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五年前的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无法醒来的噩梦。那天凌晨两点，我接到医院急诊科的电话，说我女儿出事了。当我发疯一般赶到医院时，晓楠蜷缩在病床的角落里，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病号服，眼神空洞得像是一口枯井。
她的身上满是淤青，脖子上还有明显的掐痕。护士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告诉我，送她来的是个好心的路人，孩子不仅遭遇了性侵，血液里还查出了迷药的成分。
那一瞬间，我觉得天塌了。晓楠是我唯一的女儿，自从她妈妈因病去世后，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她从小品学兼优，刚刚考上本市最好的大学，那晚是去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紧紧抱住浑身发抖的她。直到警察赶来，在女警的安抚下，晓楠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那三个名字：赵启明、陈浩、孙宇。
这三个人在当地都是有名的富家子弟，赵启明的父亲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陈浩的家里经营着连锁酒店，孙宇的父亲则是某个大企业的高管。第二天，那三个人就被传唤到了警局，但事情的走向却出乎了我的意料。
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三个就被家人保释了出来。负责这起案子的警察面有难色地告诉我，包厢里的监控坏了，没有拍到任何画面。而那三个人的口供出奇的一致，他们承认和晓楠发生了关系，但一口咬定是晓楠自愿的，甚至拿出了晓楠在聚会上喝酒后“主动”靠向他们的照片。至于血液里的迷药成分，他们辩称是晓楠自己吃下的抗抑郁药物产生的反应。
我愤怒地拍着桌子，大声质问怎么可能有人自愿被打成那样。但现实的冰冷超出了我的想象。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四处奔走，但所有的证据似乎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抹平了。当晚在场的其他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避而不见，唯一一个愿意接我电话的女孩，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叔叔，求您别找我了，我家里还有个弟弟要上学，他们家我们惹不起。”
案子因为证据不足，迟迟无法推进。就在那时，赵启明的父亲找到了我。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我家楼下，递给我一张两百万的支票。“林老师，事情已经这样了，孩子还小，以后还要嫁人。这笔钱足够你们换个城市，重新开始。”他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里没有丝毫歉意，只有居高临下的施舍。
我把那张支票撕得粉碎，砸在他的脸上。他冷笑了一声，摇上车窗丢下一句话：“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教中学的，拿什么跟我斗？”
拒绝和解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我任教的学校接连收到匿名举报信，说我师德败坏、收受贿赂。虽然学校查明是诬告，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校长还是委婉地建议我“暂时停薪留职，处理好家事”。
与此同时，晓楠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她不敢出门，不敢见人，甚至一看到年轻男人就会浑身发抖。
有一天深夜，我起夜时发现浴室的门反锁着，里面传来微弱的水声。我撞开门，看到晓楠割腕了，鲜血染红了浴缸。
抢救过来的晓楠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爸，我脏，我活不下去了。”我跪在她的病床前，握着她冰凉的手，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我向她发誓，也向我自己发誓：“楠楠，你不脏，脏的是他们。爸爸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会把他们送进监狱。”
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我正式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买了一辆二手的捷达，开始跑网约车。跑车只是掩护，我真正的目的是跟踪那三个人。我开始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在他们经常出没的高档会所、酒吧和别墅区外。我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习惯了无法无天，早晚会露出破绽。
第二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每天在车里一守就是十几个小时，饿了就啃冷馒头，困了就掐自己的大腿。我买了一大堆法律书籍，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翻得起了毛边。
我清楚地知道，想要翻案，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尤其是那晚“坏掉”的监控，或者足以推翻他们口供的新证人。
在长期的跟踪中，我发现那三个人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赵启明最嚣张，陈浩最圆滑，而孙宇则是最胆小的一个。孙宇染上了网络赌博，欠了一大笔债，他父亲停了他的卡，他几次找赵启明借钱都被当众羞辱。
于是我抓住了这个突破口，我开始刻意制造机会接近孙宇。有一次，他在酒吧喝得烂醉，被几个催债的人拖到巷子里毒打。我冲过去，用扳手吓退了那几个人，把他救了下来。
他当时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把我当成一个热心的路人。我顺势提出送他回家，在车上，我放了一段录音，那是晓楠在梦魇中绝望呼救的声音。
孙宇的酒瞬间醒了一半，他死死地盯着我，浑身发抖。我平静地看着他：“孙宇，我只想知道当年那件事的真相。如果你不说，我保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心理防线一旦出现裂痕，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在我的软硬兼施下，孙宇终于吐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天包厢里的监控根本没有坏，赵启明早就买通了那家KTV的经理，把监控录像拷走并删除了原文件。
而那个经理，因为拿了一大笔钱，早就辞职回了老家。孙宇还透露，赵启明有个习惯，喜欢把那些“战利品”存在一个加密的移动硬盘里，那个硬盘就放在他名下的一处私人公寓的保险箱里。
拿到这个线索后，我并没有轻举妄动。我知道，以我个人的力量去偷硬盘，不仅违法，而且一旦打草惊蛇，证据就会被彻底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