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风
婚育,国之大事。
01
结婚人数再次下降,什么信号?
民政部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相比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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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去年全国结婚人数一度大幅反弹,多地结婚人数创下多年新高。
去年反弹的支撑,恰是今年回落的症结。
去年是双春年,民间素有“双春宜婚”之说,正如龙年效应一样,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容低估。
同时,去年我国祭出结婚全国通办的大招,取消户籍限制,不用再提供户口本,带动结婚人数迅速走高。
今年以来,“双春”效应不复存在,松绑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结婚人数回落属于正常现象。
当然,无论双春年还是跨省通办,都只是短期变量,更深层的制约,还在于适婚人群减少。
一般而言,20-40岁为适婚年龄,对应1990-2006年出生人口,覆盖几乎所有Z世代群体。
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
Z世代群体少了几千万人,意味着哪怕结婚意愿不变,仅“主力军”收缩,都会带动结婚人数的趋势性走低。
同时,晚婚晚育成为常态。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4.8岁推迟到29.7岁,自然影响婚育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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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性别失衡、城乡结构错配、天价彩礼的存在,都是长期制约因素。
这也说明,鼓励生育是一项长期工程。
02
广深结婚人数再创新高,怎么回事?
虽说全国结婚人数下降,但广深等超大特大城市却集体创下新高。
今年上半年,深圳结婚登记5.72万对,广州5.2万对,创下近年新高,合计贡献广东全省近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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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大城市房价更高,教育养育负担更重,观念更为多元,结婚更晚,结婚意愿普遍较低。
但问题的一方面,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人口结构更为年轻化,适婚人口更多,结婚人数自然水涨船高。
不只广深,全国都是如此。省会基本还能保持增长,但三四线和县城,基本都已陷入负增长。
不过,大城市结婚人数创新高的背后,还有跨省通办政策释放的增量。
过去,结婚登记只能回户籍地办理,跨省通办之后,年轻人多了一个选择:就地在大城市登记。
外来年轻人口众多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上海2025年结婚登记12.5万对,其中全国通办3.4万对,占比近1/4,主要来自河南、安徽等地。
深圳近4成结婚来自跨省通办,去年11.89万对结婚人数中,4.5万对来自跨省通办,主要来自湖南、江西、广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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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两地的外来人口结构基本一致,上海、南京都是安徽的“第二省会”,深圳则有“湖南第二省会”之称。
可见,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带来的不只是年轻劳动力,更是结婚乃至生育的基本盘,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人口在流动,婚育也在跟着流动,中小城市孕育的新生人口,最终还是流向了大城市。
正是基于这一点,坊间有“小城市负责生娃,大城市负责抢人、拼经济”之说。
言外之意,大城市理应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中小城市的生育,这才是双赢之举。
03
鼓励婚育,国家又出手了。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文明确,首批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启动,多地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升为“一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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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门、云南宣威、黑龙江穆棱等地已率先响应,打响“生育友好城市”竞逐战。
在我国,未婚生子比较少见,结婚被视为生育的前摇动作,鼓励生育的前提在于鼓励结婚。
对此,自去年推出结婚跨省通办、育儿补贴和幼儿园大班免费教育之后,又一系列新动作落地。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有效治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等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
这意味着,鼓励生育正在迎来组合拳,从整治天价彩礼,到倡导积极婚育观,从真金白银补贴到延长婚假产假,不一而足。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延长婚假,最长的多达30天,另有20多个省份实现“生娃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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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浙江、福建多地发钱鼓励结婚,有地方给予一次性3000元奖励,有地方选择发放10张满2000元减100元的“甜蜜经济”消费券。
无论如何,环境越友好,政策力度越大,真金白银越多,婚育形势自然越乐观,反之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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