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对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意义与要求

文/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金融法草案对既有金融监管逻辑进行了全方位重塑，是整部法律最具系统性影响的部分，它为建设“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了基础法律支撑，使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与金融强国目标相匹配。

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第一部“管总”的基础性法律，标志着金融法治建设迈入新阶段。

从宏观层面看，草案的出台具有三层深远意义。立法体系层面，金融法填补了我国金融领域“管总法”长期缺位的空白，与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单行法形成“基础法+单行法”的有机衔接。治理逻辑层面，金融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体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实现了从政策表述到法律权利义务配置的转换。监管效能层面，金融法对既有金融监管逻辑进行了全方位重塑，是整部法律最具系统性影响的部分：监管范围实现既管“持牌经营”又管“无证驾驶”的全覆盖，从“管机构”转向“管活动”，监管模式从“分业分段”转向“协同联动”，监管对象从“持牌主体”延伸到“关键少数”，监管责任从“事后处罚”延伸到“全周期管理”。本文从回顾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演变的历史脉络与国际经验出发，从四个维度阐释金融法对金融监管逻辑的重塑。

监管逻辑的历史脉络与国际镜鉴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是适应金融业态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动态调整过程。1992年以来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关键节点：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并下设中国证监会，开启证券监管专业化进程；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11月保监会成立，金融系统实行中央垂直管理，同时人民银行实施大区行体制；2003年银监会成立，与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格局；2018年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组建银保监会；2023年3月中央金融委员会及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显著强化，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与权威性得到系统性提升。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主要范式

从国际经验看，金融监管体制主要存在四种典型范式。一是美国式的“分业监管+功能监管”模式，由多个专业监管机构按机构类型和功能领域分工协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强化系统性风险防范；二是英国式的“双峰监管”模式，由英格兰银行下设的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局（FCA）负责行为监管，体现宏观审慎与行为监管的分离与协同；三是德国式的“统一监管+联邦央行协作”模式，由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统一行使监管权，并与德意志联邦银行在监管信息共享、风险评估等方面紧密协作；四是如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统一监管模式。

不同范式的演变亦呈现若干共性特征：着力防范系统性风险、强化统筹协同；普遍强化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高度重视新技术变革的挑战，平衡创新与规范；严格监管与放松管制交替，监管风格根据金融周期与风险形势动态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又进一步推进了资本与流动性监管强化（巴塞尔协议Ⅲ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至4.5%、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至6%，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杠杆率等新指标）、业务模式监管（美国“沃尔克规则”、英国“栅栏原则”以风险隔离方式分别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更高资本与流动性要求（“生前遗嘱”、自救安排机制）等三方面变革。

现行监管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经过多轮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仍面临四方面结构性挑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应急处置机制有待健全；新科技革命下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金融监管框架与能力有待适应；监管法治体系有待完善；监管统筹协调有待加强。具体表现为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四对关系仍须进一步协同；数字化智能化监管水平仍须提升，金融业综合统计与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建立......

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6年7月刊总第152期

编辑 |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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