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序》开头便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1]14他把道学的核心称为“道统”,并说这就是尧之所以授舜的“允执厥中”[1]14,亦即舜之所以授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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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章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于《伪古文尚书》,可置不论;用“允执厥中”来概括孔子在《中庸》中提出的“中庸”观念则可,以之概括《中庸》全篇内容则不可——“中庸”只是《中庸》篇讲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而《中庸》篇内容,除了讲“中庸”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以外,主要阐释论证君王的道德修养,正如《大学》从“大学”讲起,实际通篇讲君王治国之道一样。
《中庸》的主旨是君王的道德修养,以下诸端材料可证此论。
一、汉唐学者的论断
《中庸》,唐陆德明解题引郑玄云:“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主之德也。”[2]1625
“记中和之为用”是解题,“昭明圣主之德”才是概括全篇内容,郑玄的说解显然比后来的朱熹之说更确当。
《中庸》云:“修道之谓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7-18孔颖达疏曰:“谓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言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其养育焉”。[2]1625
可见唐人陆德明、孔颖达与汉人郑玄见解一致,皆谓《中庸》阐述“圣主”“人君”之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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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
二、俞樾之识见
清俞樾《湖楼笔谈一》云:
子思作《中庸》,汉时已有此说,太史公亦信之。然吾谓《中庸》或孔氏之徒为之,而非子思所自为也。
《中庸》盖秦书也,何以言之?子思之生当鲁哀公时,其殁也,当鲁穆公时。是春秋之末,而战国之初。当是时,天下大乱,国自为政,家自为俗,而《中庸》乃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岂子思之言乎?吾意秦并六国之后,或孔氏之徒传述绪言而为此书。
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文曰:“普天之下,抟心壹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皆与《中庸》所言合,故知《中庸》作于此时也。
其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然则一禀时王之制矣,此亦秦人之语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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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堂全书》
俞樾认为《中庸》为秦人所撰。其谓《中庸》之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与秦刻石文“普天之下,抟心壹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黔首改化,远迩同度”所言相合,在俞樾看来,《中庸》所言亦为帝王之事。
三、皇室的道德教育是儒家传统
大约从周代起,就很重视对年轻君王或储君的教育。
《周礼·地官·师氏》载:“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亦齿焉,学君臣父子长幼之道。”[2]730
又《周礼·地官·保氏》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2]731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
大约最晚不过从汉代起,《孝经》《诗经》《论语》之类书籍已作为年轻君王、世子的主要教科书了。
如《汉书》卷七《昭帝纪》载诏书:“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3]223
《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元平元年(前74)霍光奏议曰:“孝武皇帝曾孙病已,……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3]238
虽然《诗》《论语》的内容宽泛,不似《中庸》《大学》主题明确,中心突出,但还是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此类书籍教化皇室,目的即是强化君王之德、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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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讲论语中庸》
四、《中庸》为教育君王成为圣主经典著作
郑玄注《中庸》所谓“圣主”,一部分指孔子尊崇的儒家先公先王。因为儒家认为,天子是膺受天命治理国家的,是圣人,儒家便把古代的几位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称为圣王。
称颂圣王的高尚道德、丰功伟绩,以使后代君王继承之、效法之,是儒家典藉的重要宗旨。《尚书》诸篇如《尧典》《皋陶谟》《洪范》《无逸》等都贯彻着这个宗旨,起着这种作用。
不过它们主要是历史著作,不是教育帝王的专门教材。于是战国、秦汉之际,《中庸》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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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前传》
其作者以先代圣王为榜样,希望后来的君王效法他们。这样《中庸》就成了历代君王必读的教科书。君王是君子们效法的楷模、仪表,当然《中庸》也就成了君子的必读书。也就是说,《中庸》是培养君王道德观与思想方法的讲义。
又因《大学》是讲君王治国之道的,君王在专制社会中极其重要,所以朱熹把《中庸》《大学》从《礼记》四十九篇中挑选出来,与阐述儒家之道的《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集注,作为君王与士人的必读书,这不是偶然的。
五、《中庸》之内证
(一)对君王进行“天命、性、道、教”的教育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1]17
性,指万事万物(包括人)膺受“天命”(天,大自然,儒家把它视为神)而具有的属性,顺应这些属性而存在的规律即是“道”,阐示这些规律就是“教”。
特别强调的是:膺受“天命”、领受“道”、教育他人的,只能是君王。这些自然、社会的法则规律当然常伴人类,须臾不可离。
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中庸》的作者便得出结论:“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17[2]。
作者最后强调,人性有喜怒哀乐,圣人因而制定礼与政教,对人性加以节制,是为“中和”,也即“中庸”。显而易见,制定礼教与政教,对人性加以节制的“圣人”,也应该是君王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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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讲疏两种》
(二)对君王阐明“中庸”是君子之美德
《中庸》的作者赞扬舜的智慧,原因在于舜能“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1]20,即不以极端手段治民,而治民以“中”,即治民以中庸之术,所以既无过,亦无不及。并肯定颜回“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1]20的英明处世之道。
作者论述了君子固执中庸,在立身行道、行孝持家、交友为人、修身行事诸多方面的种种美德——也即君王之美德,因为君王是最尊贵的君子。
(三)对君王进行尊重鬼神的教育,推行“慎独”的主张
接着,为了讲君王“慎独”“至诚”这种美德,先讲君子的鬼神观——这也是对君王进行必要的思想认识教育。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多信奉鬼神。孔子崇敬鬼神,但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4]61“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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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解读》
《论语·先进》记载,子路问孔子如何事鬼神,孔子斥责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4]113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又斥责他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也希望利用人们对鬼神的崇敬,提倡敬慎祭祀之事,以达到尊重先王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4]6的目的,推行“慎独”的主张。《中庸》的作者引孔子的话说: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1]25
孔子认为,鬼神不可视听,然威力巨大,能让天下人穿着整齐的祭服庄敬地进行祭祀,所以君子对于无声无息的事也戒慎恐惧。没有比隐微更明显的了,所以君子要慎独。由此可见,慎独与敬鬼神有内在联系。
儒者经常借助于鬼神之威,让比较本分的君王小心谨慎,也让那些无法无天的君王心怀戒惧,不敢胡作非为、过分放肆。
(四)以“德、位、禄、名、寿”对君王“循循善诱”
《中庸》的作者重在正面教育、鼓励与引导,他赞颂舜“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饗之,子孙保之”[1]25的显贵与荣耀,讲述了“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1]25的道理,引用了颂扬周王美德及功业、祝福其福禄无疆、子孙千亿的《毛诗·嘉乐》(今本为《假乐》),并认为“大德者必受命”[1]25。
《中庸》的作者进一步引述史实证明“大德者必受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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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通义 中庸注参》
“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1]25的伟绩,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饗之、子孙保之”的功烈与富贵荣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的大业与功劳,周代君王如此光宗耀祖遗烈子孙才是“达孝”,从而激励君王成为“大德者”,由此方能“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1]25的君位,对那些贪图享乐的储君、君王们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是臣子会拱手奉上的财宝美女。
一旦这样的王储缺乏为君之德、理国之道,转而便为夏桀、商纣、周幽之流,以致天下殆丧。
所以儒者们极力用“为民父母”“功流万世”“名垂千载”等桂冠与高尚的义理激励他们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抑制其贪婪、淫荡之情,这对君王中的一部分人,也并非毫无效果,对某些人甚至产生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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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思想》
(五)具体地阐述君王为政之理
其一,《中庸》的作者引孔子之说阐释为政之理。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1]28此即“人亡政息”之成语。今人往往将“人亡”与“政息”误解为并列关系,误读为“人死了,政权也灭亡了”,这种解读从语义到语法全错了。
实际上,“人亡”与“政息”两者间是条件关系,孔子此论强调“执政者”(君王)的重要性——君王要正直高尚而有智慧,才能贯彻“好政教”,即所谓“人存政举”;否则,虽主张好而人非其人,其政教也必废止,即所谓“人亡政息”。得出德结论是“为政在人”,国政或举或息,全在君王之人品。
其二,君王不仅要有高尚的人品,还要有责任意识。
“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1]28《中庸》的作者以自然事物譬喻:君王为政之道在于致力于治国理政、恤养生民,犹如土地之道在于滋生万物。君王对于百姓,如同蒲芦教养桑蟲一样。
其三,君主应当是国家最大的贤人,欲为贤,当通晓君子修身之道。
《中庸》的作者认为君子修身之道有“五达道”“三达德”,“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五常(五伦),“三达德”即知、仁、勇。君王只有力行五达道、三达德方可为圣主明君。[1]28
知、仁、勇是圣人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令天分不高、生性怯懦的君王们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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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证释》
《中庸》的作者循循善诱,给予劝勉鼓励,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29
只要“好学、力行、知耻”便接近“智、仁、勇”,进而通晓如何修身、为君、治天下。这样的话,那些“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章句上》)[4]]12的中下等智力的君王,一定会为自己能“王天下”并成为名垂青史的“圣王”而跃跃欲试了。
其四,交代君王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
《中庸》的作者引述孔子所谓“为天下国家”[1]30之“九经”,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论述了各经的重要性及具体实施方法,并提出了“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1]31的重要行政原则,此皆为君王治国之要道。
(六)特别强调君王修身要“诚”
首先,阐述君王“诚”的必要性。
《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修身、行事必须真诚,认为“诚”是天之道。谁膺受“天之道”?当然,只有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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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释读文献集成》
君王手中掌握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若君王不诚,国家衰亡,人民遭殃。所以《中庸》的作者勉励君王:“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31
要他们“择善而固执之”[1]31。而且“诚”,要体现在勤奋学习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1]31
这番道理简单明了,其结果当然是极大地激发了君王的上进心。
其次,强调君王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32
如若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可以发挥自己、他人、万物的一切潜能,进而辅助大公无私的天地教化养育万物,参天立地。什么人有资格“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非君王而何!
复次,明示“至诚”的社会效果。
《中庸》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知化育。”[1]38这是“至诚”的社会效果,也是君子之大道。
君子非以声色驭民,而是以德化民,润物无声,犹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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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中庸学阐释》
上天之事,毫无声息,只是默默地滋养化育万物啊。君王若如此治国,则必当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4]11,达到至圣之境。
最后,对君王提出警戒。
《中庸》又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33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警告君王,其语言惊心动魄,“祯祥”与“妖孽”——君王必须清醒地关注这些于国家兴亡相关的社会现象。
此语至今对执政者仍有警示作用:世事沧桑,循环往复,勃然而兴之国,忽焉而灭之朝,欣欣向荣之域,老大龙钟之邦,“祯祥妖孽”,历历可数,的的可信。今之“祯祥妖孽”,必有能知之者。
(七)总结历史,勉励君王建功立业
在《中庸》的的后半部分,作者歌颂天地山海之浩瀚广大,并将其归结到受天命的周文王的英明,圣人之道的伟大,以及君主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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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辩驳中庸章句之研究》
尤其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37的仲尼的功德,其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溥博渊泉——堪为“天下至圣”[1]38。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1]38
何谓“配天”?即身为天子,被百姓与天一起受到敬仰、祭祀!孔子的圣人之境,缘于他道德的完善,这无疑是对君王的一种激励。
六、结语
朱熹云:“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1]17这是合乎《中庸》的结构的。从孔子关于君子的世界观讲起,多方面阐述君子、圣王的品质、道德、治国方略,“末复合为一理”——成为君王,参天立地,化育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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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
故曰:《中庸》主旨是论证君王的道德修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3.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2.
注释:
[1]俞樾《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2]或认为此处说“慎独”事与“中庸”话题无关,疑是错简,当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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