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鲁兹故居｜一个美国老人临终时，说的武汉话

从英美烟草公司旧址继续向东，沿鄱阳街走不到两百米，一栋两层小楼立在院子深处。

灰色的墙面，红色的瓦顶，二楼开着落地长窗，窗顶是圆弧形的，嵌着彩色的玻璃——红、黄、蓝、绿，拼出简单的几何图案。阳光从西面照过来，把彩色玻璃的影子投在窗下的墙上，一块一块的，像打翻的颜料盒。

楼不大，甚至可以说小。夹在左右两栋楼之间，不仔细看，很容易就走过去了。

这是鄱阳街155号。1913年的房子。一百一十三年了。

门口的石牌上写着“史沫特莱旧居”，下面括号里用小字写着“鲁兹故居”。武汉人叫它鲁兹故居，也叫它吴主教的家。

这栋楼的主人叫鲁兹，英文名Luther Lacy。美国人，传教士。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吴德施。人如其名，德义广施。

1896年，26岁的鲁兹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到武汉。他先在武昌昙华林高家巷的圣约瑟学堂住下，一边传教，一边办学。他很快学会了武汉话，讲起来像本地人。他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人们叫他“吴主教”。

1913年，他在汉口鄱阳街建起这栋两层小楼。楼是清教徒风格——大坡状瓦顶，方石墙基，麻灰色外墙，点缀着几道赭色的砖线。简约，雅致。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二楼是卧室、书房。前后有小院，院子里种着花木。他留了很多客房，主教的家门永远是敞开的。

鲁兹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每天从这扇门进出，每天从这扇窗看外面的街。窗外是鄱阳街，一百年前还是砂石路，有黄包车经过，有挑担的小贩吆喝，有穿长衫的行人匆匆走过。窗内是他读书、写字、祈祷的地方。

但他做的，远不止祈祷。

1906年，革命党人刘静庵在武昌圣约瑟学堂创办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清廷抓捕刘静庵，鲁兹以教会名义出面营救，请湖广总督张之洞高抬贵手。张之洞恨刘静庵入骨，但不得不给教会面。死罪能免，活罪难逃，刘静庵被酷刑折磨，1911年在狱中病逝，没能看见武昌起义的枪声。鲁兹深受刺激，从此更加坚定地守护那些为理想受苦的人。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军反攻汉口。鲁兹在鄱阳街圣保罗堂建立伤兵医院，收容赈济灾民。他的妻子顾美玉——一个有着美丽中国名字的美国医生——戴着红十字臂章，在火线中救护伤员。黎元洪后来为她颁发了奖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周恩来从上海撤离到武汉，白色恐怖中，鲁兹将他藏在自己家中。待宁汉合流，汪精卫叛变，鲁兹又冒险将周恩来送到武昌圣约瑟堂，与贺龙会面。周恩来、贺龙随即赶赴南昌，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那些夜晚，鄱阳街32号二楼的灯亮到很晚。周恩来坐在窗前，和鲁兹谈论时局。窗外的鄱阳街上，黄包车夫拉着车经过，脚步声在夜色里拖得很长。鲁兹不知道，这个比他小二十岁的中国年轻人，后来会成为新中国的总理。他只知道，这个人值得他冒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在汉口原日租界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再次来到武汉。鲁兹的家，又成了朋友们的中转站。

史沫特莱来了，斯诺来了，斯特朗来了，白求恩来了。他们从上海到汉口，从汉口北上延安，鄱阳街32号是他们歇脚的地方。史沫特莱开玩笑叫鲁兹“主教同志”，鲁兹微笑着回应。

听说八路军缺医少药，鲁兹向在汉的西方友人募捐，筹集到十万多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他的长女弗朗西丝，一个弹钢琴的女孩，带着国际代表团，押着两卡车药品，从汉口一路北上，送到了太行山上的朱德总司令手中。弗朗西丝还拍下照片，写成报道，发表在1938年5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

鲁兹的小儿子洛根，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武汉，在母亲曾经工作的同仁医院当医生，中文名字叫“吴乐恩”。1938年2月，八路军将领罗瑞卿手部负伤，经史沫特莱牵线，找到吴乐恩。吴大夫保住了罗瑞卿的右手，罗将军专门登报致谢。

1938年4月，鲁兹68岁，卸任退休，准备离开汉口。周恩来等在八路军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周恩来手书两条幅相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

“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

鲁兹在鄱阳街的二层小楼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与武汉各界人士话别。弗朗西丝坐在钢琴前，弹奏着离别的乐曲。琴声从彩色玻璃窗里飘出去，在鄱阳街上转了一圈，又散了。

他走的那天，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二层小楼。他在汉口住了四十二年，比在故乡住的时间还长。他学会了汉口的方言，习惯了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湿冷。他在江边看船来船往，在阳台上听江汉关的钟声。他乡，早已是故乡。

1945年9月23日，鲁兹在美国去世。弥留之际，他蠕动着嘴唇，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子女们凑上前去，听见他说的是武汉话。那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乡音”。

此后几十年，这栋楼换了主人。1949年后，分给几户人家居住。院子里种着腊梅，冬天开花，香得整条街都闻得到。那口井还在，夏天打水上来冲凉，水冰凉冰凉的。

后来住户越来越多，院子里的花木砍了，盖了简易厨房。彩色玻璃破了几块，用透明玻璃补上。外廊封了起来，改成室内空间。二楼那三扇落地长窗还在，只是彩色的玻璃，剩得不多了。

1990年代以后，楼里住户陆续搬走。房子空过一段时间，外墙灰了，屋顶漏了，野草从墙角长出来。路过的人说，可惜了，这么好的楼。

2010年代，江岸区把这栋楼修复了。修缮团队找来老照片，按原样恢复外廊，恢复彩色玻璃，恢复那三扇落地长窗。找不到原配的彩色玻璃，就请工匠按老照片里的图案重新烧制。院子里种上花木，把那口井也清理出来。

2024年11月14日，鄱阳街155号来了8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鲁兹主教的后代——曾孙女艾琳·鲁兹（中文名吴美庐），还有洛根·鲁兹的孙女们。这是他们八十七年来第一次回到这栋房子。

他们从楼下爬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仔细打量每一个房间。艾琳·鲁兹写了一本家族史，书名就叫《庐山组曲——从西方到东方的爱情之歌》。她的中文名字“吴美庐”，取自庐山——鲁兹一家夏天避暑的地方，也是她祖母顾美玉长眠的地方。

1972年，弗朗西丝·鲁兹受周恩来邀请，回到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双钢琴音乐会。她把庐山石工号子编成《庐山组曲》，作为第一首曲目，献给中国人民。她回到汉口，走进鄱阳街155号，在那架钢琴前坐了一会儿。琴已经不在了，但窗还在。阳光从彩色玻璃漏进来，落在她手指停放的位置。

那一年，距离她最后一次在汉口弹琴，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

现在，我站在这栋小楼前。

灰色的墙面清洗得很干净，红瓦屋顶换了新的，外廊恢复了，花瓶式栏杆一排排立着。二楼那三扇落地长窗最显眼——彩色玻璃重新烧过了，红黄蓝绿，在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阳光透过玻璃，在窗下的墙上投下彩色的影子，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晃来晃去。

楼下的小院门关着，透过铁栅栏能看见里面——腊梅种回去了，刚长到一人高，还没开花。那口井还在，井沿是青石的，磨得发亮。井里还有水，很深的，看不见底。

巷子里很静。偶尔有行人走过，消失在下一个路口。风穿过鄱阳街，带着梧桐叶的味道。

那三扇窗开着——不是真的开着，是玻璃透明着，阳光能照进去，人也仿佛能看见里面。一百年前，鲁兹就站在那扇窗后面，看外面的街，看黄包车过去，看小贩吆喝，看穿长衫的人匆匆走过。周恩来站在同样的窗前，和鲁兹谈论时局。弗朗西丝坐在窗前弹钢琴，琴声飘出去，飘进左邻右舍的梦里。

现在窗外，是穿T恤的人，是前来打卡的游人，是背着书包放学的孩子。

那些彩色玻璃的影子，还在窗下晃来晃去。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和一百年前落在鲁兹书房地板上的那些，应该是同一批颜色。

只是光线，换了一拨又一拨。

2024年秋天，鲁兹的后人走进这栋楼。他们摸了摸壁炉，走上楼梯，推开那扇窗。窗外还是鄱阳街，梧桐树比一百年前高了。他们站了很久，然后走出来，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

窗台上的灰，被风吹走了。

周恩来题写的那两幅字，一幅留在了中国，一幅被鲁兹带回了美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是他希望鲁兹带回国去的福音。鲁兹带回去了。他的后人，又带了回来。

彩色玻璃上的光，还在里面亮着。

citywalk攻略

鄱阳街155号（近胜利街口），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对外开放，有活动时可预约参观

最佳拍摄时间：下午三四点，阳光从西面斜射，把彩色玻璃的影子投在窗下；站在鄱阳街对面的人行道拍整栋楼，能收进那三扇最著名的落地长窗

⚠️ 建筑不对外开放，只能在外部观看；彩色玻璃是修复后重新烧制的，但图案按老照片恢复；那口井在院子里，透过铁栅栏能看见；鲁兹后人2024年回访的故事，是这栋楼最新的记忆

步行串联：从鲁兹故居沿鄱阳街继续向东，过胜利街，就是上海路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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