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拿了老宅340万拆迁款,两个姐姐各退回2万说不要,爸妈75大寿当天,两位姐姐电话关机,全家找了一下午也没找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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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江安,你两个姐姐怎么还没到?”



我看了眼手机,下午三点四十。说好两点到家里碰头,晚上一起去饭店给爸妈过七十五大寿。

“我打个电话。”我走到阳台上,拨大姐的号码。嘟——嘟——然后是一段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愣了一下,又拨二姐的。同样关机。

走回客厅,我妈已经把她那副老花镜从盒子里拿出来,架在鼻梁上,一遍遍翻着手机里的家庭群,好像在等她们俩发消息。

“关机了。”我说。

我爸坐在沙发里,脸上的笑淡了。他今天特意穿了件新买的唐装,藏蓝色,领口绣着福字。我妈也换了枣红色的外套,头发盘得一丝不乱。

“可能路上堵车。”我爸说。

这句话说完,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从我家到这儿,开车二十分钟,走路四十分钟。城东的饭店就订在离家三里路的地方,下午两点出门,三点半能走到。堵车?堵谁的车?

我妈不信这个邪,又拨了两遍,一遍大姐,一遍二姐。还是关机。

我爸说:“再等等,说不定在路上了。”

我点点头。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一天会发生什么。我只是觉得两个姐姐有点反常——她们从来不关机,尤其是来爸妈家的日子。

大姐结婚十二年,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二姐嫁得远一些,在城西住,开车四十分钟。但每次爸妈过生日,她都是第一个到的,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买菜包,进门就往厨房钻,系上围裙开始帮妈张罗。

今天,两个人都没来。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挂钟滴答响。我给我姐夫打电话:“大姐今天怎么还没过来?”

姐夫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她中午吃了饭就出门了,说是去爸妈家。怎么,还没到?”

“没到。她手机关机了。”

姐夫那边沉默了几秒:“关机?那不可能。她手机从来不关的,昨天还给娃开家长会拍照来着。我再打打试试。”

他打了,也没打通。

我跟我爸说:“要不……我去看看?”

我爸挥挥手:“去吧去吧,看看是不是你大姐在家磨蹭。”

我拿上车钥匙出门,先去大姐家。走到小区门口,碰到大姐的婆婆买菜回来,手里拎着一把芹菜,看见我就问:“江安啊,来找你大姐?她中午就走了,说去你爸妈那儿。”

“婆婆,她一个人走的?”

“嗯,一个人。我还问她怎么不带娃,她说今天爸妈过寿,娃跟着去不方便,让娃在家写作业。怎么,你没见着她?”

我摇摇头,没多说什么,上车往二姐家开。

二姐家在城西的一套老公房,六楼。我按了半天门铃,才有个邻居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找陆叶啊?她早上就走了,拖着行李箱。”

“行李箱?”

“嗯,我看她还拎了一大包东西,像是出门了。”

我心里突然一沉。拖着行李箱出门?二姐这是要去哪儿?她没说今天要出远门,爸妈七十五大寿的日子,她拖着行李箱离开家?

我站在楼道里,拨了二姐的号码。关机。又拨大姐的。关机。

我忽然觉得,今天这个寿宴,可能不会太平。

从城西回来,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我妈坐在沙发上,眼睛红红的,我爸在旁边拍她的手背,什么话也不说。

“没找到人。”我说。

我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你大姐二姐……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妈,不会的。”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没有底。

我报了警。警察调了监控,看到大姐今天中午十二点半从家出来,拎着一个深蓝色的拎包,在小区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南走了。二姐更早,早上八点多就拖着一个灰色行李箱,从小区后门出去,上了一辆长途大巴。

大巴的终点是省城。

大姐的出租车在城南的一个汽车站停下,监控里她下了车,进了站,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两个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站在派出所的走廊里,觉得有些恍惚。上午我还给两个姐姐发了微信,问她们下午几点到。大姐回了一个笑脸,说“下午到”。二姐回了一句“好”。现在,两个人一个坐大巴,一个坐出租,从城市的两端,各自消失了。

手机关机。朋友圈空白。两个人的社交状态,像被人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我回到爸妈家,把这个情况说了。我爸坐在沙发上,面色铁青。他的那只茶杯端在手里,没有喝,茶水凉透了,他也不放下。

“她们是在闹脾气。”我爸终于开口了,“就是闹脾气。肯定是昨天我说话说重了。”

我愣了一下:“昨天?昨天你跟她们说什么了?”

我爸没接话。我妈看看他,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没说。

“昨天你爸跟你二姐在电话里说了几句。”我妈轻声说,“也没什么事,就是说你二姐的孩子上学的事……你爸嘴快,说了几句不顺耳的话。”

我隐约记得,二姐的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报了一家私立学校的名,学费贵,要面试。二姐跟爸妈提过,想让他们帮忙打听打听路子。我爸当时说:“上什么私立,公立学校不也挺好?浪费那个钱干嘛。”

二姐说,学校有外教,课程不一样。我爸就说:

“孩子上学,是念书还是念洋文?你弟当初上的公立,不也考上了大学?再说了,你有那个钱吗?学费都掏不出来,还上什么私立。”

这话确实说得有点重了。但我没想到,二姐会因为这句话,在大寿当天关机走人。

二姐跟大姐不一样。大姐性子软,什么事都往肚子里咽,有时候就算受了委屈,第二天还是会笑嘻嘻地来爸妈家。二姐脾气犟,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从小到大,她跟我爸顶嘴的次数最多,也总说“爸偏心”。

但真正让我没想到的是大姐。大姐从来不关机。她是那种手机二十四小时在身上的人,就怕孩子学校有事找不到她。她什么时候关机过?

我想到一个可能。大姐是不是跟着二姐一起走的?她是不是也知道二姐的计划,所以提前打车去汽车站,跟二姐汇合了?

我越想越觉得像。两个姐姐,一个今天早上拖着行李箱出门,一个中午拎着包出门,都往南走,都关了机——她们一定是商量好了的。

可是,为什么?

就因为昨天我爸那句话?

“我再找找。”我站起来,“我去车站查,看看她俩是不是坐同一趟车。”

我妈拉住我:“都这个点了,怎么查?”

“妈,总能查到的。你先别急。”

安抚好爸妈,我又去了趟派出所。好说歹说,让值班民警帮我看监控。折腾到晚上七点多,终于确认了——二姐上了上午九点二十去省城的大巴,大姐在汽车站跟她碰了头,两个人一起上了那趟车。

也就是说,她们是约好了的。

二姐在家里等到大姐,两个人一起走的。大姐夫说“她说要去爸妈家”,二姐邻居说“出差”——她们是商量好了,瞒着所有人走的。

我爸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沉默了很久。后来他起身,去厨房里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又坐回沙发上。我妈问了好几遍“要不要报警找人”,我爸才说了一句:

“别报了,她们是故意的。”

他又说:“你给她们发个短信,就说……爸昨天话重了,让她们回来。”

我照做了,发了两条短信。等了一个小时,没有回复。我又打电话,还是关机。

那天晚上,寿宴没有办。饭店那边,我打电话取消了订好的包间。我妈说:“该给的钱给人家,人家都准备了一下午了。”

我把钱付了,又给饭店那边赔了不是。

回到爸妈家,已经很晚了。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忽然说起一件旧事:

“江安,你大姐结婚那阵子,你爸手头紧,没给她办什么嫁妆。后来你二姐结婚,你爸给了她两万块钱,让她自己买东西。你大姐知道这事,也没说什么。”

我没说话。

“后来老宅拆迁,你爸说钱都留给你。我们当时也问过你大姐二姐的意见,她们都说不要,说你是儿子,这钱该你拿。你爸心里过意不去,给她们一人两万,说多少是个意思。她们收下,没两天又退回来了。”

我妈停了停:“你爸昨天那句话……可能不是今天的事。”

“妈,那你们怎么不拦着我姐?”

“拦?”我妈苦笑一声,“你大姐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她要是真想走,谁都拦不住。你二姐更是,从小到大,她想干的事,你爸骂拐棍都拦不住。”

我没再问了。那天晚上我没回自己住的地方,在爸妈家沙发上凑合了一夜。

我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屏幕上还是那两条短信——“姐,妈今天说想你们,回来吧。”和“爸说昨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回复。

凌晨两点多,我忍不住又发了一条:“你们去哪儿了?回个话,让我妈安心。”

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大概过了十分钟,手机亮了一下。

是二姐的号码。只有六个字:“我们没事,别找了。”

然后,彻底安静了。

我盯着那六个字,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们没事。她们是安全的。可她们走了,走得干脆利落,连一句“生日快乐”都没留给爸妈。

我把这条短信给我妈看了。我妈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把手机还给我,进了卧室。我听见我爸在里面说了句什么,声音很低,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地板上,细长的一条。我躺在沙发上,想起小时候,大姐带着我和二姐在老宅院子里玩,大门正对着一棵老槐树,夏天槐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白花,大姐说,“那是给全家做饭的钱”。我那时候不懂,就是觉得槐花白白的,很好看。

老宅后来拆迁了,树也砍了。三百四十万拆迁款打到卡上那天,我爸把我们都叫回去,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吃得有些奇怪。两个姐姐都没有提钱的事,只说了些家常,然后走的时候,各从口袋里掏出两沓钱,塞在我爸手里,说:

“爸,这个钱我们不要。你留着,给弟弟用。”

我妈当时推让半天,她们还是不收。后来那两沓钱在茶几上摆了三天,第四天我爸把它们收进柜子里,叹了口气,没再提过。

那些钱,大概就是后来我爸给她们一人两万的来源。没想到她们又退回来了。

她们退回来的时候说了什么来着?

我刚出社会那年,工资不多。大姐二姐偷偷塞钱给我,我不要,她们说:“你拿着,姐不差这点。”

后来我工资涨上去了,逢年过节给她们红包,她们也收。但她们从来不主动跟我说缺钱的事。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两个姐姐好像根本不缺钱,可她们的日子,我清楚得很。大姐的公公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医药费花了不少;二姐为了孩子上学,愁得头发都白了好几根。她们不是不缺钱,是从来没开口跟家里要过钱。

而家里的三百四十万,我拿去买房了,首付付了一大半。我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写在房产证上。

那晚我想了很多。半夜的时候,我起床喝了口水,看到我妈房间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从门缝里看了看,我妈坐在床边,背靠着床头,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泛着光,她盯着屏幕,一动不动的,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没推门进去。

第二天一早,我又试着拨了两个姐姐的号码。一个停机,一个关机。

我给二姐夫打了个电话。二姐夫在工地上做技术员,手机整天带在身上。接通之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早上她收拾东西,我还以为她出差。到晚上没回来,我才觉得不对。”

“你也不问问?”

“我问了,她回了一条短信,说‘我没事,你照顾好孩子’。我再打,关机了。”

二姐夫顿了顿:“江安,你跟我说实话,你姐是不是在家里受什么气了?她昨天早上走的时候,眼圈是红的。”

我张了张嘴,半晌才说:“我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我挂了电话,又给大姐夫打。大姐夫正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说:“我问了,她娘家那边也联系不上。小雅昨天给她妈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关机。小雅都哭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姐夫,你别急,我会找到她们的。”

我说会找到她们,可是我连她们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省城那么大,两个人就像掉进海里,我该去哪儿找?

我回到爸妈家,把情况说了。我妈坐在客厅那把旧藤椅上,身子微微发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爸背对着我们,站在窗边,手背在身后。他一个字也没说。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老了。这个从来爱面子、嘴硬、一辈子不肯低头的人,此刻站在窗前,肩膀微微往下塌。他养了三个孩子,从小教育大的三个孩子,到了七十五岁生日这天,两个女儿不来了,儿子站在他身后,也找不回她们。

我忽然想起一件很小的事。我上小学那会儿,放学回家,看到我爸在院子里修自行车。二姐蹲在旁边,给他递扳手,递抹布,递螺丝。我爸手里忙着,嘴里念叨:“好了好了,我自己来。你去写作业。”二姐不走,还是蹲在旁边,问他:“爸,我的自行车是不是该打气啦?”

我爸说:“等你考完试,爸带你打气。”

后来二姐考完试,我爸却忙忘了。二姐没催,自己拿气筒打了好几下,也没再提过那件事。

那天傍晚,我收拾爸妈家的厨房。锅里的饺子是中午包的,虾仁馅的,一个个白白胖胖。我妈说,寿宴取消了,但饭总是要吃的。她煮了一锅饺子,放凉了,我们爷三个一起吃了几个。

饭后,我妈去洗碗,我听见水龙头下面传来吸鼻子的声音,很轻。我知道我妈在哭。

我站在厨房门口,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我爸在客厅里打电话。他一句话一个字地说,声音很大,但话很短:

“嗯,我是老陆。她不在你那儿啊?……行,打扰了。”

他一个一个地在打以前的老朋友、老街坊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他两个女儿。有些电话接通了,有些没有。我在客厅门口听了一会儿,心里堵得难受。

“爸。”我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手里还拿着电话。那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懊悔,像是委屈,又像是害怕。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又去拨下一通电话。

那天晚上,我爸妈家的灯一直亮到很晚。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夜色沉沉的,远处有几家的灯是暖黄色的。我想起我大姐教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一家人过日子,要互相体谅,互相搀扶着走。

可我忽然觉得,这些年,其实是我爸和我妈,一直靠着两个姐姐在支撑着这个家。她们有了难处,她们受了委屈,她们从不开口。可她们自己也有撑不住的时候,也有想走的时候。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条“我们没事,别找了”,忽然很想拨回去,告诉她们:姐,我知道了。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说什么,她们大概都听不见了。

夜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初秋的一点凉意。我把手机收进口袋,回屋的时候,看见我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翻出来的老照片,是我们的全家福。照片上大姐二姐还很年轻,穿着花裙子,站在老宅门口的槐树下,笑得眉眼弯弯的。

她轻轻摩挲着照片上两个女儿的脸,什么也没说。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伸手揽住她的肩。

“妈,她们会回来的。”我说。

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老宅还在,槐花开得正盛,大姐在灶台前忙活,二姐在院子里逗猫,我妈在门口喊我们吃饭。梦醒的时候,窗外已经亮了。

我摸了摸枕边,手机上有两条新消息。

一条是大姐发来的:“江安,姐没事。你别告诉我爸妈我们在哪儿,你告诉他们,我们就是想静一静。过一阵子,等我们都想明白了,自然会回来。”

另一条是二姐发来的:“江安,照顾好爸妈。你告诉他们,我不是生他们的气,我就是……有点累了。”

我盯着那两条消息,看了很久,一个字也没有回。

我在省城待了三天。三天里,我拿着手机里两个姐姐的照片,从汽车站问到火车站,从火车站问到城西的劳务市场,见人就问:“师傅,见过这两个人吗?”

绝大多数人摇头。有个卖煎饼的大姐多看了几眼,说:“这女的长得挺好看,是出什么事了?”我说是家里老人过寿,她们没回来,家里人找不着她们了。大姐叹了口气,递给我一个热乎的煎饼:“先吃点东西,找人不能饿着肚子找。”

我付了钱,道了谢,没吃,揣在兜里继续走。

第三天下午,我实在没辙了,去了省城客运站旁边的派出所。值班民警听我说完情况,查了系统,摇摇头:“这个我们真帮不了。”

“为什么?”

“她们是成年人,自愿出行,又没有报案说失踪,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们受到胁迫。这种情况我们只能登记备案,不能立案查找。”

“可她们俩一起失了联,手机关机,也不跟家里联系——”

民警看着我,语气缓和了些:“兄弟,我理解你着急。但你看,她们给你发了短信说‘没事’‘别找了’,说明她们是有意识地选择不联系。这种情况下,就算我们真帮你找,人自己不愿意回,谁也拦不住。”

我从派出所出来,站在台阶上,太阳白晃晃地照着。手里那张打印的照片被攥得皱巴巴的,两个姐姐的笑容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

我知道她们在省城。她们一定还在省城。可就是找不着,摸不到,像一粒盐化在汤里。

当晚,我住进汽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床单发黄,空调嗡嗡响,墙上有块暗渍,看着像一幅旧地图。我躺了一会儿,又坐起来,翻手机通讯录,翻了半天,找到一个人。

二姐的高中同学,傅薇。我记得她,以前来过我家,和二姐要好,逢年过节也会在微信上拜个年。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薇姐,我是陆叶的弟弟江安。您最近跟我姐联系过吗?”

消息发出去,等了十几分钟没回复。我正要放下手机,她回了:“江安?你姐怎么了?”

我把事情大致说了。又过了几分钟,她直接打了过来:“你现在在哪儿?”

“省城汽车站这边。”

“你姐昨天下午跟我一起吃饭了。”

我坐直了:“在哪儿?!她跟你说什么了?”

傅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江安,你姐不让我告诉你。但你这个弟弟来问了,我不能不说。你加我微信,我发你地址,你过来吧,我在店里等你。”

她发来一个定位——城东,一条小街,一个挂着绿色招牌的奶茶店。我打了个车过去,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店门半掩着,里面灯光昏黄,傅薇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面前摆着两杯没怎么动过的奶茶。

她看见我进来,站起来,冲我招招手:“坐。”

我在她对面坐下。傅薇比我大几岁,剪着利落的短发,妆容精致,看起来像是见过不少世面的女人。她把其中一杯奶茶推过来:“你姐点的,她说你小时候爱喝这个。”

我低头看了一眼,标签上写着“红豆奶茶”。

“我姐昨天真来了?”

“来了。坐了一个多小时。”傅薇看着我的眼睛,“她瘦了,眼下有青,精神倒还行。她说她和大姐住在一个朋友的老房子里,暂时不回。”

“……她们在省城?”

“她说她在省城。具体住哪儿,我不知道。她没告诉我。”

我攥着那杯奶茶,半晌没说话。傅薇也没催我,自顾自地搅着吸管。

“江安,”她忽然开口,“你知道你姐这些年,其实挺不容易的吗?”

我抬起头。

傅薇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点无奈:“你姐嘴硬,从来不说。但我跟她认识多少年了,她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她嫁到那边去,你姐夫常年在外头跑工地,两个孩子都是她自己带。她婆婆身体不好,帮不上忙。她公公有病,动手术的钱,你姐自己掏了一大半。她跟你爸妈提过一个字吗?”

我说:“没有。”

“是啊。”傅薇端起奶茶喝了一口,“她从来不跟家里诉苦。你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她。

“因为她觉得,说了也没用。你爸那个人你是知道的,嘴硬心也硬,不会因为女儿喊声苦就软下来。你姐以前跟我喝完酒,哭过一次,说‘傅薇,我在家里排在最后一位,什么都轮不到我开口’。”

“最后一位?”

“她说的。你大姐结婚的时候没嫁妆,你二姐结婚的时候给两万,后来老宅拆迁三百四十万,一分钱都没轮到她跟你大姐。你姐说,‘我不是真的想要那笔钱,我就是觉得,从小到大,我好像从来没被他当一回事过。’”

傅薇的话像一根针,直直扎进我心里。我想出声反驳,却张不开口。

她看着我,又说:“江安,你别怪我说话直。你姐昨天来的时候我说她,你走了,你爸也就那样了,你何必非要去争。你姐说,‘我没争。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我累了。我从嫁人到现在,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孩子、丈夫、公公婆婆,哪一样不是我在操心?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坐下来吃顿热饭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复述一段对话,可我却仿佛听见二姐就坐在对面,声音里带着泪意。

“她让我别告诉你,”傅薇说,“但我觉得,你这个弟弟,应该知道。”

我低下头,面前的奶茶凉了。红豆沉在杯底,一粒一粒,像凝固的句号。

“薇姐,”我开口,“你说的那个朋友的老房子,你知道吗?”

“不知道。她没细说,就说住在一个朋友那边,挺安静的。你姐那个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你就是撬开她的嘴,她也一个字不会说。”

我从奶茶店出来,站在街边。路灯昏黄,树影在风里摇晃。夜里的省城并不安静,车声人声远远近近地传来。

我站了许久,拨通了家里电话。

我妈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轻:“小安,找着了吗?”

“……还没。妈,你放心,已经有消息了。二姐昨天还在省城,见过她朋友。”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那她好不好?瘦了没有?吃饭了没?”

“薇姐说,她瘦了一点,精神还行。”

“……那就好。”我妈顿了顿,“你跟你二姐说,让她别担心家里,我跟你爸都好。她不回来也没关系,别委屈了自己。”

“妈……”

“你爸在旁边,他让我跟你说——”我妈的声音停了一下,我听得出她在忍眼泪,“他说……他说他在家里等她。”

我握着手机,嘴唇动了动,最后只应了一声“嗯”。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路灯下,觉得胸口堵了一块石头。我爸那句“他在家里等她”,从他嘴里说出来该有多难。

我决定再找一天。如果明天还找不到,我就先回去。我不能让两个老人一直干等着。

第二天一早,我从旅馆出来,给大姐夫打了个电话。

“姐夫,大姐有没有联系过你?”

大姐夫说:“昨晚发了两条短信,一条问她妈,一条问我爸身体怎么样,到没到复诊的日子。我问她在哪儿,她没回。”

“没回?”

“没回。”大姐夫的声音有些疲惫,“江安,你大姐这个人,你也知道。她心里有事从来不说,自己憋着。这回能把两个孩子都放下走,我是真没想到。你说——她会不会是真生了什么大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起傅薇说的那句“她觉得自己排在最后一位”,忽然有些明白,大姐不说话,不是因为她没有想法,而是她的想法,从来没有人认真听过。

我挂了电话,站在旅馆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那天监控拍到她们下车的地方再碰碰运气。

省城汽车站出站口正对着一条老街。街上卖小吃的、拉客的、卖手机卡的,挤成一片。我拿着照片挨家问过去,问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一个水果摊的老板娘认出了照片里的人:“哎,这两个女的?前天早上在我这儿买过橘子。”

“您还记得她们往哪边走了吗?”

老板娘想了想:“往东边去了。两个人就买了十个橘子,还跟我说了句话,问我橘子甜不甜。我说甜,她们就买了。”

“东边……多远?”

“那我就不知道了。她们走得不快,但我忙着做生意,没多看。”

东边。我沿着那条街往东走,走了一段,街道变窄,楼房变矮,渐渐没什么商铺了。两边都是老小区,墙皮剥落,窗户旧旧的。路边的香樟树底下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我拿着照片又问了几个,都说没见过。

太阳升高,我走得口干舌燥,在路边树荫里站了一会儿。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江安?”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不认识。

“你是谁?”

“我是……你大姐的朋友。你大姐不让我打这个电话,但我看你满城找她们,觉得心酸。你大姐她带着你二姐,在城郊住,具体地址我不能说。我就告诉你,她们住的地方不好找,但她们不缺吃不缺穿,你回去放心。等她们气消了,自然会回来。”

“大姐的朋友?”我问,“你们在一起?你把地址告诉我,我去看看她们。”

“不能告诉你。”

“我求你了。”

那头沉默了几秒:“江安,不是我不肯。你大姐说了,你要是找上门来,她就换个地方走。你逼得越紧,她走得越远。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怔住了。

她叹了口气:“你姐不是跟家里断交,她就是……累了,想歇一歇。你回去跟叔叔阿姨说,别再打听她们的消息了。老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好好的,她心里也安定些。”

电话挂断了。我攥着手机站在路边,那棵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阳光穿过树叶落在地面上,一块一块地动。

我站了很久,最后打了个车回旅馆,收拾东西,买了当天下午的高铁票回去。

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我妈在厨房里做饭,看见我回来,只问了一句:“找着人了吗?”

我摇头。

我妈没再问,转身把锅里的菜盛出来。那顿饭吃得安静。我爸坐在桌边,筷子伸了几次,每次夹一口菜就放下。他也没问找人的事,只是吃饭。可我看得出,他一直竖着耳朵听我说话,等我开口说点什么。

我吃完饭,帮着收拾完碗筷,坐到客厅里。我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我:“你看这个。”

我接过来,屏幕上是一张照片,发在家庭群里的。照片上是一碗面条,白瓷碗,汤色清亮,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底下有一行字:“今天自己做的面,吃得很饱。”

是大姐发的。没有配其他说明,也没有人在群里回话。可我看得出,那个碗,是老家那套青瓷碗。

我妈说:“下午三点多发的。你爸看了,在阳台上站了半天。”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那碗面,平平常常的一碗面,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她们没有走太远。她们不可能走太远。那套碗是我妈年轻时候买的,一套六个,用了三十年。大姐结婚那年,我妈把那套碗给她带了过去,说“过日子用得着”。她用那套碗吃的面——她一直带着它们。

她不是要跑得远远的。她只是想换个地方待一待。

我放下手机,深深吸了一口气:“爸,妈,你们别担心了。姐她们会回来的。”

我妈点点头,没说话。

我爸坐在那边,嘴唇动了动,忽然开口:“小安,你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走到阳台上。外头起了风,夜色压得很低。我爸背对着我,两只手撑在栏杆上,看着远处。

“你那两个姐姐……从小到大,我有时候说话不注意。”他说,“我也没想到她们会记成这个样子。你替我跟她们说句话。”

“爸,我不知道她们在哪儿。我连电话都打不通。”

“打不通也没事,你发了消息,她们总看得见。”他停了一下,“就说——就说爸爸对不起她们。”

我愣住了。

这是我爸这辈子第一次,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他这些年,从不认错,也不会道歉,有时候明知道是自己说话过分了,也只会用沉默糊弄过去。可他今天说了。

“爸,你别想多了。姐她们不是记恨你,她们就是——就是有点累。”

我爸没接话,转过身,进了屋。阳台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有些泛红。

那之后的日子,我搬回爸妈家住了一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回去陪他们吃饭。我妈的膝盖有老毛病,天一转凉就疼,我给她买了护膝,又托人带了几副膏药。我爸还是那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换台的时候总会在一个调解类节目上停留,看里面一家人闹矛盾又和解,看一会儿又换走。

我没有再拨打两个姐姐的号码。也没再发消息。二姐最后一次回的那句“爸好,妈好,家里都好。我知道了”,我一直存着,没删。

过了大概十天,大姐夫打电话来,说收到了一个快递,是大姐寄来的。里面是一套孩子的小棉衣,两张银行卡。她没留纸条,但大姐夫说,他知道那张卡密码——是小女儿的生日。他说:“一张是孩子的学费,一张是给妈的,密码是小雅生日。她没说别的。”

又过了一周,二姐夫发来一条视频,是二姐的女儿在客厅里跳舞,跳完对着镜头喊:“妈妈,我考了一百分。”视频发到家庭群里,没有人回复。可那天晚上,我妈在饭桌上忽然红了眼睛,说:“你二姐肯定看到了。”

那天夜里,我坐在自己房间的床边,手机上还是两个姐姐的头像。大姐很久没换过头像,是那年带孩子去海边拍的,笑容温和。二姐的头像换了一张山景的照片,天蓝云白,草木葱茏,看不出是在哪里拍的。

我点开二姐的头像,看了一会儿,在聊天框里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还是发出去一句:“姐,妈说,你要是累了,就在外面多歇几天。家里有我们,你别担心。”

消息发出去之后,过了很久,我没有收到回复。可我知道,她也看到了。

又过了一阵子,我爸跟我说,他想把老宅的那笔钱分成四份。

我愣了一下:“四份?”

“你一份,你两个姐姐一人一份,我和你妈留一份养老。当初是我想简单了,以为儿子养老,钱都留给你合适。但你两个姐姐也是我孩子,我不能让人说闲话。”

“爸,姐她们不是那种人。她们从来没要过这笔钱。”

“我知道。”我爸说,“她们不要,那是她们的事。我给不给,是我的事。你明天去银行问一问,看看那笔钱怎么转。转到她们卡上,她们不要,就留着,等她们什么时候要了,什么时候算。”

我看着我爸。他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没喝,也没放下。他的背脊没有从前那么直了,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点固执,但那固执里,好像多了些别的东西。

我没说话,第二天真去银行问了一圈。工作人员说,那笔钱的一部分已经付了房子首付,剩下的还在定期里。要分成几份转出去,需要本人到场,或者做一份委托公证。

“她们本人不在,能办吗?”

“您需要提供书面委托,或者亲属关系证明,然后到公证处做公证。您说的两位姐姐现在联系不上,那这个就没法办。”

我没辙,把情况告诉我爸。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等着。等她们回来,再办。”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平静了许多。我妈不再整天对着手机发呆,开始恢复每天去买菜的日常。我爸偶尔会主动提起两个姐姐小时候的事,说大姐小时候数学好,永远考第一,二姐胆子大,敢爬院子里的老槐树。

“你二姐那会儿,”他说,“爬上去下不来,蹲在树杈上哭。我在底下招手,让她跳下来,我接着她。她不敢,后来还是你大姐搬了个梯子,把她抱下来的。”

说着说着,他就不说了。杯里的茶凉了,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

到了第五十天,大姐夫又打来电话。这次他的声音有些急切:“江安,你姐又寄东西来了。这回是寄到公司,一个文件袋。”

“什么东西?”

“你来看吧,我看不懂。”

我请了个假,去了一趟大姐夫的工地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有些旧,封口用胶带粘得整整齐齐。上面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写了一行字:“转交江安。”

我剪开封口,里面掉出来两张纸。一张是打印的表格,看着像银行的什么业务单,已经被填写好,只差签名。另一张是手写的留言,字迹是大姐的,一笔一画,写得认真:

“江安,这是爸那笔拆迁款的一部分。我和二姐商量过了,我们两个人的份额,转到你名下,你帮我们存着。以前我们说不要,是真的不想要。但现在我们想要了,因为我们想好了,这笔钱,以后就作为爸妈养老的备用金。你管着,别乱花。等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再商量怎么用。”

纸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补上的:“其实我们就是想有个回来的理由。”

我手里攥着那两张纸,站在工地的院子里。头顶上的塔吊转过来转过去,轰隆隆的声响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那笔钱,她们收下了。用另一种方式。

我把那两张纸带回家给我爸妈看。我妈看完,捂着嘴,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我爸拿起那两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放下,起身走到阳台上去。

这一次他没有站太久。大概两三分钟,他就回来了,眼睛红红的,但声音还算平稳,说:“行。她们想这样,就按她们说的办。”

第二天,我按照大姐留下的那张业务单,去银行办手续。柜台工作人员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填了一堆表,最后说:“可以了,这笔款项会按您姐姐的要求,进入指定账户。您确认一下。”

我点了确认。手续办完,我走出银行大门,外面的太阳很好。路边有人推着婴儿车经过,孩子咯咯地笑,母亲弯腰给他擦了一下嘴角。

我想起大姐家的两个孩子,想起二姐的女儿在视频里跳舞的样子。她们妈妈走了快两个月了,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想,等有一天她们的妈妈回来,一定会抱抱她们,亲亲她们,说一声“妈妈回来了”。

我低头看手机,犹豫了一下,给大姐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姐,手续办好了。钱都按你说的安排好了。爸说,等你们回来。”

发完之后,我收起手机,没有等回复。

那天下午,我回到爸妈家,帮他们把院子里的花浇了。我妈站在门口,忽然开口:“小安,你说,你姐她们是不是快回来了?”

“快了。”我把水壶放下,“她们说了,等想明白了就回来。”

我妈没说话,走进屋里去了。可我看见她转身的时候,嘴角微微翘着,像是把那句话放在心里了。

傍晚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声。我拿起来一看,是二姐的号码,回复了一条消息:

“知道了。我们过两天就回去。”

我忽然觉得,那年夏天的槐花,好像又要开了。

大姐说“过两天就回去”,这句话成了我们全家接下来十四天里唯一的指望。

第一天,我妈把冰箱里攒的排骨拿出来解冻,说你大姐爱吃炖的,二姐爱吃糖醋的,咱都做上。第二天,她让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鲈鱼,说你二姐打小就爱吃清蒸的,鱼要选活蹦乱跳的。第三天,她没提买菜的事,坐在客厅里看了半天的门。第四天傍晚,她终于问了我一句:“小安,你姐说‘过两天’,是不是说她们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爸倒是没问。他每天早饭后出门,到小区门口那棵梧桐树下站一会儿,傍晚再去一趟,像是在看路上有没有人拎着行李箱走回来。有一回我看到他弯着腰,拿着手机看屏幕上的一条消息——是大姐发面的照片。他看了很久,到头来也没有放大,只是把手机收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第十四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给我妈端了杯热牛奶,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手机。忽然,手机亮了,我妈手一抖,牛奶洒了一片在茶几上。

我凑过去看。是大姐发的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白瓷碟子和一碗白米饭,米饭上摆着一双筷子,旁边整整齐齐地放着另一副。碟子已经空了,碗沿上沾着一点油光。照片下面没有配字。

我妈盯着照片看了很久,伸出手指轻轻抹了一下碗沿,像是隔着屏幕摸到了什么。“这还是两个人,”她说,“她们今晚在一块儿吃的。”

我给大姐拨电话。关机。给二姐拨,也是关机。

“妈,她们没回来。”我把手机放下,“但她们也还没走远。”

我妈没接话,低头把那杯泼了的牛奶擦了,动作很慢。她把抹布叠成方块,又摊开,又叠上。我看着她这个样子,心里像塞了一团浸透了的棉花,沉得说不出话。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再去一趟省城。

出发前,我去我爸房间拿他床头的旧手机充电器。他从床上起来说:“找什么呢?”

“充电器。我手机没电,借用一下你的。”

我爸指了指床头柜:“在抽屉里。”

我拉开抽屉,手碰到充电器的时候,碰到了一样东西——一个硬质牛皮纸信封,边角有些毛了。抽屉里明明放着充电器,那信封却压在上面。我顺手把那信封抽出来看,封口没粘,里面露出一张纸。

我爸猛地从床上弹起来:“你别翻我东西。”

我拿着那个信封,看了他一眼:“爸,这是什么?”

他伸手要抢,我没给。两个人站在床边僵了一会儿。我爸那张脸紧绷着,嘴唇抿成一条线。他不是生气的样子,他是在紧张。

我把信封里的东西抽出来。一张纸,A4大小,打印的,最上面一行标题:遗产份额放弃确认书。下面列了三行签字栏。第一行“江安”,后面是一个签名,看着像是我的笔迹。第二行“陆明芬”,签名有些歪斜,像是一个不常写字的人认真描出来的。第三行“陆叶”,签名流畅有力,是二姐一贯的字。

日期是她们离开前一个星期。

“爸,这个……我签过吗?”

我爸坐到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不说话。我又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还印了一小段字:“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签署各方均明确知晓并同意放弃对上述拆迁安置补偿款的全部继承权利。本协议一经签署,不得反悔,也不得另行主张任何形式的分配请求。”

我看完,脑子里嗡嗡地响。我确实不记得自己签过这样一份东西。我只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拆迁款下来之后,我爸去办过手续,说“钱都归你,你签个字就行”。我当时好像签过一张什么表,但签的时候上面没有“遗产份额放弃确认书”这个标题,也没有我两个姐姐的名字。

“这个是……她们签的?”

我爸终于开口:“你姐她们那天来家里,你不在。我拿给她们看的,说这个钱将来给你,让你姐她们签个字,做个证。免得以后有什么纠纷。”

“爸,”我把那张纸举起来,“她们签了?”

“签了。”

“那你告诉过我没有?”

我爸别过头去,没说话。我又问了一遍:“爸,你告诉我过吗?”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我爸的声音低下去,“你先别跟你妈说——”

“我为什么不跟她说?”

“你妈不知道这事。”

我攥着那张纸,站在他面前,心里翻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我刚想说点什么,房门口传来我妈的声音:“你们爷俩吵什么呢?”

她手里端着一碗粥,是给我爸的。她站在门口,看看我爸,又看看我,最后目光落在我手里那张纸上。她脸上的表情变化很细微——先是一愣,然后像明白了什么似的,低下眼,把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这个啊……我知道。”

“妈,你知道?”

“你爸拿了这张纸回来那天,我看见了。”她声音很轻,“你姐她们走之前那天,在这儿签的。你二姐看了半天,问了一句‘爸,这是要我们放弃吗’。你爸说是。你大姐没说话。你二姐又说‘那你给我们这2万算什么’。你爸说,那是补偿。你二姐没再说话,把字签了。”

“那2万……她们不是退回来了吗?”

“是退回来了。签完字当天下午,你爸去银行取了四万现金,一人两万。当天晚上你二姐给妈打了电话,说你爸的2万是啥意思,是可怜她吗?她没说完就挂了。第二天,两笔钱原路退了回来。”

我转过头,看着我爸。他坐在床沿上,双手绞在一起,像个闯了祸又被家里人逮住的孩子。他嘴唇蠕动了两下,最后说出一句话:“我真没想到她们会真的走。”

“爸,”我说,“你让她们签了字,给了两万块钱,说不要又退了。你换你,你走不走?”

我爸没有说话,房间里的空气像凝固了。我妈靠到门框上,用手扶着门框,她那张一向平和的脸此刻绷得紧紧的,眼角有些泛红。

“小安,”她低声说,“你不知道的还多着。”

我走出房间,把那张纸放到茶几上。我妈跟着出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半天才开口:“你爸那天拿那张纸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两个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这钱给了她们,将来不知道姓什么。我当时就骂了他一顿。他心里不舒坦,第二天又改了口,去银行取了四万块钱,想给她们补回来。可你二姐退钱的时候,给你爸打了一个电话。”

我坐到她旁边:“她说什么?”

“她就说了一句,‘爸,签字也签了,钱也收到了,往后你和我妈好好的就行了。不用惦记我们,也不用给我们打钱。我们就当自己没分过这个家。’”

“那大姐呢?”

“你大姐一个字没提,钱也退了。第二天下午,你二姐来家里接你大姐。你大姐跟你妈说,她想出去透透气,让妈别担心。妈当时没多想,就说‘去吧,早点回来’。谁知道——”

我妈说不下去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张纸,沉默了很久。所谓“反正女儿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我从二姐嘴里听过,从大姐的沉默里感受过,但这是我妈第一次亲口向我证实,这是我爸亲口说的。

我问我妈:“妈,这个家,我是不是一直不知道很多事?”

我妈没有回答。她低头把茶几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朝上。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发现那张纸的背面除了刚才那行字,还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细得几乎看不清楚,像是签完字之后随手写上去的:

“我们走了以后,爸妈就交给江安了。”

那显然是二姐的字迹。我看完,心里猛然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得一片空白。她们不是赌气才走的。她们是在签完那张放弃承诺书之后,才彻底放下了这个家。

我拿起手机,按了二姐的号码。依旧关机。我调出微信,发了一条语音:姐,我知道了。你和大姐签了那张纸,我知道了。如果你是因为那张纸才走的,你回来,我把钱弄回来,重新分——

消息发出去,没有回音。那头像是深深地睡了过去,打醒不了。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一趟银行。我想把那张协议涉及的那笔款项理清,看看有没有办法撤销。工作人员查了以后告诉我,协议一经公证生效,反悔需要所有当事人当面确认。也就是说,想改,必须把两个姐姐找回来,当着她们的面重新走一遍程序。

我走出银行,站在台阶上,雨已经停了。空气湿漉漉的,路面泛着光。我捏着那张银行的回执单,正准备拦车,手机忽然响了。

是傅薇。

“江安,你姐今天来找我了。”

我抓紧了手机:“她在哪儿?”

“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傅薇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她走之前,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傅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她说,‘协议的事,你别折腾了。法律上已经走完了,钱也到账了。你别想着再改,改不了的。姐不是在乎那个钱,姐在乎的——是爸让我们签自己放弃的那个下午,他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们倒。’”

我怔住了。

“她还说,你爸后来往她银行卡上打了2万块钱,她退了。但她看得到记录。其实你爸不是只打了一次,他打了三次。头一次是签字那天晚上,退回来了。第二次过了三天,又打了一次,又退回来。第三次是她们到省城以后——”

“第三次?”

“第三次她没收。她说,你爸让人转账的时候,备注写了句‘养老钱’。”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我爸打了三次钱。第一次我听到过,第二次退回来了,第三次我没听任何人说过。他不是不想留她们。他只是不会做,也说不出口。每一次打钱,都打在了她们心上最疼的那个地方,因为每次打款,都在她们签完放弃之后。

“薇姐,你刚才说你姐来过——她有留下什么给你吗?”

傅薇沉默了几秒:“……你怎么知道?”

“直觉。”

“你等着,我拍了张照,发给你。”

微信里传来一张照片。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正面写着三个字:“给江安。”底下压着一张纸,拍的有些模糊,但我能认出那是我二姐的笔迹:

“钱已经到户了。余下的手续我都帮你办好了,你不用操心。家里的事,你该管就管。你小时候我给你织的那条围巾,在妈柜子里最上面那格。天冷了记得拿出来戴。”

底下还有一行字,像是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笔尖在上面戳了几个点,最终还是补上去的:

“别跟爸吵。他不是不疼我们,他只是觉得女儿跟儿子不一样,所以从小到大,他给我们撑的伞,都是斜的。”

我看完那句话,拿着手机站了很久。雨后的风很凉,吹在脸上,又酸又涩。她不是在求原谅,也不是在出口气。她是在告诉我——这个家她放弃了,但她不怨谁了。

我给傅薇回了一条,问她信里还夹着什么别的没有。傅薇说:“信封是空的。就那张纸。哦对了——信封里头还掉出来一张车票,是四月十八号的,省城到咱们那儿的,我拍给你看。”

她发过来第二张照片。一张旧火车票,高铁二等座,日期是四月十八号——正好是我爸七十五大寿的前一天。我盯着那个日期,心跳忽然快了几拍。

她们本来买好了车票的。她们原本打算回来的。那张票的票根上,检票口旁边打了一串号码,我放大来看,是检票的信息。她们真去过车站——但那天那趟车,她们没上。如果她们上了车,她们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寿宴上,我爸会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唐装,我妈会打两个电话催她们快点过来,一切都会不一样。

可是她们没上车。那是什么让她们在最后一刻掉头走的?

我回电话给傅薇:“薇姐,那张票是怎么回事?她们是当天没上车,对不对?”

傅薇静了几秒,说:“江安,你姐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那天的车票她买了两张,她跟大姐在候车室坐了一个多小时。快检票的时候,大姐接到一个电话。打完电话,大姐的脸就白了,她说,‘走不了了,咱们不能回去。’你姐问她为什么,大姐说:‘爸让人去查我的账户了。’”

我整个人僵住了。

“查账户?”

“你爸在你姐签字那天找了律师,让人调查她们名下有没有负债,怕她们分了钱拿去填窟窿。那律师是你爷爷辈交情的一个旧相识,跟你姐说了实话。你大姐当时就坐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听完那句话,把那两张票撕了一张,剩下那张留着,没上那趟车。”

傅薇的声音低了下去:“你姐说,她不是恨你爸偏心。她只是觉得,爸找人查她的账户——比让她签放弃协议还凉。”

我握着手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候车室里那一幕,我想象得出来——两个女人手边放着行李,手里捏着回家给父母祝寿的车票,然后被人告知,她们的亲爸正让人翻她们的底细。

我爸站在房间门口,手里端着他那只凉透了茶的旧杯子。他听见了电话。他整张脸涨红,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你听她们瞎说!我什么时候查过她们账户?那是陈律师多嘴,他自己揣摩的——他说女儿家怕在外面欠了债,到时候要连累到整个家产的处置。我没让他查!我就是问了句,她们是不是手头紧。”

“爸,”我看着他,“那她们要不要回来,跟这件事有关系吗?”

我爸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我妈坐在沙发上,双手叠在膝盖上,指头绞得发白。她看了我爸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最后开口:“小安,别跟你爸吵了。有些话,爸没说出口,但妈知道,他心里也是难受的。你爸这个人,嘴巴糙,心也糙。他是想着,你姐她们要是真缺钱,他给她们打两万块钱缓解缓解。但他那个法子,打在人家心口上,谁能接得住?”

那天夜里,我坐在阳台上。风从敞开的窗户里吹进来,有点冷。我拨了那个陌生号码——上次那个自称大姐朋友的女人。响了几声,居然接了。

“喂?”

“我是江安,我知道你是陈律师那边的。”我说,“我不为难你,我就想问一句——我姐她们走,到底是不是因为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她最后说了一句:“江安,你回去问问你妈,你小时候那条围巾是怎么来的——你姐织那条围巾那年,你爸跟你姐说过什么话。”

“我爸说了什么?”

“你妈知道。你妈一直知道。她没跟你提过,是不想你难受。”

电话挂断了。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夜风很冷,我看着客厅玻璃门里我妈的身影,忽然觉得,我妈瞒着的东西,可能比我爸瞒着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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