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是中国的乔丹·皮尔吗？

文 | 文武赵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把最佳导演授予《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
我看有网友评论说：大鹏是中国的乔丹·皮尔。

尽管我认为，大鹏个人，无需对标一个美国的导演，冠上中国的乔丹·皮尔这样的名号，但是给这两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电影的差别。

大鹏和皮尔都从电视、网络喜剧中成名，都长期被观众当作“负责搞笑的人”，后来又都证明，喜剧演员不仅能演电影，还可能比传统导演更懂普通观众的恐惧、尴尬、愤怒和自我安慰。

但两人的行业位置仍有明显差距。乔丹·皮尔已经建立了一种明确的电影类型：只要海报上出现他的名字，观众就知道大概率会看到一部带有社会议题的恐怖片。大鹏目前建立的是个人可信度，尚未建立一个稳定类型。观众相信他拍片认真、人物接地气，却还不能只凭“大鹏作品”四个字判断影片究竟是喜剧、剧情片、歌舞片还是古装片。

所以，百花奖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电影行业开始认可乔丹·皮尔式的创作者成长路线：喜剧人可以成为严肃导演，网络内容经验可以转化为电影能力，理解大众情绪的人可以进入电影生产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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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早期依靠《屌丝男士》成名，乔丹·皮尔则通过《疯狂电视》和《基和皮尔》获得知名度。两人最早掌握的都不是宏大叙事，都是三五分钟内建立人物、制造误解、完成反转。

这种训练非常适合今天的电影市场。

现在的观众没有耐心等一部电影用四十分钟进入正题。

开场十分钟能不能建立人物，二十分钟内有没有明确任务，人物的行为能不能被观众迅速理解，直接决定口碑。喜剧短剧要求创作者准确判断观众会在什么时候笑，恐怖片则要求导演判断观众会在什么时候紧张。两种能力本质相通，都是对节奏和观众心理的控制。

乔丹·皮尔的《逃出绝命镇》讲一个黑人青年第一次拜访白人女友家庭，表面是见家长，实际是逐步失去身体和身份控制权。影片先让观众感到不舒服，再让这种不舒服变成恐惧。

大鹏的《保你平安》和《长安的荔枝》采取了类似办法。《保你平安》没有先讨论网络造谣，先让魏平安为了一个已经去世、无法替自己辩解的人到处奔波；《长安的荔枝》让一个想保住工作和房子的普通人，被迫承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两人的共同点是先把观众放进一个人的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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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丹·皮尔的第一次导演作品《逃出绝命镇》，制作成本约450万美元，全球票房超过2.55亿美元。Box Office Mojo的数据显示，影片全球票房约为制作成本的五十多倍。它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提名，最终由皮尔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奥斯卡官方网站记录了这一结果。

一部电影同时完成了三件事：让普通观众买票，让专业奖项承认，让电影公司赚钱。

此后，《我们》全球票房约2.56亿美元，《不》约1.71亿美元。两部电影没有依赖续集，也没有使用已有漫画、小说或知名系列。观众购买的是乔丹·皮尔提出的新故事。Variety对其导演生涯的回顾也明确指出，皮尔已经成为少数能依靠导演名字吸引观众进场的人。

大鹏的成长路线更长。

《煎饼侠》票房约11.6亿元，首先证明他能把网络知名度换成电影票；《缝纫机乐队》开始补足人物和情感；《吉祥如意》证明他能够处理真实家庭和复杂情绪；《保你平安》将网络造谣转化为大众喜剧，取得约7亿元票房；《热烈》证明他即使不担任主要角色，也能调动明星和大型歌舞场面；《长安的荔枝》则证明他可以处理文学改编、古装制作、跨地域拍摄和更复杂的演员阵容。

《中国电影报》统计，《长安的荔枝》2025年票房约为6.91亿元。大鹏六部长片导演作品累计票房接近40亿元，但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逃出绝命镇》那样，仅靠一个全新的类型故事，就同时改变导演本人、制片公司和整个市场。

换句话说，乔丹·皮尔是一部电影完成身份转换；大鹏用了十年，一部一部修正外界对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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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这么说，乔丹·皮尔已经拥有明确的产品。

他的电影通常是恐怖片或科幻惊悚片，主角往往面对一种表面友好、实际正在吞噬个人的力量。《逃出绝命镇》讨论种族，《我们》讨论阶层和被遗忘的人，《不》讨论人类对奇观、流量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乔丹·皮尔创办的Monkeypaw Productions也明确把自己的目标写成：开发有思考、有鲜明作者特点的电影、电视和数字内容。Monkeypaw官方网站显示，这家公司已经不只服务皮尔本人，还在生产其他导演的作品。

这意味着乔丹·皮尔已经从导演变成了一家内容公司的核心。他不需要在每部电影中亲自出演，也不需要每次都自己导演。他可以提供题材判断、创作方法、制片资源和发行信用。

大鹏目前仍然是一位以个人为中心的导演。他最稳定的类型是“小人物被逼进绝境后，仍然努力做一件正确的事”。

这个主题不是完整的电影类型。
《保你平安》可以用当代喜剧表达，《热烈》可以用歌舞励志片表达，《长安的荔枝》又可以放进唐朝。题材范围宽，说明大鹏适应能力强；但范围过宽，也意味着他还没有形成一块只有自己能稳定占据的市场。

观众会说“乔丹·皮尔的新恐怖片来了”，却更可能说“大鹏这次又拍了一个什么故事”。前者已经形成固定消费习惯，后者仍需要片名、主演和题材共同完成销售。

因此，今天称大鹏为“中国的乔丹·皮尔”有一半正确：两人的出身和社会观察能力相似，但商业模式尚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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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百花奖章程，影片先由全国观众投票产生提名，再由101名观众评委集中看片、讨论，并在颁奖典礼现场决定最终奖项。中国文艺网公布的章程写明了这一流程。

所以，大鹏战胜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行业偏见：从网络短剧、综艺和喜剧表演中成长起来的人，只适合负责热闹，不适合掌控完整电影。

这个偏见已经被市场推翻。

喜剧演员必须观察人怎么说话、怎么掩饰、怎么撒谎、怎么在尴尬中自保。一个长期写喜剧的人如果愿意学习摄影、剪辑、演员调度和制片管理，完全可能比只掌握镜头技术的人更懂观众。

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短视频创作者都能成为电影导演。

大鹏比较稀缺的地方是他愿意用十年补课。他从依赖明星客串，走到能够让刘德华、黄渤、王一博等演员进入自己的叙事；从堆段子，走到控制人物情感；从拍熟悉的现代喜剧，走到处理古装、文学改编和大型制作。

电影公司今后会更愿意从喜剧、综艺、脱口秀和短视频领域寻找导演，但筛选标准会非常现实：能不能写九十分钟以上的故事，能不能接受剪掉自己喜欢的笑点，能不能指挥几百人的剧组，能不能按期完成，能不能让观众在笑完之后还记得人物。

大部分模仿者会失败，因为他们只学会了快速制造反应，没有学会长期塑造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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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目前最明显的情况，是票房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影片。2026年春节档总票房57.52亿元，《飞驰人生3》一部取得29.27亿元，超过整个档期的一半。

这让真人电影越来越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拍成本高、场面大的春节档电影，要么拍成本很低、主要参加电影节的小众作品。

处于中间的社会喜剧、犯罪片、职业片和剧情片，最容易找不到投资。

大鹏的连续成功证明，中间仍然有生意。

《保你平安》讲网络谣言，《长安的荔枝》讲普通人替上级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电影不需要构建电影宇宙，也不需要几十亿元票房。只要制作规模控制合理，五亿至十亿元票房就足以支持出品方继续合作。

这种项目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容纳不同年龄的演员，不必把全部投资押在一个流量明星身上。《长安的荔枝》同时使用大鹏、白客、庄达菲、刘俊谦、刘德华、杨幂、常远、魏翔、王迅和付航，本质上是导演用角色组织演员，而不是为某一个明星临时拼故事。

百花奖认可大鹏，会让电影公司更愿意投资“明确社会问题加成熟喜剧表达”的真人电影。

公司会优先寻找一个普通人能理解的任务，再寻找与任务有关的现实情绪，而不是先买明星档期，再让编剧填剧情。

结论

大鹏不是中国的乔丹·皮尔，至少现在还不是。

乔丹·皮尔已经建立了原创类型、全球观众、稳定制片公司和明确的人才培养能力；大鹏建立的是十年持续进步、接近40亿元导演票房，以及普通观众对他处理小人物故事的信任。

但百花奖说明，大鹏已经完成最困难的一步：行业把他看成能够独立决定一部电影质量的核心创作者。

这释放了三个非常具体的信号：中国电影会从喜剧、综艺和网络内容中寻找下一代导演；中等规模的真人电影仍然值得投资；电影公司将把更多决定权交给能够同时理解剧本、演员和观众的人。

如果大鹏下一阶段能够拍出原创类型片，减少自我重复，并建立一家能够生产别人作品的内容公司，他才会真正成为中国的乔丹·皮尔。

在此之前，更准确的判断是：乔丹·皮尔证明了喜剧人可以重新发明美国恐怖片；大鹏正在证明，喜剧人也可能重新建立中国观众对真人电影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