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朱总理：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为什么选择人民币不贬值？

首先，1998年的人民币，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豪赌“，万幸！朱总理的应对被历史证明了”空前成功“。

其次，一国本币贬值和升值没有什么“绝对对错”的概念，1美元兑10元人民币，或者1美元兑1元人民币，并不一定是我们经济好坏区别有多大，核心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外汇储备和货币调控能力的区别，抛开要出口还是内需的争论，放眼全球，能做到”汇率在我“的就没几个经济体！

而我们的底气，就源于1998！

当然，1998年那场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之所以成为“亚洲白马骑士”！一方面，是日本那时本身就因为《广场协议》处于“迷失期”，完全靠不住，整个亚洲唯有我们有能力正面支撑。

另一方面，除开当年必要的“大国政治姿态”，更关键的是，这是我国金融史上，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选择，而也正因为在这次货币战争中击败了“华尔街代表”索罗斯，并借着市场，重塑了国内金融体系，因此才有了后面WTO谈判的底气，这个具体可以看《当年为加入 WTO 做出的让步，今天看来到底有多值？》

而朱镕基总理在这其中的作用尤其关键：他实际上是在“1998年的中国，是要出口竞争力、还是要金融稳定、香港稳定这一中国改革信用”之间做了一次不惜代价的平衡。

一、大国担当：中国出于维护亚洲地区的利益和本国的需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先从泰国开始，随后席卷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亚洲经济体，并开始重创日本股市。

于是，大量亚洲国家货币开始抛弃固定汇率，开始大幅贬值，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其实面临的压力不小，毕竟好日子才过了没多久！

我们的人民币当时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并轨后的有管理的浮动机制，但整体经济又高度依赖出口，且附加值并不高，与周边同级市场的技术差距并不大，因此，周边国家货币一下子贬值 20%、30%，甚至更多，就相当于中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突然变贵。

更麻烦的是，我国当时处于经济结构转型，自己内部换挡的压力也很大！

比如，1997—1998 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出现通缩压力、国企改革又正好进入攻坚阶段、同时，银行体系内又存在着大量不良贷款、汇率变动后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而香港1997年回归后，此时的联系汇率制度又正在遭受巨大冲击，索罗斯将香港当成了提款机。

因此，如果人民币顺势贬值，比如贬值 10%—20%，短期看似非常诱人，因为我们的企业将得到显著的出口支撑，也能缓解国内劳动力市场压力！

但人民币一旦贬值，则必然引发“第二轮亚洲货币战争”，周边已经遭受重创的中小经济体，只能选择继续贬值，以维系经济，这样的结果，就是亚洲出现大规模的主权债务违约。

而这是当时中国领导层最担心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危机就会从“金融危机”进一步变成整个亚洲出口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全面动荡。

可中国当时已经是亚洲经济的重要一环，虽然经济体量远小于今天，但其出口、外汇储备和制造能力已经足以影响周边国家。

因此，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自己扛着经济压力，向市场和周边经济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中国不通过货币贬值抢市场，诸位联合起来抗住货币！

尤其是对香港，朱镕基总理说：只要港府需要，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这就让索罗斯将直面中国千亿美元级别的外汇储备，大幅造成其做空头寸紧张！

因为，国际空头的设想是我国只要主动把人民币大幅贬值，就可能强化市场对于港币联系汇率崩溃的预期。

而这步，对稳定亚洲市场预期非常重要。

二、人民币不能只看出口，还要看资本和金融体系

货币贬值从来不是免费的！如果其可以解决问题，今天的阿根廷也不需要米莱，津巴布韦也会是发达国家！

当时，除了前面的问题，如果人民币突然大幅贬值，市场还可能进一步形成“人民币还会继续贬”的预期，企业和居民可能增加美元资产配置，资本外流压力加大。

这就会形成典型的自我实现式货币危机，而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人民币稳定本身在我们的国情下就是一种“金融防火墙”。

加上，当时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没必要通过贬值来“抢救出口”，尤其经过 1994 年汇率并轨和出口扩张后，我们积累了较强的外汇储备基础。

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被迫靠贬值才能维持国际收支的国家，一旦汇率不如意，我们就会抛售美元/美债，购入人民币来让本币升值，反之，亦然。

而且，那时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低，不在WTO里，因此，和很多亚洲国家不同，我们当时并没有严重依赖短期外债融资，也没有完全开放资本账户。

这其实给了我国在那时一个非常大的政策缓冲空间：

我们可以选择“不跟随贬值”，然后利用财政、货币和投资政策来刺激内需，反正外部的流动性阀门一直在我们手上，而索罗斯的误判也在于此，他只盯着香港金管局，却忘记了其身后的巨人！

三、朱镕基总理的判断

严格的说，朱镕基总理不是简单地说“人民币不能贬”，他的思路实际上是：

汇率贬值可以刺激经济，但靠扩大内需、金融改革和财政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增长问题。

于是，1998 年以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各种高速公路、铁路、电力、城市基础设施、水利等都在那时兴起！

同时，我们又扩大信贷、降低利率，并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实际上我们直到今天，经济调控的总体思路还是这个配方！

而朱总理，在其中的决断，核心不是“人民币没有贬值”这么一个动作，而是：

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完整的把现代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内外金融市场条件要素组合起来的改革执行者。

所以，1998年其实，我们赢在了最关键的政策能力！

我们用一种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以改革换增长”的政策思路稳住了亚洲，也稳住了自己，而从历史结果看，1998 年的选择，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的旧增长模式”向“三驾马车”模式转型的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