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铁剑，观测水情也丈量权责

第06版：绿海周刊·法韵

《检察日报》2026年8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坐落于江苏扬州三湾古运河畔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藏1万多件自春秋至当代的运河主题文物。让我们一起漫步运河之畔，翻开这部流动的史诗——

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1号展厅内，陈列着一柄体量惊人的铁剑。此剑长7.5米，重逾三千斤，剑身斑驳。它并非作战兵器，亦非祭祀或礼仪法器，而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立于山东兖州泗河大桥桥孔之下的一柄镇水剑，1988年被发现于泗河南大桥东侧的河道内，原件现藏于兖州博物馆。

△镇水剑（复制品）

据《滋阳县志》记载，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夏，泗河洪水暴涨，冲垮了南大桥中间的三个桥孔。洪水退去后，时任兖州知府金一凤捐出私财重修桥梁。桥成之后，又铸此剑，立于桥下。古代民间素有“铁能镇水、剑可斩蛟”的说法，金一凤此举，有着禳灾祈福、安抚民心之意，但这柄剑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水文测量。

铁剑插入河床，剑身露出水面，洪水涨退留下的水痕清晰可辨。在既无水文监测站亦无远程传感技术的清代，这柄矗立于水中的铁剑，将抽象的“汛情”转化为具体的“刻度”，使水位高低直观可见，客观上形成可供官民观测参照的水情标识，并逐步形成一套可公开观测、反复验证、事后追溯的水情记录机制。这正是镇水剑所蕴藏的法律治理逻辑的核心所在。

“法”的古体字写作“灋”，即水、廌、去。《说文解字》释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水，寓意公平如水，不偏不倚；廌，为上古传说中能辨是非曲直的神兽，见人相争则以角触其不直者；去，即去除不直之义。三字合构，揭示了中国古代对“法”的基本理解。镇水剑以剑身为尺，将水的涨落化作人人可见的刻度，正是“平之如水”这一法理在地方治理中的物质具象。

有刻度，便有了客观的事实依据；有事实依据，方能明确责任归属。这与法律运行中“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相通。可以推想，在清代泗河流域的防汛实践中，每逢汛期，沿河官民皆可凭此剑判断水情。水位抵达不同高度，对应不同层级的预警与处置：水没过第一道刻度线，里正上报县衙；没过第二道，县衙上报府衙；水势再涨，知府则须亲临桥头，依据剑上水痕研判灾情，调集人夫物料，组织抢险。一把铁剑，将无形的洪涝风险转化为清晰可见的判断标准，使决策有据可依、问责有迹可循。

与镇水剑同处一个展厅的，还有一块长25米、高8米的古汴河河道剖面，取自河南开封州桥遗址。剖面上清晰保留着唐宋以来历代的河道堆积，层层叠压，如同地质年轮。将河道剖面和镇水剑置于同一展厅，形成了富有深意的映照：镇水剑定格的是某一时刻的空间水位，河道剖面记录的则是跨越朝代的河道变迁，它们指向同一个法理逻辑——“留痕”。河道剖面以泥沙留痕，证实河道宽窄深浅之变，为后世治水者提供历史依据；镇水剑以水痕留迹，标记洪水涨落，为当世责任者提供判断依据。

由镇水剑的“留痕”逻辑延伸开去，可以窥见清代治水与漕运管理中一套严密的责任规制体系。清代颇为重视漕运，谓“国之大事，惟兵与漕”，漕粮被称为“天庾正供”，即供应天子粮仓的法定赋税，事关京师粮食供给与国家财政运转。《大清律例》中涉及漕运的律条颇多，其中专门针对“侵盗折干”——即运粮旗丁在途中偷卖官粮、收粮书吏在征收时克扣百姓等违法行为的条文，便有十条之多。律条规定，“凡漕运粮米，常人盗一百二十石者，发边远充军。数满六百石者，拟绞监候”。而负有漕粮运输、管理责任之人（如领运官、押运官、旗丁、水手、代役船户、驳船船户等）监守自盗漕粮，则盗粮六十石及以上者发边远充军，满六百石拟斩监候。

法条不可谓不严，如何监督落实？依凭的正是“留痕”。粮船从江南水乡出发，沿途过闸有记录，换船有交接，入仓有核对。每一袋漕粮的转运路径，几时起运、经何闸口、由何人经手，皆须载于册籍，层层画押，以备核查。纸面上的留痕与河道中的刻度，在治理逻辑上如出一辙：以确凿的记录，织就一张覆盖人、物、时、地的责任之网。

更值得关注的是，镇水剑的剑身上，还铸有一行铭文：“康熙丁酉二月知兖州府事山阴金一凤置”，17个刻字至今清晰可辨。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留痕”——责任主体的留痕。将官职、姓名等铸于铁剑之上，意味着这把剑是金一凤递交给朝廷与百姓的责任状。剑在，刻度在，责任便在。可见，镇水剑既是测量水位的工具，也是衡量担当的标尺；既是对洪水的威慑，更是对权力的自我约束。

从这一视角审视镇水剑，其意义便不再囿于一地一隅的水利轶事，而指向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一条源流——物勒工名，即器物之上刻名记责。早在秦代，这一做法便已被写入法律。云梦睡虎地秦简《工律》规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书之。”即官府制造的甲胄兵器，必须以刻写或朱书的方式标明官署与工匠姓名，以备质量追溯。从秦国兵器上的制造者署名，到清代铁剑上的知府铭文，时间跨越近两千年，器物形制迥异，制度语境亦不相同，但“以器载名、以名定责”的治理思路一以贯之。这个刻在器物上的名字，既是责任主体对产品质量的担保，也是权力运行接受追溯的凭据。以刻名为手段，以留痕为形式，以定责为旨归，这正是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一条贯穿始终的法治文化线索。

江南的梅雨季节年复一年如期而至。三百年前，知府金一凤站在泗河大桥，俯身察看剑上的水痕，凭此决定是否敲锣示警、是否加固堤防。今天，打开手机便能查看实时更新的水文曲线，水利部门依据自动监测站点反馈的数据启动应急响应，防汛指挥系统通过数字模型预判洪峰到达的时间。技术手段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刻度”与“留痕”这两个基本要素，作为公共治理的底层逻辑，始终未被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镇水剑不仅是一件水利文物，更是一枚镌刻着传统法治精神的印信。它提醒后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实施的关键在于可验证，可验证的前提是标准明确、记录完整、责任清晰。一柄插在河道中的铁剑，用直白的方式诠释了这些道理。它是刻度，是凭证，是一个官员对一方百姓签下的责任状，是“平之如水”四个字在治理中的朴素实践。

来源：检察日报 经开区检察院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文字：王丹 张弛

编辑：吴恙

初审：纪思源

复审：孙晓蒙

审签：茆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