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清华求学七载

1934年，梁方仲（左二）与谷霁光（左三）、罗尔纲（左四）、汤象龙（右一）、吴晗（右三）

选自：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

1926年秋父亲以高中一年级学历跳两级报考清华大学，发榜前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知榜上有名，惊喜莫名。据统计，清华大学1925年新生录取率为13.27%；父亲报考那年（1926年）考生978人，录取122人，录取率仅12.27%。他报清华的主要原因是：其一，慕清华之名气与深具特色，并看到清华地位正迅速上升。与当时名校相比，清华校龄仅属弟弟辈，其创校时间较之平津地区的北大、燕京、南开、辅仁以及外地的金陵、圣约翰、武大等大学均迟。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后，由于经费较有保障，师资阵营日益强大，新式教育色彩浓厚，办学成绩显著，留洋机会多等多种原因，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跻身国内名校行列，并在国外亦有好名声。其二，他所读天津南开中学是北方乃至全国的著名中等学校，有人称之全国最好之中学，师生水准皆高，该校毕业生报读名牌大学成了一个传统，其中1925—1926年共被清华录取了47人，占直隶（河北、北平）被清华录取者总数96人之近一半。父亲报考清华之另一原因，乃他自幼对清华有印象并密切注视它的发展。众所周知知，清华学堂乃靠庚子赔款之退回款而兴办的，而负责向美交涉索回退款以及将退款专用于办学诸事，皆与时任我国驻美公使梁诚有关。梁诚（1864—1917）是广东番禺黄埔村人，是父亲曾祖父肇煌的同村同族同辈兄弟。据家人传述，梁诚早年得以幼童身份留学美国和后跟随张荫桓出使美国，皆曾得肇煌的荐助。梁诚成为职业外交官后仍与我家前辈时有来往与合作，如清末收回粤汉铁路自办运动中，就跟曾祖父庆桂、祖父广照国内外紧密合作，梁诚和梁庆桂曾分别当选为粤汉铁路南段正副总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藉梁诚等族人（亲戚）的关系，父亲很小时便把清华这名字深深印入了脑海中，挥之不去。叔叔嘉彬晚年(1992年)曾专门撰文谈此事。

父亲曾言，中学阶段他受一好友影响，很早便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和中国长久以来属农业大国的现实，他深信中国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立下要为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出力的志向。因此，他报读了清华大学的农学系。不料，入读一年后，校方以学生不足为由，裁撤了工程、农学、音乐与体育四个系。此时，他要么转去农学很有名的金陵大学，要么转读他系继续留在清华。考虑再三，父亲“舍不得清华那块有名的招牌”(父亲语),一直对北京感情深的家长也反对他转校。

第二年开始，便转读西洋文学系，旨在将自己的外语水平提高一步，第三年才读经济系，他认为经济学与国家民生关系密切，农业经济问题当属该系的教学和研究的重要范畴。1928年清华大学法学院仅有经济与政治两系(1932年始增设了社会学系)。1929年经济系之教授有陈总(陈岱孙，院长兼系主任)、李守坤、蔡可选、周炳琳、萧蘧、陈肇彰；政治系的教授包括吴之椿(主任)、浦薛凤、王化成、张奚若、Q.Wright、胡道维等。

尽管四年读了三个系，父亲1930年秋仍如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适值毕业前一年(1929年)清华决定开办现代意义的大学研究院(GraduateSchool of Tsing Hua University),1930年首次招生，父亲深感有必要再深造，并得其老师陈岱孙、陈锦涛等之鼓励，决定入读研究院，成为了该院第一届研究生，于其经济研究所继续研读经济学。在此研究院建立前清华尚有另一研究院(TheResearch Institute of Tsing Hua College)。

两者乃在清华不同时期而性质有别的研究院，先父曾撰文专门介绍新研究院第一级的情况。1925年建立，1929年撤销的清华(学堂)研究院，它涉及的修研领域仅国学(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学生来源多不属本科毕业生，主要来自更大比例同等学力的学生，后人为免于混淆于后来(1930年)建立的研究院，将之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在吴宓领导下，聚集了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和著名学者李济等，短短四年中培养了国学学生68人，对中国国学研究建设贡献殊大，影响深远。

很有趣的是我无意间检出了一份父亲手写介绍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级的草稿(该稿大概是为校内刊物或墙报、谈话而写),在该稿中父亲从当事者(研究生)角度，以浅白轻松的方式介绍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级之某些具体情况和它与国学研究院(所)的差别。考虑到它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故录下以飨读者：

研究院第一级介绍提到我们研究院，许多人或者会联想到本校于十四年开办十八年结束的那个国学研究所。在这里我们要声明一下，就是：两者性质是截然两样的。显而易见的分别，举个例来说，他们的年龄平均计算起来至少都有值得我们“以兄事之”的资格——据说他们当中有一两位已经儿女满堂，年近不惑的同学(自然这句话可靠与否，还得考证),但我们的平均岁数，也不过二十二、二十三左右。由此我们研究院至少在同学的年龄方面，便与昔日的国学研究所不同，更不必讲到入学的手续与毕业的期限……种种的分别了。

本院正式成立是在十九年秋季，我们侥幸都算是院的长子。我们这一级同学共有十一人。其中六位是直接从本校毕业后免考入学的，其他五位全是考取的了。考取的同学本来有八位，但有两位没有入学(他们在后一年才入本院),还有一位入了不两个月便因为有所高就就“去而之他”了。考取的同学计南开大学三人、燕京大学二人和本校毕业同学三人。他们都是经过七天十种课目每种三小时的试验，时间时在盛暑，回想起来，真叫不易。

我们十一人当中属于历史学系的四人，政治学系三人，经济学系二人，中国文学及物理学系各一人。说到籍贯北方人只有一人，说到性别女生仅一人，而且说也奇怪，这个女生正便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北方之强者，也叫不易。

按照清华的不成文法，凡大学四年级的同学都自称或被称为老大哥，这样的比例上说起来，我们研究院的同学都似乎应当自称作“老爷”了——不错，以前国学研究所也是有这个尊称的；我们为什么得不着呢?简单的答复，不过就是因为，我们人老而心不老，行为更不老，这可以从各方面看出来：

普通心理学、生理学或人类学告诉我们：年青人与年老人最大的分别，在于前者好动而后者不好动。所以研究院同学老否，即可从他们好动与否去观察之。在用功时期而心猿意马，蠢蠢欲动者，我们当中当然少有；至于课外一切活动，我们的范围就不见得会十分亚于大学部的同学了。学校学生会每次对外的活动，我们总有同学在里面赞助，运动会和其他各种比赛，我们也尽有同学参加(助兴一层更是不用说的了)。图书馆、科学馆固然是我们常在的作息所，体育馆和运动场也是我们时常出没的地方。联络内部感情，我们有级会；增进外面的友谊，我们又有篮球等各种球队的组织。说到玩的人才，我们也不见得缺乏，如几位鼎鼎大名的运动大将如有萧涤非君外，至于中乐西乐，昆曲二簧，也有人能胡来一气。总之：我们是活而静的团体。我们老否，当思过半了。

至于我们能否能以这种长生不老的精神，用于学术上的研究，以谋中国学术的独立(这是本校设立研究院的目的),这固然是在本院同人的努力，但应有待于师长和同学们的指导和督促!

依清华大学的规程，研究院的宗旨在“训练毕业生继续研究高深学术之能力，并协助国内研究事业之进展”。公开招生，修业期初定3年(后遵教育部令改为2年),除专题研究外，第一年得修12—18个学分，第二年6—9学分，第三年6个学分，共24—33学分。毕业条件有四条：

1.第二外语合格(按：父亲修德语);2.历年学分平均合格；3.毕业学科口试及格；4.毕业论文及格。研究生住宿免费，另设研究生奖学金，每名每年320元，有一套严格的招生培养制度。

父亲求学于清华大学七载多(1926年9月至1934年1月),其时正是该校呈现大变化，迅速发展之时期。学校体制和机构变动颇大，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学校改隶教育部，1929年设立大学研究院，撤销国学研究院。清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战爆发前，无论在校园面积、学科建设、学生人数、教研设备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校园面积由1200亩扩大至2000亩，先是正式成立大学本科文、理、法三个学院，将原先独立的14个系重新调整，裁去了3个系，新增哲学、算术、地理、法律4个系(罗家伦主持时代)。后除加强文、理、法三个学院外设立工学院，该院有原来土木工程系外，增设机械工程系与电机工程系，成立了三个特种研究所(农业、航空、无线电)(梅贻琦主掌时代)。学生人数由1928年的473人增至1934年的888人(1936年为1308人);教师人数则从1928年的87人增至1934年的216人。这时期的教师阵容也较前期开放，接纳国内其他大学优秀师资，融为一体，显然已建立一个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学府，优秀的人才与领袖相继由此而出。此间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的扩建和生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化学馆、水力试验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的新建；改造了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四座及教职员新住宅40所；全校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配备优良设施；图书馆藏书由1928年的103914册至1933年的244421册，净增1.4倍。

就办校方针、校园文化建设而言，此时的清华大学秉承并发扬清华学堂的优良传统，贯彻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实施通才教育方针，努力学贯中西，强调清华为学术而生存和贡献社会的理念，鼓励研究问题，要态度认真，谦虚，勉力和敢于争辩，排除“浮夸，宣传，虚声，机会(投机)的心理”,要求守纪律，生活朴素，积极开展营造活跃的文体生活，支持有益的社团活动等等，以上就是多位专研清华校史的方家给我们描绘出当时的清华校园文化的概貌。

20年代后半期至于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的规模、水准与信誉迅速提升到一个新层次，跻身到国内顶尖行列,及至一些科目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不少人将这段时期称为清华大华最好的历史时期，创造出“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欲振无力的高等教育困境中，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样板”。父亲与其他清华学子幸运地碰上这难得的机遇，沐浴于这阵春风中，从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都受到严格的训练与磨炼，在学识增长，研究能力提高，严谨学风和关心社会、国家情操之陶冶等方面获益殊多，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