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贡茶顶流到文旅名片——六安茶的前世今生

六/安/茶/的/前/世/今/生

六安茶

乾隆十六年春天，一封奏折从六安州发出，驿马星夜兼程，驰递京师。

写折子的人是知州金弘勲。他在奏折里写下一个名字——霍山茶户张文举。这个人必须在谷雨之前，按“一枪一旗”的标准，把雨前芽叶焙制成茶，装入黄绢袋，由知州亲自钤封，赶在谷雨后十日起解。

张文举是谁？县志里没有他的传记，他大概一辈子没出过大别山。但他手里那筐茶，两个月后会出现在皇太后的茶盏里，会出现在经筵日讲的御案上，也会出现在奉先殿的祭案前。

这不是特例。从唐至清，一千多年，年年如此。

乾隆十六年六安知州关于贡茶的奏折

一、别的茶走督抚，六安茶走“知州直贡”

六安贡茶历史源远流长。自唐代开始建立贡茶制度，六安凭借依山襟淮、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的自然禀赋，以及东接江浙、北临淮河的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贡茶之地。

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欲其新采速进，故他土贡尽由督抚，而六安知州则自拜表，径贡新茶达礼部，为上供也。

同治《六安州志》记载明确：六安知州须自拜表，径贡新茶达礼部。

清同治《六安州志》

康熙十七年礼部议覆蒋鸣龙疏，将六安茶从“布政司汇解”队列中单列，仍许知州另委解进，语称“非与别样芽茶可比”。这便是六安茶专属内务府御前通道的制度起点。

为了保证贡茶如期征收和起解，每年入春，州县主要官员都要亲自出马，催督茶农全力投入采制，并张贴告示，明示贡茶征收在即，州县境内不得进行茶叶贸易，须待“四月八日进贡以后，乃敢发卖。”

二、贡额分配：从唐宋土贡到明清定额

唐宋时期，六安贡茶属民焙土贡性质，由地方主动贡献。如《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江淮茶橘，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

明清两代，贡茶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朝廷对贡茶质量要求十分苛刻，对贡茶名品求新欲望十分强烈，迫使各地州县层层设立专管机构，对贡茶采摘、炒制、征收、包装、运输等各个环节进行严加监督。

明弘治七年（1494）分设霍山县时，贡额随之拆为州二十五袋、县一百七十五袋。入清后屡次增额：康熙二十三年增百袋，总额三百袋；康熙五十九年再增百袋，定格四百袋、总计七百斤（每袋一斤十二两）。雍正七年暂停，十年恢复，此后以四百袋为常额。

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安知州王廷曾改革征贡办法，按贡茶定额折征银两，由知州集中交由优质产地统一采办，并严格规定贡茶一律按雨前极品一枪一旗采摘细嫩芽叶，依法焙制交纳。

三、贡茶产区：雨前细蕊，动态采收

贡茶硬标准“雨前极品，一枪一旗，谷雨后十日封箱起解”。但古代茶叶生长靠天收，同一座山、同一个冲，今年和明年的发芽时间都可能相差三五天。六安知州肩负办贡考成，到了茶季，最要紧的事就是派人满山巡查——哪个山头出茶早，就收哪个山头。

清乾隆《霍山县志·产地》说“东山最早”“霍产悉出西南，迟在雨后”，这是对常年气候规律的概括，不是铁律。碰上暖冬，西山的茶也可能在谷雨前冒出几棵；遇上倒春寒，东山也可能推迟。州官不会拘泥“东山才是贡茶山”的理论，只要芽叶达到“一枪一旗”标准、赶得上谷雨后十日封箱，不论来自六安州哪座茶山，一律照收，纳入黄绢袋。

清乾隆十六年《六安州志》

所以不必追问“当年贡茶到底产自哪个山头”。黄绢袋里装的，是谷雨前大别山区当年最早发芽的那一批芽叶，不是某个固定山场的特许经营权。今年东山早，东山就是主力；明年北山先发，北山就多收几袋；西山偶尔赶上，也一样进箱。这才是贡茶制度的真实运作方式。

贡茶起运时间，限每年谷雨前后十日内。《清会典》记述：“顺治七年，礼部规定各省布政使司，每年谷雨后十日起解，限定日期到部，延缓者参处。……庐州府限二十五日……”

清康熙二十九年《大清会典》

四、黄绢封箱，贡茶入京

州志对采制流程有完整记载：

“每岁茶户采择雨前极品，一枪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黄绢为袋，管盛茶一觔十二两，共四百袋，分贮于箱。知州敬谨钤封，恭缮贡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

（同治《六安州志·卷十一·食货志四·茶贡》）

贡茶到京，由礼部会同光禄寺交送内务府，专供上用。乾隆《六安州志》卷末附《霍山竹枝词》一首，描其解运实况：

“春雷昨夜报纤芽，

雀舌银针尽内衙。

柳外龙旗喧鼓吹，

香风一路贡新茶。”

谷雨后十日，专差解官持勘合、捧贡匣北上，一路驿站换马，抵京交礼部转内务府广储司茶库。

五、清宫年耗量：内务府档案中的真实数据

顺治初年，朝廷设茶库，专贮各省所解茶叶。六安茶到朝廷后，随即由光禄寺交送内务府专用，“非与别样茶可比”。

乾隆三十三年，茶库纳贡茶记录：安徽六安州年定额贡进茶四百袋（每袋一斤十二两），计七百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清宫档案

朝廷每月逢初五、十五、二十五，议政王、议政大臣会议以及太和门之内大臣、侍卫用茶，均用六安芽茶，日供应量四两，两日一次从内务府广储司茶库领取。

由于六安茶具有消食去腻、清热解毒、养胃、补脾、益肝之功效，除了用于议政御茶，还被宫廷用作代茶饮，与其他中药配制单方。清宫仙药茶，就是由六安名茶、乌龙茶等配制组成，疗效良好。

此项贡茶系供上用暨内庭主位月例宫分之用，不可一日短缺……若再行耽延，恐误上用。

咸丰五年，因匪患影响，贡茶延迟送达，内务府发文急催如上。战乱之中，六安茶的进京通道依然不容中断。

咸丰五年催办贡茶文书

六、贡茶名品，著称于世

历代贡茶多为地方名茶。唐宋时期寿州贡茶以蒸青团饼茶为主，兼有蒸青散茶。贡品“霍山黄芽”是质高于饼茶的一种芽叶，更加幼嫩，采制更加精细。

明清时期，六安主贡芽茶，通称贡芽或贡尖，属炒青贡茶。《续茶经》曰：“庐州府属六安、霍山并产名茶，其最著惟白茅贡尖，即茶芽也。每岁茶出，知州具本恭进。”

经过千百年贡茶的演变，六安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色的时代名茶：唐代的霍山黄芽；宋代的六安龙芽；明代的小岘春、贡尖、先春、松萝、龙井、六安雀舌；清代的银针、雀舌、毛尖、梅花片、齐山云雾、六安瓜片、舒城兰花、霍山菊花茶等。这些名茶基本上从贡茶沿袭下来，至今仍保持着传统的生产工艺和品质风味。

七、贡茶文化，绚丽多彩

早在唐朝，六安贡茶就被朝廷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礼品，带入边疆地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奉诏进藏，随身带去大量嫁妆，其中就有寿州茶在内的各地名茶。自此，茶与饮茶习俗相继传入西藏，成为藏族人民一日不可缺少的饮料。

自清代后，六安贡茶不仅为皇室所占有，而且作为对外交流的高级馈赠礼物。据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派特使马嘎尔尼率团前来为乾隆帝祝寿。临走时，乾隆皇帝列清单，特拨普洱茶四十八团，茶膏九厘，武夷茶十四瓶，六安茶十八瓶，作为回赠礼物。

八、贡茶重赋，民不聊生

然而，贡茶的辉煌背后，是茶农沉重的负担。明代固定贡额以后，沉重的贡赋长期压在六安茶农百姓头上。

明正德初，刑科给事中陈霆因忤刘瑾被贬为六安州判官，在任亲见茶农疾苦，晚年归里著《两山墨谈》记其事：

“予谪宦六安，见频岁春冻，茶产不能广，而中贵镇守者，私征倍于官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山谷窭民，有鬻产卖子以买充者……”

清代名士宫鸿历《新茶行》、朱襄《采茶词》，均真实记录了茶农在官府催逼下的悲惨处境。贡茶之重，可见一斑。

清乾隆十六年《六安州志》

九、今生回响：从宫廷贡茶到文旅名片

昔日的贡茶，今日已成六安的文化名片和富民产业。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霍山黄芽、舒城小兰花、六安黄大茶等传统名茶也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了六安茶丰富的品类矩阵。千年工艺在当代焕发新生。

依托大别山生态优势，六安打造了西茶谷主题公园、九一六茶园等茶旅融合基地，推出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可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在山水之间品味“一枪一旗”的古老韵味。茶旅融合不仅让贡茶文化走出典籍、走进生活，也为当地茶农开辟了增收新路。

从紫禁城的茶盏，到大别山的茶园；从黄绢袋里的贡品，到寻常百姓杯中的佳茗——六安茶穿越千年，完成了从“贡”到“享”的转身。

回过头来看，六安茶的地位，靠的是三样东西：

一是历史久远——从唐代肇始，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贡脉未断。

二是通道特殊——别省贡茶走督抚汇解，六安茶由知州直拜表文，径送内务府。

三是用量可观——皇帝御用、经筵日讲、奉先殿祭祀、太医院代茶饮，乃至外交馈赠，处处都有六安茶。

许次纾《茶疏》说“大江以北则称六安”，不是后人硬吹——一千多年的贡茶史、每年七百斤的解运量、内务府档案里那句“非与别样芽茶可比”，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来源： 六安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