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离职前的遗憾

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总理都无能为力。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给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本文摘自《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罗晓、于一　著，东方出版社

来源：人民网

20年“右派”生涯

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作为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所幸的是，朱镕基在农场只劳动了很短时间，就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帽”，并上调国家计委机关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由于朱镕基尚属“内控人物”，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

“文革”中期，朱镕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从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间，他所做的无非是养猪放羊，除草收割。

时至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二次复出，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京后，又被安排至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朱镕基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此时，朱镕基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是年9月，朱镕基终于彻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并恢复了党籍。据载，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1998年，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和畅言的朱镕基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对于朱镕基个人而言，或许那段经历注定是不愉快的，却恰恰因其大落继而大起的政坛传奇，成为表明中国改革开放魄力和勇气的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