⼩华这对90岁高知夫妇，子女全在海外，丈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后，妻子拼尽全力帮他抵抗疾病。

范士广说，最后一集展现的是大城市里出现“空巢老人”的新现象。很多父母费尽心力把孩子送出国，孩子走远了之后，养老问题就遇到很大困境。

02

从拍摄一个个“有力量的老人”到主动设置不同的社会议题，这是谢琳对两季定位变化的概括。

第一季拍了95岁爷爷学车、80岁奶奶写作，那些“不一样的老人故事”自带戏剧性；第二季则在拍摄前有意识设置公共议题。

最终，第二季形成了意定监护、黄昏恋、老年再婚、认知障碍家庭、独居老人、丧亲重建六个故事，对应六个社会切口：法律制度、女性成长、婚恋伦理、代际关系、孤独心理、高知养老。

但议题不是框定内容的模具。范士广解释，“我们首先有大方向，但具体拍谁、拍什么故事，是慢慢‘长’出来的。如果立项时就把六集主题全定好，出来就变成专题片或写好的剧本了。”

谢琳也强调，“框定议题只是进入的那道门，我们始终围绕着人在做，甚至不是做老年人，行进的方向一定是做人的故事，回到日常里。”

《前浪》的核心表达由此清晰，它始终在追问：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活下去。

范士广反复提到一个观点：“老年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变老了。如果只谈老年人的特殊性，这是一种偏见。《前浪》不是纯粹的老年议题，我们一直想带给年轻人看。”

“不能把老年看作‘他者’，要看作我们未来必经的生命阶段。”谢琳表达了相同的立场。

她将《前浪》称为一次“预习”：“老了确实是一场不断失去的风风雨雨，他们就这么扛着日子往前走。希望观众能早一点去想这些事——爱情、信任、寻找自我、对生活的掌控等，这些命题对当下年轻人、中年人同样存在。”

这或许就是《前浪》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价值。它是一部关于“老人”的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人”的纪录片。

03

《前浪》第二季的导演团队以90后为主，最小的导演是00后。

这群年轻人面对的拍摄内容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临终、死亡、孤独的晚年。范士广是团队里年龄最大的，“他们的想法比我更细腻，也更关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成长。”

年轻恰恰成了他们珍贵的创作视角。谢琳说：“他们一方面带着自己的好奇，进入更晚、更深的生命阶段去理解老人；同时，他们也没有带着对老年的刻板印象去拍摄。”

更难得的是，整个导演团队不只是拍摄者，更是陪伴者。

《一次远行》拍摄时，王锦突然高血压要去住院，临走前对摄像说“小杨，老头子就交给你了”。接下来的一周，摄像就住到家里，照顾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后来还陪老两口去法国看子女。

“他们给了我们巨大的信任和开放。”谢琳回忆。

在范士广看来，当下年轻人拍纪录片更多是在寻找意义。“《前浪》多少能给他们一些意义和价值，这可能是当下年轻人挺缺的东西。”

这部纪录片的社会意义，也在更广阔的制度层面被看见。

首映礼当天，上海市民政局公布了意定监护的“两个指引”。是巧合，但也不全是巧合。

“2023年我们就在拍意定监护的内容，那时还没那么多人知道这项制度。从那年开始，上海不断探索制度创新。作为主流媒体能够参与其中，我们特别幸运。”范士广说。

《前浪》第二季纪录的不只是老年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在急速老龄化的社会里，制度如何一点点追赶现实、人与人之间如何重建信任的过程。

04

《前浪》第二季坚持面对议题的复杂性，警惕叙事的简单化和功利性。

“不能为了迎合观众期待去导向某个方向。”范士广说，“我们不想呈现标准式的答案，所有人生的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是从困惑出发，以困惑结束。”

谢琳也持相似的观点：“每一个议题背后都有多种答案。我们把别人的选择、困境、选择的原因呈现出来。希望在你还没老的时候去想这些事情，而不希望去论别人的对错。”

范士广以“真实的限度”来对《李抗美的决定》引发的讨论做出回应：“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真实全部讲出来，因为涉及太多个人隐私。这集的核心主题是老李说的那句话：仍然有些回忆，还值得回忆。”

“人到了一定岁数，最大的财富就是记忆和回忆。我们希望纪录片有文学性，核心目的是记录善意、记录最珍贵的东西。”

谢琳希望大家真正去理解这对老人，理解他们那种心照不宣的离别与无力，理解他们在当下所做的决定，尽管存在局限性。”我们认识他们都是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视角，作为纪录片，只能力求跟他们走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这就是《前浪》的态度：不提供答案，只呈现复杂。回到具体的人的选择和处境上去看见，再去讨论。

05

在短视频主导注意力的时代，一部长片纪录片能够获得如此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看我们片子很多是年轻人，反馈常说‘这是给年轻人看的’、‘人间清醒’。”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50多分钟都没有快进，全部看完了。”

这恰恰印证了范士广的判断：“好的严肃的长内容，大家还是愿意看、愿意买单。我们永远不能对严肃的长内容失去信心。”

《前浪》系列还想继续拍下去。

衰老不是一道需要解答的题目，而是一段需要走过的路。

而所有关于老人的故事，最后都会回到年轻人自己，这是《前浪》抵达观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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