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造园相伴而生的全能文人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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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创作到园林营构，白居易的成就都堪称非凡。同时，他又有着凡人的情感，奉行“实用理性”这一典型中国人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构原则。这是白居易当时即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也使得其影响力超越时代，至今仍为大众与学术界所乐道。

《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以中唐为时代背景，将白居易的园林营构与仕宦生涯交织成主线，在四个互相搭接、偶有交错的不同阶段，以代表性园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诗文、考古材料等为佐证，尽可能厘清历史事实，系统梳理其园林思想的生成机理、园林营构的具体做法、园林欣赏的方式方法，并以园林史为参照，对关联人物进行比较研究，解析白居易园林思想与营构形式转变的背景与内涵。

此外，本书以白居易为节点，构建起一个上承陶渊明、谢灵运，中及王维、李德裕，下接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网络，将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以降的园林史，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园林的演变史衔接起来，力图更清晰地呈现出古典园林在中唐的变化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鞠培泉 黄一如 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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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中国园林史上的价值和影响

20世纪以来，国内对白居易的研究达到新的高潮。50年代之前，主要的研究者是陈寅恪（1890—1969）、岑仲勉（1886—1961）。《元白诗笺证稿》《白氏长庆集伪文》等在白居易生平、文集的版本考订和笺证等方面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0年代后，随着顾学颉（1913—1999）《白居易集》、朱金城（1921—2011）《白居易集笺校》等书的出版，白氏文集的整理和校订等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王拾遗（1917—2007）《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则为研究白居易的生平提供了参考。近年，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白居易诗集校注》等书吸收日本等国的历史资料，在白居易研究上取得新的进展。

在上述成果中，白居易与园林的密切关联引发了关注。在《草堂记》中，白居易自述有山水病癖：“从幼造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王铎（1934—2020）认为白居易一生造渭上南园、庐山草堂、忠州东坡、洛阳履道里宅园，并经营了西湖风景。王南希等人认为，还应补充新昌坊宅园。事实上，白居易的造园实践还不止于此，但仅庐山草堂、忠州东坡、杭州钱塘湖、履道里宅园已涵盖山林地、城市地的私人及公共性园林诸类型。

白居易的仕宦、园林生平（鞠培泉 绘）

虽然时光荏苒，园林旧貌难现，白居易在中国园林史上的价值和影响却不可磨灭，这实在要归功于其大文学家的身份。在诗文中，白居易记述了大量园林营构事迹，譬如《草堂记》《池上篇并序》便让庐山草堂与洛阳履道里宅园跃然纸上，履道里考古发掘的结果，也的确与文字一一对应。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白居易的贡献更在于其思想，即将所作变为所述。《草堂记》《池上篇并序》《太湖石记》等足以彪炳史册，“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等文字，成为文人园的宣言。不仅如此，白居易诗文还体现生活态度和内在精神，构建完善的精神世界，因而被宋代文人继承和发展。可以说，白居易不仅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也是伟大的造园家，他的诗文与园林相映成趣。

中唐是中国古代园林史的重要节点，不能简单归于唐，而应打通唐宋断代界限，着眼于其“中”，关注承先启后之变化。白居易正是这一特殊而重要时期新兴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当新的阶层出现，新的世界观、人生观、自然观也随之诞生。作为代表和样板，白居易的园林营构与园林思想是新世界观、人生观、自然观的体现，而造园、营园、游园又转而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人生的一部分。

庐山草堂平面示意图，深色粗线示意园林边界（鞠培泉、曹馨怡等 绘）

本书的探讨对象是作为园林主人的白居易。白居易并非职业造园家，故以园林主人——对于白居易，所谓“主人”，首先指占有者，然后是营构者，最终是使用者——为研究视角。个人史是布罗代尔所谓的“短时段历史”，但思想不仅属于个体，还包括凝聚于制度的观念等。所以本书既关注白居易个人，也以其所属阶层为基础，立足于中唐这一中国历史由中古进入近世的重要时段，将个人与阶层置入整个历史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中，将推动园林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地理、水文、气象，科举制、官制，均田制、两税法，隐士观念，以及理水叠石做法等——的变迁均囊括进来，最终形成园林营构和园林思想两方面的研究内容。

《辞海》释“营”为“建设；经营管理”，“构”为“架筑”。园林营构既有事前的选址、谋划，事中的设计、建构，还包括事后的经营、管理、维护，是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总和。具体而言，即白居易于何时何地进行了哪些造园活动，其面貌又如何等；园林思想则包括白居易为什么要营构园林、园林的欣赏方式，以及怎样造园等。上述问题为研究的引导，而白居易不同时期园林营构与思想的变化及推动变化产生的诸多“力”也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

白居易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白氏长庆集后序》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目前得以留存的有三千七百余篇。大和八年（834），六十三岁的白居易作《序洛诗》，声称“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如果加以平均，则每四五天即作一首，就像今人的日记一样，可以说，以诗文来记录人生是白居易的一大特点。其诗文主题十分丰富，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园林事迹，还有对前贤如陶渊明、韦应物（737—约793）的追慕，也有与同年、朋友在园林中的酬答唱和。因此，在其所属时代中，从其所属阶层出发，构建一个前后衔接的局部网络也就成为可能。

在园林领域，白居易的诗文不仅准确细致，甚至可以说与造园相伴而生。如宝历元年（825）《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诗有“桥凭川守造”之句，盖当时河南尹王起资助白居易在池上造桥；大和三年（829）《问江南物》诗说“王尹桥倾雁齿斜”，指出从苏州任上回洛阳时桥已失修；同年的《池上篇并序》中“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交代了桥的位置、形态和作用；大和六年（832）《答王尚书问履道池旧桥》记录桥的维护情况“虹梁雁齿随年换，素板朱栏逐日修”；会昌二年（842）《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诗“望月桥倾三遍换”句说明桥经三次大修。

但诗文毕竟是文学作品，必须首先研究诗文的时间、地点、人物，方能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避免时下园林史研究中常见的误读。为此笔者采取的是一种“笨办法”，即通读文集、梳理笔记。在存世的多个版本的白居易文集中，本书以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为基础，辅以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和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白居易生平研究主要参考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辅以王拾遗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白居易生活系年》，日本花房英树的《白居易年谱稿》及其他相关论文论著。《白居易集笺校》分七十一卷，另有外集分上中下三卷、附录等，共收录白居易诗文三千七百余篇，其中，与本书写作相关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提供了园林的相关信息，包括部分游园诗、园居生活诗、以园林为背景或主题的唱和诗、园林营构诗文等，共三百余篇；另一类则表达了白居易的自然观、园林观等，分布较为零散，数量更多，前一类诗文基本也都含此方面内容。

实物是历史研究的另一基础。本书写作的幸运在于，白居易最重要的园林之一——履道里宅园有较丰富的考古材料，为认识过去的真相，也为叙述历史的真实提供了帮助。对隋唐长安、洛阳等地，尤其针对部分宫苑如大明宫、上阳宫遗址的持续考古工作所得成果，也成为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同时，虽然实物无存，地理环境等的变化却是相对缓慢的，实地考察也有一定意义。

履道里宅园演变阶段图（鞠培泉、徐林啸等 绘）

对于园林营构，本书不采用以空间为核心的西方建筑理论方法，也不停留在诗情画意上，而是以造园过程、欣赏方式、行为习惯等为导引，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在文献、考古资料所呈现的园林面貌基础上，合理运用建筑学专业知识，具体研究园林营构中选址、理水、堆山等做法及其原因，将不因时地人变换的常识、中唐制度变化、园林考古资料三者结合，作出综合论述；对于园林思想，本书更倾向于通过大量文献的考证、归纳与综合，让文献中的古人自己说话，较少使用格义的方法，尤其不取将西方观念、理论直接拿来的做法。此外，本书还尝试将白居易与前人、后人、同代人加以比较，使分析更为深入、连贯。

原标题：《与造园相伴而生的全能文人白居易》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鞠培泉、黄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