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总经理！二支店的十一个人，全被日本人抓走了！」
1932年1月29日上午，上海滩身家千万的「西药大王」项松茂听完这句话，把手里的账本一合说：备车，去虹口。那年头进虹口日军占领区，等于把脑袋往枪口上送，几个董事横在车门前，死活不肯让开。
可他在北四川路口碰上了熟人。跟他打过多年交道的日本商人小山，穿一身军服站在岗位上，笑着冲他招手：「项桑，明天你再来，这事我替你办。」
01
1894年冬，宁波鄞县项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父亲项锦三把十四岁的儿子叫到堂前：书读不成了，去苏州吧，货行里有个位子。
那年项松茂刚念完四年私塾，字写得极好。
学徒是什么日子，旧上海的人都清楚。
三年不拿一文工钱，管吃管住，别的没有。
天不亮就得卸门板、扫地、抹柜台、倒老师傅的夜壶。白天站柜台，晚上打地铺，铺就摊在货堆边上。规矩重得很，掌柜没搁筷子，学徒不许动碗；客人没走净，学徒不许坐。
行里有句老话：熬半生，脱层皮，一辈子难出头。
同期进货行的七八个孩子，有偷懒的，有偷钱的，有卷了铺盖跑回乡下的。
项松茂不一样。
每天关了门，旁人往地铺上一躺，他摸出半截蜡头，蹲到货堆后面。先把当天进出的货一笔笔誊进自己的小本子，再借着火光念书。念算学，念洋文。
蜡头不禁烧，后来换成油灯，灯油从伙食里省。
第一年，行里所有货的进价、售价、耗损，他全背了下来。
第二年，账房先生还没报出数，他已经口算完了。
老账房不信，特意刁难过两回。头一回他算得比算盘快，第二回他当面指出老账房抄错了一个数。
那天老账房的脸红到了脖子根。
第三年满师，老板把他叫进里屋，客套一句没有，直接把账本推过来。
「往后这个，你管。」
那年项松茂十七岁。
一条道理从这天起在他心里扎了根，一辈子没挪窝：让人服气，靠的是你真会，是你比谁都实在。
02
1900年，二十岁的项松茂进了上海。
引荐的是舅父吴子琴，当时在中英药房当经理。给的位子不高，司账，也就是会计。
那时候的中国药业是个什么光景？
铺子是中国人开的，招牌写着中国字，柜台上摆的东西，从药片到药棉，从甘油到手术刀，一色是洋人的。中国人开药房，说穿了就是替洋行看铺面。药价洋人定，货源洋人卡，赚的是人家指缝里漏下来的碎银子。
项松茂做的是账，看的却不止是账。
他一笔笔算过去，算出一件让他睡不着的事：中英、五洲这些铺子一年到头脚不沾地，利最厚的那一段，全流进了洋行的口袋。
中国人挣的是跑腿钱。
1904年，二十四岁的项松茂被派去汉口筹办分店。
分店从零起手。他一个人跑遍武汉三镇的医馆、诊所、药铺，把当地医生用药的路数摸了个底朝天。开张不到两年，汉口分店成了中英药房新的进项，他也进了汉口商会做董事。
有一年，中英药房的股东黄楚九到汉口视察。吴子琴托他顺路看一眼外甥。
黄楚九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精明人，见的人多，原没打算多聊。
而两人在账房里一坐，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项松茂讲他的看法：中国人非得自己造药不可，不然一辈子被人捏着脖子。
1911年，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到汉口。
落款两个名字：夏粹芳、黄楚九。
夏粹芳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1907年，他和谢瑞卿、黄楚九一道在福州路开了家五洲大药房。
开了四年，不温不火，年年亏。
电报的意思很简单：五洲交给你，你回来。
三十一岁的项松茂收拾行李，回了上海。
03
上任头一天，项松茂在店堂里打量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
他打量的是家具。
红木柜台，红木椅子，进门一架大屏风，气派得很。
第二天他把伙计叫来。
「全卖了。」
伙计以为自己听岔了。
「先生，这是店面。卖光了，客人进来看什么？」
项松茂那句回话，被五洲人念了二十年。
「客人是来买药的，不是来看家具的。」
红木换成现钱，现钱变成周转资金。
第二刀砍在人上。
上海做生意最要紧的是银根。他把与钱庄熟络的俞钜卿请来当副经理，一下打通了周转的路子。
第三刀，砍到了自家人身上。
他有个亲弟弟叫项载伦，在店里做事，染上了鸦片瘾。
项松茂先劝，后骂，末了把话撂明白：给你三个月，戒掉。
三个月过去，没戒。
他把弟弟辞了。
当晚有人上门讲情，说到底是一母同胞，留个体面，挂个闲职也成。
项松茂回道。
「店里三百多号人看着。今天我给我弟弟破一次例，明天我拿什么脸去管别人。」
这话传出去，五洲上下服了。
他自己是什么活法？
朋友高友唐给了八个字：事无巨细，必躬必亲。天天忙到后半夜才睡。
一个大老板，一顿饭一个荤菜，吃不完留到下顿热。贴身内衣补了又补，穿到实在挂不住才换。家里人也一样，从不铺张。
有人问，都这个身家了，何苦。
他答得很平常。
「钱是拿来做事的，不是拿来穿的。」
04
店面改造完了，项松茂开始动真格的。
他要造药。
董事会里有人拦。眼下卖洋药卖得好好的，稳赚不赔；造药是个无底洞，机器要买，人要请，方子要一遍遍试，三年五年见不着回头钱。
项松茂把一句话写在纸上，压进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
「贩售外货，实仰人鼻息，不过拾其余汤残羹。」
拾人牙慧，捡人剩饭。他咽不下这口气。
1912年，五洲设了合药间。
一间小屋，几张桌子，几个人。中国近代制药业最早的家当，就这么点。
头一样拿得出手的产品叫「人造自来血」，一种补血的药水。方子改了又改，包装换了又换，广告词是他自己拟的。
上市之后，卖疯了。
到1913年，销量涨了将近五成，两成销往海外，跟德国拜耳的补药摆在同一个柜台上打擂台。
手里有了钱，项松茂就往外跑。
他跑日本，跑欧洲，看人家的药厂怎么开。看不明白的，就留几个骨干在当地学。
设备一台一台运回来。
亚林臭药水、东吴药棉、甘油、牛痘苗，一样一样做出来。他还照着德国「蛇牌」的样子仿制外科器械，硬是把德国人对医用甘油的垄断撬开一条缝。
1914年，东京大正博览会，三等奖。
1915年，旧金山，银奖。
中国药厂的东西，摆进了万国博览会的玻璃柜。
这还不算完。
项松茂自掏腰包印了一本书，叫《卫生指南》，讲怎么防病，怎么消毒，怎么带孩子。书白送。
有人劝他别做这种赔本买卖。
他撂下一句：
「药是治病的，书是让人少生病的。」
到1929年，他手里已经不止一家五洲。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上海新亚药厂，十三家企业挂着他董事的名头。1931年他又与人合伙筹建宁波实业银行，承办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
上海滩管他叫「西药大王」。
后来又多了一顶帽子：「肥皂大王」。
这顶帽子，是他掏十二万五千两银子买来的。
05
1921年春，五洲的董事会开了一次很难看的会。
起因是项松茂要买一家肥皂厂。
厂子在徐家汇，1908年德国人办的，整套机器从德国运来，规模在上海数得着。一战打完，德商无心经营，把厂盘给了买办张云江。张云江接手两年多，越做越亏，急着脱手。
开价十二万五千两白银。
董事们一听就跳了起来。
「我们是药房。」
「买肥皂厂做什么？」
「十二万五千两，够再开两家支店。」
项松茂等他们把话说完才开口。
先讲厂房：地基是德国人打的，结实，厂房外头还空着一大片地，将来要扩，随时能扩。
再讲机器：蒸汽的、动力的，全是德国货，眼下的力气才用了不到一半。
最后一条，把满屋子人说愣了。
「药是急用的东西。人不病，就不买。肥皂是天天要用的东西。」
「一块肥皂，一家一年用多少？中国四万万人，一年用多少？」
「这笔钱，现在全让洋人赚了。」
会开到半夜，这一票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
银子付了出去，厂子改名五洲固本皂药厂。
同年夏天，他又收下德国人办的亚林化学制药厂，整个搬进固本厂里。第二年，药房的合药间也迁了进去。
制皂，制药，两条腿走路。
「固本」两个字的招牌，就这么挂了起来。
那时没人料到，这块招牌会招来一场打了十年的仗。
对手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肥皂公司。
06
1923年2月，英商在杨树浦开了家新厂，叫中国肥皂公司。
背后站着英国利华兄弟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利华。
出的牌子叫「祥茂」。
英国人财大气粗，广告铺天盖地，价钱压得极低。
1925年春，中国肥皂公司一位英籍董事客客气气派车来接项松茂，请他去参观新厂。
厂房、锅炉、流水线，一路看下来。
看完，那位董事在办公室里开门见山。
「项先生，我们愿意买下五洲皂厂，连同『固本』这个商标。」
「价钱，高过贵厂全部资产。」
项松茂搁下茶杯。
「不卖。」
英国人脸上的笑容收了回去。
「项先生，中国肥皂公司家大业大。我们光靠甘油那一项的收益，就够把祥茂肥皂白送给中国人用。」
「送到贵厂关门为止。」
项松茂起身谢了茶，走了。
回到厂里，他把制皂部和账房的人全叫齐，摊开两张纸。
一张写英商注册资本：八百万元。
一张写五洲注册资本：五十万元。
十六比一。
半晌没人敢接话。
有人小声说，先生，这仗打不了。
项松茂说：
「打不赢也得打。今天卖了，明天这个市面上就再没有中国人的肥皂。」
价格战头一天，祥茂降价，固本跟着降。祥茂再降，固本再跟。
英国人算过账，认定五洲最多撑三个月。
然而三个月过去，固本还在。
半年过去，固本还在。
英国人派人来查，才查明白项松茂使的是什么招。
他把制药那头的利润硬贴到肥皂这头。
「人造自来血」一年赚多少，就往肥皂里填多少。
商界后来给这个打法起了个名字，四个字：
【以血养皂。】
这个「血」，指的是人造自来血。
那时候没人往别处想。
价钱扛得住，不等于赢了。项松茂心里最清楚，靠贴钱撑，是拿命换时间。
要赢，得赢在东西上。
他把制皂部主任叫到跟前，交代了一桩差事。
改名换姓，去祥茂厂应聘做工。
那位主任在英商厂里一干就是九个月。
九个月里，人家的配料、火候、皂基怎么处理、甘油怎么回收，他一样一样摸清，记在心里，回来一条一条讲给项松茂听。
五洲的工艺跟着改。
改到后来，固本肥皂脂肪酸含量高，水分少，皂体结实，颜色纯正，去污力强，泡沫多，久放不缩不裂。
好在哪，光靠嘴说没用。
真正把这件事捅穿的，是上海人自己。
交通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在刊物上撰文，把两种肥皂的成分拆开，一项一项列数据。《化学世界》专门登了一篇《国货肥皂与外货的优劣观》，优劣公之于众。
最狠的一手，出在弄堂口的烟纸店。
有老板在柜台上摆了两只大碗，各盛一碗清水。
左边碗里泡一块固本。
右边碗里泡一块祥茂。
不吆喝，不劝，谁进门谁自己瞧。
几天下来，右边那块软了、瘪了、缩了一圈。
左边那块，纹丝不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上海人买肥皂开始认「固本」两个字，外埠的订单一车一车往上海压。
十六比一的仗，中国人赢了。
07
这场仗打到中途，项松茂亲手拟了一句广告。
十四个字。
「小国耻用固本肥皂洗，大国耻用血来洗。」
这句话贴出去，上海人念着解气。
洗衣裳洗掉污垢，是小国耻。
真正的大国耻，肥皂洗不掉，得拿血来洗。
一句卖肥皂的广告罢了。
没人往深处想，写这句话的人自己也没有。
七年之后，这十四个字应在了他身上。
08
项松茂跟洋货较劲，不是从肥皂开始的。
1919年五四运动那阵，他就领着头，把五洲和中英、中法、华英、太和五家药房拢到一处，5月12日在《时事新报》上登了一份联名声明。
不进日货。
这是上海商界抵制日货最早的一次公开表态。
打那以后，遇上国耻事件他一次没落下过。组织同业抵制，封存日商原料，该封的封，该退的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
那天项松茂在厂里看完报纸，当天就办了三件事。
第一件，关掉营口的五洲分店。
有人心疼，说那边的存货、铺面、几年经营下来的客户，一关就全没了。
他说：「那块地方眼下是他们的兵在管。我的招牌不挂在他们的枪底下。」
第二件，9月23日，五洲上下从总经理到学徒，每人捐一天工资，钱一分不留，全数送往东北。
第三件，最让日方记恨的那件。
事变过去才十来天，他把厂里够年纪的职工全编了起来。
组织了一个抗日义勇军营。
营长是他自己。
他从交通大学请来军事教官，每天下班以后操练一个钟头，积极备战。
头一回出操，五十一岁的项松茂穿着制服站在队伍最前排。
底下几百号人，有做工的，有站柜台的，有账房先生，手上的老茧是算盘和皂模磨出来的。
他讲了两句话。
「为了不做亡国奴，只有人人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政府一有号召，我一定和各位一道去，不惜血洒疆场。」
队列里有人把腰板挺直了。
散操以后，账房老先生追到办公室门口，压着嗓子说：
「先生，这一带日本人的眼线不会少。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往后……」
项松茂只说，明天接着练。
从这天起，他成了上海商界一面竖起来的旗子。
旗子竖得越高，底下瞄准它的枪口越多。
09
1932年1月28日夜里，仗打起来了。
枪炮声从闸北方向压过来。天边红了整整一夜。
十九路军和守军顶在最前面，伤亡极大。
前方的药，第二天就告急。
项松茂接下赶制军需药品的任务。
第二支店、第四支店的柜台连夜拆掉，改成临时车间。机器不停，人分三班，急救包、消炎药、绷带、止血剂，一箱一箱往外送。
他自己搬进厂里住。
三天没回家，衣裳没换，饭端到手上凉透了才想起来吃。
有人劝他回去歇一晚，他摆手。
「前头的人还在挨枪子，我睡什么。」
那几天从五洲运出去的药箱，箱板上刷着两个字：五洲。
救活了多少伤员，没人算得清。
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的路口，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
那地方紧挨着战区。
店里留守的是十一个人。
名字档案里都记着：
蒋邦毓，虞耕丰，童永才，戚德江，徐和杰，丁兆年，陈汉坤，吴宸良，陶赋，李生才，周瑞龙。
按理说，仗打起来了，撤是最稳妥的一步。
厂里也让他们撤。
十一个人没撤。
理由朴素得很：店在，货在，账在，人不能走。
1月28日傍晚，一辆日本军车驶进店门口那一带的街面。
街上响了枪。
是爱国志士打的。
军车掉头开走了。
那一夜，北四川路上的军车来来去去。运兵的往北开，运伤兵和尸体的往回开。一些日本兵和浪人跟在车后面，沿街嚎叫。
店里熄着灯，十一个人一夜没合眼。
10
1月29日上午。
日本兵和浪人围住了第二支店。
门被砸开。
柜台掀翻，抽屉倒空，玻璃碎了一地。
搜到后间，翻出几套义勇军制服，还有一沓抗日宣传品。
带头的一挥手。
十一个人，全部押走。
那天巧了，《申报》的摄影记者正好在附近。
照片后来登在好几家报纸上，上海文化图书公司还印成彩色明信片发售。
照片上那十一个人被押着走，队伍排得整整齐齐。
一个乱了阵脚的都没有。
消息传到厂里，是上午十点多。
一个跑腿的伙计撞开办公室的门，话都说不成句。
「总经理……二支店……二支店的人，全被抓走了！」
项松茂正在看当天的出货单。
他把单子放下。
问了三句。
「几个人？」
「十一个。」
「都是谁？」
伙计把名字一个个报了出来。
「押到哪里去了？」
伙计答不上来。
项松茂站起身，账本一合。
「备车，去虹口。」
屋里当场乱了。
副经理头一个扑过来。
「先生不能去！您是抗日救国会的委员，还是义勇军的营长，日本人早把您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了！」
账房老先生一把攥住他的袖口。
「这个当口您进虹口，是自投罗网！」
有人提议托租界的关系交涉，有人主张请商会出面，有人说多花些钱，托日本商人递话。
项松茂一条一条听完。
「都去办。」
「我也去。」
董事们横在车门前，不肯挪开。
他站在车边，把话讲完了。
「十一位同事危在旦夕，我不去营救，怎么对全公司负责。」
「贪生怕死，还算什么总经理。」
一位老董事红着眼睛喊：
「先生！那十一个是伙计，您是五洲！五洲塌了怎么办？」
项松茂看了他一眼。
「他们跟我吃饭。」
再没人拦得住。
汽车驶出厂门，往北，过桥，进虹口。
一路上路口全设了岗，沙袋垒到齐胸。街面上不见行人，只有巡逻的兵。
车拐上北四川路，项松茂让司机停下。
他要下车走过去。
刚推开车门，路口一个站岗的转过身来。
那人穿着一身军服。
看清那张脸，是熟人，一个跟他打过好几年交道的日本商人。
姓小山。
小山也认出了他，脸上堆起笑，用熟得不能再熟的口气招呼：
「项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