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走婚制”挺好的

浙江某企业家的遗产纠纷占据报纸大篇幅版面很久了，这几天又有报道说他家的事，真烦人。这都是现行婚姻制度不合理的铁证。据报道，已经有很多人说了，现行婚姻制违反人性，得改，只是究竟怎么改才好尚在探讨之中。
许多人推荐居住在云南泸沽湖附近的摩梭人的“走婚制”，我也觉得挺好的。青年男女相互看对眼了，男生就可以受邀到女生家过夜，天亮前就离开，然后互不打扰，即使是生了孩子也不用管。这种“夜合晨离”的男女关系模式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优点，概括起来至少有6个优点：第一，突出女性在男女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体现了尊重女性的高贵品质。第二，将男女亲密关系纯粹化，体现了尊重人性的高贵品质。第三，将男女性关系和财产关系作出彻底切割，体现了爱情至上的崇高追求。第四，免除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磨合形成的各种矛盾问题，避免掉了一夫一妻制、多夫多妻制的各种矛盾问题，而未必不得一夫一妻、多夫多妻之利，体现了对人类自身局限性的深刻体察和在与人类命运抗争中的卓越悟性。第五，将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交给母亲及其家庭，突出肯定母爱的独特价值，体现了摩梭人富有人情味的理性选择及对摩梭女性道德品质和生存能力的无比自豪。第六，将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交给母亲及其家庭，有利于形成大家族制度，对于社会建设、社会政治关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摩梭人在社会制度设计上的深谋远虑。
这里笔者必须特别肯定走婚制将男女婚姻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物理隔离的做法。现今社会许多人的婚姻关系都因婚姻制度和财产制度的深度纠缠而丑态百出。结婚前为财产（彩礼）讨价还价，结婚后为争夺财产控制权闹得鸡飞狗跳，离婚时为分割财产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婚姻就是一种市场交易，恩格斯甚至称之为“一次性卖淫”。人们不得不努力像精明的商人那样去“经营”婚姻。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就曾为此作出努力，他在第一次离婚打得两败俱伤后吸取了教训，提出了结婚者必先实行财产公证的观点。他在他的一本书中花费很大篇幅阐述了这一婚姻制度设计。他认为，财产公证不仅可以使婚姻当事人不至于为了分割财产在结婚前和婚姻存续中即准备离婚，也为真的分手时排除障碍、避免相互伤害。他的这一理论有效保障了他第二次婚姻破裂的顺利进行，也为他第三次婚姻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但特朗普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许多人虽然赞成他的观点，却不好意思真的去作财产公证，因为他们得假装相信自己可以相爱终生、白头偕老。
据报道，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实行了类似走婚制的婚姻生活方式。他们被称为周末夫妻，平时不在一起，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团聚。但周末夫妻可能主要是改善了婚姻当事人的亲密关系，而现行婚姻制度下最多的矛盾纠纷是和子女有关的，这可能是周末夫妻无法回避的难题。而走婚制最大的优点、最值得借鉴的一点，就是规定孩子由母亲及其家庭抚养，并且取消了“父亲”这个角色及其责任，取消了结婚建立小家庭的婚姻形式。并不是男人无用武之地了，他们留在自己家里赡养父母长辈、抚养姐妹生的孩子，也是在为家庭家族建设而奋斗，更可以为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发挥更大作用。如果现阶段我国婚姻制度改革者想要把周末夫妻制度化、规范化，最重要的就应当是，设计一项明确肯定家庭姓氏可从母姓流传下去的制度，赋予母亲及其家庭养育下一代的责任。由于养育下一代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可规定由政府提供必要的生育和教育补贴，由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如托儿所、幼儿园来帮助完成抚养教育孩子的责任。可规定孩子的父亲不承担抚养责任，但为尊重和保护父亲和子女的应有感情，允许父亲以适当方式协助母亲抚养子女，包括允许其到女方家中看望并暂时居住，居住期间外出工作取得收入均交由孩子的母亲支配。通常孩子均随母姓取名，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允许孩子随父姓取名。
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家庭家族制度的演变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恢复一定形式的大家族制度有利于民族复兴伟业，而借鉴走婚制的优点以改革现行婚姻制度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新型大家族制度。按照学者雷海宗的研究，战国时期秦魏楚韩的变法，使此前的传统大家族制度急剧转变为小家庭制度，而实行小家庭制度，不仅有利于小家庭利益主体积累物质财富，从而有利于加快社会财富的积累，也有利于社会成员更多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家庭也是农业小生产的基础，是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尤其是小家庭制度容易压抑生育意愿，以至于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实施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勾践领导的越国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娩者以告，公医守之”，等等。雷海宗说：“我们读此之后，几乎疑惑墨索里尼是勾践的私淑弟子，两个人的政策相同处太明显了！”（《中国的家族》，《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现在看来，雷海宗所说的勾践私淑弟子何止墨索里尼，早已几乎遍及世界很多国家了。所以雷海宗认为，“未来中国到底采用如何形态的大家族或小家族制度，颇堪玩味。大小两制，各有利弊，两者我们都曾实行过，两种苦头也都尝过。我们在新的建国运动中，是否能尽量接受历史上的教训去弊趋利呢？”（《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很明显，雷海宗是希望未来中国社会既要保留小家庭制度的社会活力，也要保留大家族制度有利于人口增长的优点，还要保留大家族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政治关系的制约。虽然这种既要又要还要未免贪心，但雷海宗的这些愿望还是十分合理的，看起来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