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 吉林长春宽城区小城子古城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位于长春市北郊、伊通河西岸的小城子古城是长春市区内仅有的一座古代城址，地铁八号线“小城子街站”即以此得名。按民国《长春县志》记载：“小城子在县北乡三区十八里，因周围土埂隆然，仿佛昔年之城址，故名之曰小城子。耕于是者亦时获有古代之钱云。”[1]另据口述史料，小城子屯始建于嘉庆二年（1797年），来此垦荒的山东移民，因见有古城废墟“其方圆约三百亩左右，内有房屋痕迹，四周有高土残垣，便以古城遗址称此屯为小城子。”[2]

尽管小城子古城规模较小，但对于探讨长春早期城市史却尤为重要。李健才先生认为，该城既然呈长方形，结合平面形制与相对距离，可推定其即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所提到的“宽城子在厅北五十里，设废年无考”[3]的宽城子古城，及至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从新立城迁治宽城子地方，借用其名而另建新城，因此小城子可视为宽城子地名之来源，即民间流传的“先有小城子，后有宽城子”[4]。张博泉先生则进一步考证，将其定为金代的“斡母城”，即斡母谋克的治所（谋克相当于县），元代沿用为驿站[5]。以上观点自1990年代提出之后逐渐被学界采纳，影响颇为深远。

相比历史地理方面的热烈讨论，对小城子古城的考古工作可谓寥寥。1987年出版的《长春市文物志》依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结果，对古城的平面、周长、遗物方面进行了简略介绍。199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古城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实际发掘面积354平方米，发现灰坑7个，出土了大量砖、瓦以及少量陶瓷残片、铁镞、铜钱等遗物。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再未见有针对该城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为了进一步弄清小城子古城的平面形态、使用年代以及性质问题，2026年4月，对古城进行了细致踏查，根据本次调查所采集的陶瓷标本，结合历史卫星影像以及1998年的发掘材料，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小城子现属兰家镇管辖，城址东邻伊通河、西临北亚泰大街、北距绕城高速600米、南距长春站9.6公里，哈大高铁高架桥从古城西北角穿过（图一）。城址南半部被现代民居完全占据，北半部主要为耕地、林地和大棚。由于近、现代聚落的侵占和破坏，小城子城墙的保存状态极差，南城墙已被完全破坏，东墙北段在卫星影像中尚有残迹，但在地表上已经很难观察，西墙同样难以辨认。北墙因整体被叠压在现代水坝之下而得以保存（图二），该水坝高约3米，呈东西走向，与伊通河垂直，现已废弃，水坝的中段有几处取土形成的纵向剖面，其内部堆积松软，未发现明确的城墙夯土，推测墙体应埋在更深处，尚未暴露。

图一 小城子古城位置示意图

（底图来自天地图）

关于古城的平面形态。《长春市文物志》中对城垣的描述如下：“古城平面呈长方形。据测量，该城东西长大约500，南北宽大约250余米，残存城墙高1.5米左右，墙基宽10米左右。城门和城墙的附属设施已无法辨认。城墙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现在部分城墙和城内遗迹已不好辨认，尤其南墙的大部分已被压在农民住房之下，北墙也被压在土坝之下，现坝高达3米左右。墙外有宽10米左右的护城河一周，绕城后向东流入伊通河，现已干涸。”[6]1998年发表的《长春市奋进乡小城子古城发掘简报》则基本沿袭了前者的数据，认为“其东西宽500米，南北长约250米。古城址南墙、西墙被民房覆盖，无任何迹象，北墙为堤掩埋，东墙残存长30米，墙基残宽约10米，残高1.20米左右。”[7]

图二 小城子北墙所在土坝的断面(南向北拍摄)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发现，关于城墙的轮廓复原实际上存在矛盾之处，在北墙被水坝叠压、南墙被村落覆盖、西墙被民居破坏、东墙仅存残段的情况下，如何测得南、北城墙的长度？

实际上，在民国《长春县志》中，与小城子并列的库尔金堆、偏脸城等十座古城均言明其各自周长，且多精确到丈，唯独对小城子的周长语焉不详。可以推测，大体在民国时期，小城子城墙的整体轮廓已不完整。1980年代的二普调查对城墙的长、宽应为估测，尤其是北墙的数据，很可能是将部分水坝的长度误计入其中。通过观察拍摄于1970年的锁眼卫星照片（图三），我们认为小城子古城应当还是一座方形城址，这也是分布于长春周边农安、德惠、九台等地的数十座辽金古城的最普遍的平面形态。

图三 1970年美国锁眼卫星拍摄的小城子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墙在1970年已被水坝叠压。东墙的轮廓最为清晰，起止点明确。西墙、南墙虽然不够清晰，但仍然可以根据现代道路和院落的走势来推测墙体的“遗痕”。在小城子屯中部，有一道南北向与东墙平行的村路，其走向应与城墙有关，其东侧有一条深色阴影，可初步推测为西墙所在。小城子屯东南侧的南起第一排民居与第二排民居之间存在一道规整的空地，与北墙平行，这里应当是南墙的位置，此处还有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倾斜道路，很可能是连接古城的西门、南门而形成的。综上，根据城内现代道路、院落的走向，我们可以大体复原出城墙的平面形态（图四）：城址呈正方形，朝向东南，方向约156°，根据卫星影像测算，古城边长约325米，周长约1300米，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

图四 宽城区小城子城墙轮廓复原示意图

（底图来自天地图卫星影像）

城内北半部现今仍有大片耕地，我们对其进行了踏查，尽管未发现任何建筑台基，但整个城址的北半部的地表均发现有布纹瓦残片，以西北隅、东北隅两处最为密集，推测至少存在两组大型建筑。北城的中部地带瓦片稀少，从简报所附现场照片来看，1998年的发掘区很可能布设在此，因此除了灰坑之外并未发现房址。

城内地表除了大量的瓦砾之外，只发现极其零星的陶片、瓷片，选取四件典型标本介绍。刻划人物纹板瓦（CKX:1）泥质灰陶，内施布纹，外阴刻人物纹，残存头部，圆目，长鼻，无发，头顶有两道斜出线条，整体似为行脚僧的形象，残长8.4厘米、残宽6.5厘米、厚1.5厘米（图五11、图六）。布纹板瓦（CKX:2）泥质灰陶，系板瓦前段，端部抹圆，内侧近端部有一道凹弦纹，应系工具痕，残长5.8厘米、残宽8.7厘米、厚1.7厘米（图五1）。化妆白瓷罐类腹片（CKX:3）胎色灰黄，胎质粗疏，外施白釉，内施酱釉，残长6.7厘米、厚约2厘米（图五13）。化妆白瓷碗盘类腹片（CKX:4）灰白胎，胎质较粗，内外施白釉，残长1.8厘米、厚0.5厘米（图五12）。

图五 小城子古城采集陶、瓷、瓦件标本

（1-4布纹瓦、5-10陶片、11刻划人物纹板瓦、12-13瓷片）

图六 刻划人物纹板瓦及对比图像

（1.宽城区小城子采集 2.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玄奘三藏像》 14世纪 3.开封繁塔砖雕西域牵虎行脚僧像 北宋 4.杭州灵隐寺石塔石雕行脚僧像 北宋）

关于城址的年代。《长春市文物志》认为“根据古城内外所出的遗物可以断定，此城应为辽金时代所建”。1998年的发掘简报同样认为“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具有辽金时代特征的青砖、布纹瓦建筑构件残片和较多的生活用陶、瓷器残片，不仅可以证明这里曾经存在过许多较大规模建筑址，而且证明这是一处辽金时代古城址。”1998年的发掘出土遗物较少，包括三件铁镞（其中一件附有骨质鸣镝）（图七2、4、6），一件瓷碗口沿（图七1），一件铜簪（图七3）和一枚唐代的“乾元重宝”（图七5）。铁镞的形制变化迟缓，难以断代。唐代铜钱在唐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仍在流通，尤其在东北辽金遗址中大量发现，断代意义不大。铜簪的形制较为特殊，其端部的造型很像辽代契丹风格的带有瘤状突起的金属耳饰，由于缺乏对比材料，此器也无法用于断代。瓷碗口沿（H7:3）的年代最为明确，其胎体轻薄，外壁刻划莲瓣纹，应为金代中晚期定窑产品。H7为③层下开口，打破生土，是最早的遗迹单位（图七7、8），仅从发掘情况来看，小城子古城的年代上限应在金代中晚期（判断城址建立在金代遗址之上的可能性更大）。

从地表调查的情况来看，采集到的陶器口沿均为方唇口或者小折沿（图五 5、6），未见金代中晚期吉林中、西部地区最为流行的半卷沿、大卷沿陶器，而与长春南郊的东照地遗址出土陶器更为接近，该遗址被发掘者定为元末明初。[8]小城子地表瓷片十分稀少，仅采集到两片白瓷，从胎、釉、彩绘特征来看，均为元代晚期磁州窑产品，此外则是一些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青花瓷片。综上，城址的年代下限可定在元末明初。长春周边的辽金元时期城址的地表遗存组合具有较强的时代和等级上的规律性，其中金代中晚期城址以九台和气古城、二道区房城子古城、双阳区东营城子古城为代表，地表多见有大量的定窑白瓷和冮官屯窑化妆白瓷。小城子古城存在大面积建筑址，但地表完全缺失金代中晚期陶瓷遗存，与周边金代城址的普遍面貌相差甚远，与瓷器使用较少的元代城址更为接近。因此，对于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笔者倾向为元代。

图七 1998年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线图

关于城址的性质。前文已探明小城子城垣为方形而非长方形，则“古宽城子说”无法成立，宽城子应另有其地。城址主体年代为元代，缺少与谋克级别城址相称的金代遗存，则金代“斡母城说”也无法成立，早年吕一燃先生已经对此说进行过批驳，指出《全辽志》将龙安、宾州、斡木（母）三站顺序颠倒，造成斡母站在长春附近的假象，实际上其应在西祥州站之北、肇州站之南，即前郭县境内，此说甚是。[9]回到小城子本身，松嫩平原地区已知的元代城址寥寥无几，而长春附近的伊通河、饮马河中游区域是元代城址、遗址少见的富集区。根据我们以往的调查，伊通河流域主要有三座元代城址（即包含元代遗存），从南至北分别为伊通县大营城子、宽城区小城子、农安县库金堆古城，此三城体量基本相当。笔者认为，包括小城子在内的以上三城，很可能与元末明初割据辽东的纳哈出有关。

纳哈出是名将木华黎后裔，元末曾为太平路万户，元亡后任北元辽阳行省左丞相、太尉，聚集部众二十余万屯驻金山（今双辽境内）与明军对抗，盘踞经营海西地区近二十年，其“人畜辎重富于元主”[10]，是东北地区最为强劲的故元势力。纳哈出分兵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虏主数招之不往”[11]。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冯胜统二十万大军北伐，行过金山，纳哈出遣使愿降，冯胜命蓝玉往一秃河（即伊通河）受其降，可知伊通河一营是纳哈出的牙帐所在。明军最终在伊通河、饮马河及附近的松花江北一带收服其部众二十余万，随后朱元璋亲封其为海西侯，并赐铁券。根据明军从金山（双辽）、信州（秦家屯）、亦迷河（饮马河）的行进踪迹来看，纳哈出的受降地应当就在宽城区小城子古城至农安库金堆古城附近。小城子的主体使用年代及所处位置与纳哈出割据的年代及活动地域相符合，在伊通河元代诸城中等级最高，出土的各式铁镞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采集刻划僧侣纹板瓦暗示佛教建筑的存在，因此该城很可能是纳哈出在海西地区的核心城寨之一。

如果小城子并非宽城子，那宽城子古城究竟在哪？笔者认为，民国《长春县志》既已言明长春宽城子“在设治之前即已有之，其为何代所建，已渺乎不可睹矣。”因此，我们倾向于《重修大清一统志》中的宽城子古城应当还是在长春旧城之下掩埋（图一）。这种小型辽金城址被近现代聚落叠压、破坏而仅存地名的情况在东北地区屡有发生，如清末靖安县城（今白城市市区）俗名“白城子”，即是以小型辽代废城得名，位置大体在鹤塔一带，现今痕迹全无。实际上，要想对这种古今重叠型城址[12]进行考古工作以及地下文物保护，在当下都是极难开展的，而在民国、伪满时期的城市建设中，将一座小型古城彻底夷平，对偶然挖出的残砖断瓦视而不见，这才是当时的正常现象。至于这座宽城子古城是否还有机会重见天日，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长春城建中能对古代遗存稍加留意了。此外，还有一种较为新颖的观点，即认为宽城子得名于河北宽城镇（今宽城满族自治县）的移民，而非旧有古城[13]。实际上，长春地方原属郭尔罗斯前旗游牧地，在蒙古语中是有对宽城子的专属称谓的，即“乌日根浩特（orgon hot）”，意为“宽广之城”，与宽城子同义，由此可以确定宽城子是毫无疑问的城址，并非侨郡之名。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现存的小城子还是未发现的宽城子，与清代长春厅的建置均无关系，可作为历史之追溯，不可视为城市之渊源。近年来，曾出现两种伪说，即长春古称“茶啊冲”，为肃慎国“喜都”。此两说流传甚广，有必要予以驳斥。检索文献可知，“茶啊冲”最早见于1984年出版的《通化县地名志》“长春沟条”，该村落位于通化县光华镇，原文如下：“长春沟……满语地名，满文语音‘茶啊冲’，口语‘长虫’或‘长春’，是一种祭祀形式的称呼，猎人出猎前，滴血酒祭天，是满族人野祭的一种。”[14]此后有学者将其原封不动移植到长春地名起源中，这显然是十分牵强的。且不论《通化县地名志》中的满语考证是否严谨可信，须知清代长春厅得名于长春堡，此村为汉族移民聚落，且地处柳条边外的蒙古游牧地，显非满语地名，“茶啊冲”之说不可信。而“喜都”一说则纯属编造，在史料与考古实证中均找不到任何证据。该说大体出现于2000年初，具有网络文学色彩，可能是将《辽史·地理志》中的信州（辽信州治公主岭五家子古城）“本越喜故城”与唐代的“越喜都督府”合并捏造而成，也可能是根据网络上臆造的“双阳锡伯国”及其所谓“都城”—“锡都（喜都）”演绎而来，总归是无可考据的。长春设治清晰明确，城市起源应以公认的清嘉庆五年（1800年）于新立城设长春厅为准。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综合研究”(21CKG018)成果。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亿力齐老师为本文提供了宽城子的蒙古语发音，长春市民马良同志陪同参与了田野调查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春市文物保护中心

执笔：赵里萌 王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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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毓黼撰，于泾校注：《长春县志》，长春出版社，2002年9月，第456页。

[2]宽城区地名志编委会编：《长春市宽城区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12月，第49页。

[3]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68，吉林2，城堡，长春厅。

[4]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97页。

[5]张博泉：《谈长春市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2期。

[6]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编：《长春市文物志》，内部资料，1987年，第40页。

[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长春市奋进乡小城子古城发掘简报》，《长春文物》第10期，1998年。

[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东照地遗址2022年度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38辑）》，科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9]吕一燃：《金元明三代斡母城站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10]（明）李贽：《续藏书•卷四　开国功臣•宋国冯公》，中华书局，1974年8月，第236页。

[11]《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六月丁未。

[12]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建立在荒野型城址上的古今重叠型城址，与连续沿用的城址有所区别。

[13]杨洪友：《长春城起源地“宽城子”名称来源新解》，《东北史地》2016年第2期。

[14]通化县地名委员会编：《通化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5年7月，第239页。

（图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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