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从小听江姐的故事,都记得竹签刺指的惨烈情节,这么多年传下来,不少人默认这事和军统少将沈醉脱不了干系,甚至直接说施刑的就是他。直到1981年沈醉去香港探亲,被旧友的孙女当面问出这个问题,这桩传了几十年的公案,才终于被摆到台面上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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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读的《红岩》是文学作品,为了塑造人物把很多同类事件浓缩到一起,时间长了大家就容易把文学角色和真实历史人物搞混。当年小说里的特务“严醉”,和真实的沈醉名字太像,一来二去,竹签刺江姐的锅就扣到沈醉头上了。这事传了几十年,连香港年轻小姑娘都听过这个说法,才会毫无避讳当面问出来。
沈醉当年确实是军统的高级将领,渣滓洞、白公馆这些关押政治犯的地点,也确实归军统管辖。但军统内部层级分工很细,抓人、押解、审讯、动手刑讯,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全包下来。当年负责审讯江姐的主要是徐远举,沈醉从来没亲手对江姐动过刑。
小姑娘听完直接追问,那你当时到底在不在场。沈醉沉默了好半天,给出的回答放到现在看,都实在得不像一个经历过这么多风雨的老人说的。他说,不能因为不是自己动手,就说自己完全和这事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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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话不是打官腔也不是玩文字游戏,当时他作为军统体系里的高级人员,明知道监狱里有这类严酷刑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去阻止,默认了这套规则的运行。往细了捋,亲自动手的承担直接责任,下令的承担命令责任,他这种知情默许的,也逃不掉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很多人看历史总喜欢非黑即白,要么把所有脏水都泼到一个人身上,图个口舌爽快。要么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时代和组织,把个人摘得干干净净。这两种思路其实都不客观,也离真实的历史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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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遭受酷刑这件事本身,从来没有任何争议。江姐面对刑讯的坚强和为了革命牺牲的壮举,也不会因为施刑者具体是谁,就改变半份性质。我们要掰扯清楚的,不过就是具体是谁该负什么责,不能让不相干的人背不属于他的黑锅,也不能让该负责的人全身上下摘得干干净净。
这次香港之行,沈醉住的是湾仔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旅社,和他当年出入军统军政机关的风光比,落差不是一般大。他本来就是过来探亲的,没想过要蹭旧身份的热度讲旧事,架不住他身份太特殊,走到哪都有人追着问起过去的事。
回到北京之后,沈醉开始整理自己过去的经历,他二女儿从台湾过来,劝他出去写稿子赚稿费,甚至劝他移居美国,靠着自己知道的军统内幕,不愁赚不到钱。沈醉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写历史不能谁给钱就按着谁的意思说,也不能让别人替自己安排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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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留在北京,写出了《我这三十年》《戴笠其人》等好几本回忆录,讲了很多军统内部不为人知的细节和运作规则。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含糊其辞混过去,知道就是知道,不清楚就是不清楚,责任分得明明白白。
毕竟隔了几十年,个人记忆难免有偏差,加上沈醉本身就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文字里免不了带点个人立场。所以他写的这些内容,只能算亲历者的一家之言,要考证史实还得和官方档案、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对着看。
不可否认的是,沈醉至少说了实话,没有为了洗白自己就否认整个刑讯事件,也没有硬扛不属于自己的罪名。这种尊重史实的态度,比现在很多乱蹭历史热度博眼球的内容,不知道强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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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96年在北京病逝,沈醉都没改变自己的选择,一直留在北京整理文史资料。他这辈子换了好几个身份,从军统少将到文史作者,起起落落大半生,最后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把那段真实的经历留给了后人。
参考资料:人民网 还原沈醉与江姐受刑案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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