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与幽暗，平凡或日常：班维尔的双城记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在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很难说，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是否愿意像狄更斯那样，动用如此多的“最……”来描述他眼中的都柏林与布拉格。但可以肯定的是，班维尔真正领悟到了狄更斯的深意，进而心领神会地走进他笔下那个“最美好”与“最糟糕”的时代，在“充满希望”与“让人绝望”的极端对峙中，体会到某种由心而发的撕裂感。无论如何，他都是在最恰当的年龄开启了他的旅程，并从都柏林与布拉格迥异的气质中找到了一点难得的共情，进而写出《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与《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两本书，以最文学的方式完成了他对狄更斯的致敬。

隐秘，是都柏林天生的名字

比如都柏林。班维尔很清楚，都柏林从来不是他的都柏林，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都柏林的喜爱。上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年幼的他在母亲、姐姐的陪同下前往都柏林，开始一年一度的生日之旅。这样的旅行，注定是沉浸式的，至少儿时的他从来不会将自己定义为彻头彻尾的局外人——在他的潜意识中，都柏林就是地地道道的“隐秘之城”。为了近距离地观察它，他必须调动起一个小镇男孩所有的探究欲，试着从身边零零碎碎的物事中寻找线索，拼凑出一个被隐藏在黑暗天穹下的“都柏林”，哪怕他并不知道多年以后自己会以“本杰明·布莱克”的笔名，全力投入侦探小说的创作。

“我们将乘着火车咔嚓咔嚓地出发，我旁边的窗户像一面昏暗的玻璃镜子，我可以从里面端详自己阴森的映像，想象自己是一个秘密特工——在过去的间谍小说中，常常这样称呼间谍——登上了东方快车，身负绝密使命，前往黑暗而危险的东方”。这是《时光碎片》的开场。班维尔知道，他所有的都柏林记忆都是散碎的、不成体系的，但他并不讳言记忆的不可靠性，反倒以缓慢、温润如利菲河一般的笔触细述他的都柏林往事。这意味着，只要一提起笔，那些一路之上他曾经目睹过的风景，就会从遥远的记忆深处走出来，陪伴他走过童年、青年，直到迈入人生的暮年。

因此，如果将《时光碎片》比作一座缀满太多过去痕迹的庞贝古城，班维尔似乎也不会太过反对。他长期秉持的历史观告诉他，历史从来不是仅仅停留于国家、民族维度中的干瘪概念。它是极致的，细微的，丰盈的，日常的。从童年的一份冰淇淋，到青春期与恋人的约会，或者是一次意外的旅行，历史总是以低眉顺目的姿态，以不可察见的方式，诠释出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他在《牛顿书信》中所写的那样，“我追求的并不是异域风情，而是平凡的人或事，那种最奇特、最难以捉摸的谜团”。

这里，班维尔彻底远离了那些被主流社会奉为金科玉律的艺术观。他始终相信，“艺术就是不断努力，透过人类细微的日常行为，洞烛先机，从而探究出（或者至少尽可能探究）存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艺术家来说，探讨存在的问题，和哲学家探讨它一样，都是合理的——正如海德格尔在谈到自己的哲学思维时承认的那样，他也只是想在其中探寻到里尔克在诗歌中已经探寻到的东西”。具体到《时光碎片》，似乎不难发现那些由“平凡的人或事”所造就的“最奇特、最难以捉摸的谜团”从来没有真正离开班维尔的视线。它们从记忆的深井里浮了上来，让那些被隐藏在日常生活经验背后的风景渐渐显露而出，进而构成了他的都柏林印象。

以文学为例。班维尔很清楚，都柏林从来不会轻易拒绝像他这样将文学创作当成一生志业、却又苦于找不到伯乐的年轻人。相反，文学（或者作家）总是以最寻常、最平凡、最出人意料的姿态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都柏林的街头巷尾，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叹，原来普通都柏林人与成名作家之间的距离竟然如此之小。某年某月的某个下午，他在城里某个单元房的门口意外地邂逅了诗人叶芝的女儿；横贯都柏林的大运河畔有两张纪念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的长椅；植物园的棕榈屋内则悄悄藏着维特根斯坦的纪念牌匾；当他转过街角，来到梅里恩广场，迎面而来的是王尔德的诞生地；他的南姨妈整个成年时代都在都柏林居住，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就是她的房东……

幽暗，是布拉格宿命的底色

这样的经历，大约称得上“奇妙”了。而正是有了如此“奇妙”的感觉，班维尔才会将都柏林当成他的文学原乡。不过他并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他离开都柏林，置身陌生东欧城市布拉格的时候，以往那些看似最平凡、最日常的漫游体验，竟然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就像一场难以企及的梦。那是上世纪8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班维尔就与同伴一起来到了布拉格。彼时，恰逢暴雪之后，整座城市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寂静。“尽管时有笛鸣钟响，马路上喧声四起，人语嘈杂，但这些汇聚的声音一触及到城市的背景，就好像触到一扇建在大厦高处的玻璃窗，通通被关在窗外，没了动静”。

这是布拉格留给班维尔的人生初体验，被他一点不漏地写进了随笔《布拉格》。但他同时告诫我们，这绝对不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探访。至少他从来不会像普通西方游客那样戴着涂满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眼镜，一脸不屑地出现在布拉格街头。相反，他穿行在城市的穷街陋巷里，以敏锐而审慎的目光观察眼前的房屋、桥梁、宫殿、教堂。就像他所说，他在意的不是如何去虚构一座城市的历史。他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段话，都隐隐透露出他试图“通过记忆和想象重建一座城市”的努力——毕竟虚构并不重要，“创造真实”才是艺术唯一的本质。

幸运的是，班维尔很快就从捷克摄影师约瑟夫·苏迪克的作品里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布拉格。“当我观看这些无言却让人过目不忘、如梦如幻却又真切逼人的风格独特的影像时，我立刻生出一种卑微感，这是因心弦相应而拨响的温柔的震撼，仿佛一阵细密的冷雨，令人心神凛然。”甚至，他还以文学评论家的直觉告诉世界，苏迪克才是名副其实的布拉格诗人，是“这座城市的炼金术士中的一个”。他的作品好比影像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从被毁坏了的、即将消失的日常生活废墟中提炼出“一种坚忍、明晰、真切且奇异、苍白、憔悴的美”。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班维尔眼中的布拉格。他坚信，布拉格并不需要宏大叙事，因为历史的尽头就是寻常的人生。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现实的表面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显露出一条微小的裂缝，透过它，我们有那么一刻能瞥见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秩序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历史从来没有远离，它如此隐秘地躲藏在那些被我们刻意忽略的细节当中。以卡夫卡为例。班维尔常常懊恼自己从来没有机会目睹他曾经留下的生活痕迹。但只要站在布拉格的街头，他就仿佛走进了历史的现场，呼吸着卡夫卡的呼吸，感受着卡夫卡的感受。

说到底，布拉格并不“幽暗”。这里有太多用力生活的布拉格人，他们单纯的笑容、清澈的眼神，都在提醒他关注布拉格像彗星一般极致的美。此时，班维尔大约是幸福的。他是历史的旁观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以自己的作品延续着卡夫卡未竟的路；他是都柏林“空想的孩子”，也是布拉格“空想的孩子”，用散碎的记忆消弭了横亘在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它们以各自深厚的文学底蕴，构筑起他精神上的原乡，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荡起一点难以抑制的乡愁。而这，就像苏迪克的影像作品，“这是些让我们能记住的东西，似乎，这才是我们运用出色的视觉记忆精准地捕捉并存留的事物，冲洗之后，一切都褪去了，前景只留下虽模糊却真实得令人悚然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