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大战”出生公民权，进入第二回合

文/方晨宇 编辑/漆菲

2026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在一旁聆听。（图源：美联社）

随着特朗普政府再次收紧出生公民权政策，不少美国人将目光转向加拿大。

加拿大去年放宽经血缘关系申请公民身份的规定，只要申请者能追溯并证明与加拿大祖先的血缘关系，就有资格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据加拿大媒体8月10日报道，已有数千名美国人依据家族血统申请到了加拿大公民身份。对部分申请者而言，获取加拿大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立刻移居，更像是在美国政治与移民政策持续变动的背景下，为自己和家人留存的一项“备用选择”。

就在8月上旬，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试图进一步收紧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阻止他此前推出的范围更广的限制措施后，白宫采取的最新行动。新的行政命令不再对出生公民权规则发起挑战，而将矛头指向“生育旅游”、外国政府雇员、外国恐怖组织成员以及部分商业代孕安排等更具体的领域，试图重新划定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

多年来，特朗普一直对出生公民权提出批评，并在屡次试图限制合法移民的过程中将其用作政治工具。如今，围绕出生公民权的争议已从最初围绕行政权与司法权展开的法律博弈，进一步延伸到移民政策、宪法解释和国会立法权等多个领域，甚至成为美国两党“文化战争”的焦点。

矛头直指出生公民权

特朗普对出生公民权的挑战，从他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当天签署第14160号行政命令，试图终结美国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出生公民权规则。按照这份命令，无证移民以及持临时签证，但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在美国生下的孩子，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活动期间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图源：盖蒂图片社）

特朗普的举措，直接触碰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立的出生公民权。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王金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中明确确认，除极少数例外，在美国出生的人即使父母并非美国公民，也享有美国公民身份。这一判决奠定了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宪法基础，此后，这一原则逐渐成为美国公民身份制度的重要基石。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签署后，诉讼迅速在全美展开。案件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并成为其第二任期内最具标志性的移民政策之争。

2026年4月1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特朗普反常地出席了最高法院关于出生公民权案件的口头辩论，开创历任总统先河。当时，九名大法官轮番向政府律师发问，核心问题直指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合法性：总统是否能仅凭一纸命令，重新定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条款？即便是特朗普提名的三名大法官，也没有明确站到政府一边。

两个月后的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比3裁决特朗普政府败诉，确认即使父母在美国属于非法或临时居留状态，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仍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对象。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特朗普政府不得据此实施第14160号行政命令。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高法院内部存在分歧。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代表多数意见撰写判决书，索托马约尔、卡根、巴雷特和杰克逊加入多数意见；托马斯、戈萨奇和阿利托则分别提出异议。

特朗普上个任期一共提名了三名大法官，包括戈萨奇、卡瓦诺和巴雷特。本案中，巴雷特站在多数一边，明确认同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出生公民权。卡瓦诺虽然同意阻止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但没有加入多数意见关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核心论证。按照卡瓦诺的观点，如果要改变现行出生公民权规则，应当由国会通过立法，而不是由总统单方面以行政命令改变。

2025年3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左一）和巴雷特在特朗普发表演讲后，与他握手致意。（图源：盖蒂图片社）

特朗普对此回应说，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那是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做出的决策。”他说，“那是为了奴隶的孩子，可现在成了什么？人们已经在利用它做生意了。”

他没有就此收手，7月8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文称，将“立即”申请重审，并警告说如果最高法院不改变这一“疯狂决定”，“这场司法不公将摧毁美国”。

按规定，重审申请通常须在判决作出后25天内提出。但期限届满时，特朗普政府并未提交有效的重审申请。到7月底，这一窗口已经关闭。而在过去数十年来，最高法院从未同意过重新审理已进行辩论的案件。

特朗普转而尝试绕开被法院否定的路径，以更具针对性的方式继续挑战这一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规定。

“生育旅游”成新打击对象

8月6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两项新的行政命令，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场陪同。与2025年的第14160号行政命令相比，此次措施明显收窄了范围，将矛头集中在特定人群的出生公民权以及“生育旅游”方面。

其中一项行政命令试图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涉及外国使馆工作人员、代表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以及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人员的子女。行政命令还列出了其他特定群体。

另一项行政命令则将矛头直指特朗普长期批评的“生育旅游”。特朗普将其定义为以“在美国领土上生育”为目的、持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的行为。按照命令，参与所谓“生育旅游”的外国人，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将面临公民身份受限制的风险。

特朗普用较大篇幅批评所谓“生育旅游运营商”，指责其帮助外国人赴美生育。他同时暗示，有“数十万人”从中获利。

特朗普颁布的最新行政命令将矛头直指“生育旅游”。（图源：盖蒂图片社）

米勒提到，“生育旅游”已经持续数十年，一些人“假装自己是游客”，声称只是想到美国参观迪士尼乐园、纪念碑或国家公园，真正目的却是在美国生下孩子，让其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随后离开美国。被问及政府将如何区分“旅游”与“生育旅游”时，他表示，《移民与国籍法》第215A条赋予了总统实施这些新限制的权力。

立场为亲特朗普政府的“移民研究中心”2020年发布的一份分析估计，仅在2016年至2017年的一年间，就有2万至2.5万名孕妇前往美国进行“生育旅游”。但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被研究者归入“生育旅游”范畴的婴儿，每年约有5000至不到1万名，占美国全部出生人口的比例不到0.3%。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项行政命令将如何执行，可以预料的是，任何阻挠新的特定群体在美国分娩并使婴儿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努力都会引发新一轮诉讼。

美国媒体认为，关于“敌对外籍人员”和入侵军队的界定或将面临质疑——在涉及特朗普政府激进移民政策的其他案件中，下级法院法官已经驳回了这些类别定义。

另外，该如何判断一个孩子是否出生于“恐怖组织成员”家庭？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塞萨尔·埃尔南德斯提出质疑称，如果政府需依据相关组织的成员名单进行认定，这些组织显然不会主动向美国政府提供名单。更重要的是，一旦政府需要逐一核查儿童父母的身份和背景，原本明确的出生公民权认定标准可能会变得模糊。

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萨姆·厄尔曼用历史上的“敌国侨民”认定，指出新行政命令的矛盾之处。他以二战期间在美国的日本移民为例说，这些人当时被认定为“敌国侨民”，按照特朗普政府此次扩大后的规则，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理论上也可能被拒绝给予公民身份。

“生育旅游”亦面临类似的执行难题。移民权益倡议人士担心，新措施可能进一步扩大移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比如，官员可以拒绝在其看来有意在美国生育的孕妇入境，但行政命令并未明确规定应依据何种标准判断。这意味着，原本针对签证和入境的行政判断，可能延伸到对个人生育意图的判断，由此引发新的法律争议。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试图把一个关于孩子出生后是否享有公民权的宪法问题，转化为关于父母是否有资格进入美国、是否存在欺诈意图的移民执法问题。然而，这两者并非天然等同。

面对种种质疑，特朗普只是淡淡表示，新行政命令针对的是既有法律所规定的欺诈行为和特定例外，并不违背最高法院近期对出生公民权的判决。

在美华人群体受波及

在美国围绕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博弈持续升温之际，针对所谓“赴美生育”的调查和执法也在加码。美国政府近来不断将“生育旅游”与签证欺诈、非法移民等问题联系起来，并将中国孕妇及相关服务机构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问题在于，当“出生公民权”“赴美生育”和“中国孕妇”被反复捆绑，这场政策争论产生的影响可能超出针对特定商业行为或违法行为本身。对于普通华人家庭而言，他们可能因此面临更多的身份审视、社会偏见甚至无形的“原罪”。

特朗普曾公开指责中国富裕人士赴美生育是为了让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称出生公民权“不属于那些来自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富人”；最高法院就相关问题作出裁决后，他一度讽刺称，要“祝贺中国，赢得一场巨大的‘出生公民权’胜利”。

此前，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检察官将调查所谓“生育旅游”计划列为优先事项，国会也开始研究针对外国人赴美生育的相关立法。随着政策讨论不断升级，华人群体及相关孕产服务行业受到的影响备受关注，例如月子中心、华人医院、超市、旅行社、移民和房产中介公司等。

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对四家涉嫌从“生育旅游”中获利的孕产服务机构展开调查。这些机构分别位于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议员要求这些机构提交客户数量、收费情况、营销材料及通信记录等资料，重点调查外国孕妇是否隐瞒赴美生育目的，以B-1商务签证或B-2旅游签证入境，从而涉嫌签证欺诈。

近年来，美国保守派人物和媒体不断放大中国人赴美生育问题。保守派评论员彼得·施魏泽（Peter Schweizer）曾在福克斯的新闻节目中声称，中国正在利用美国的出生公民权制度谋求所谓“战略优势”，并宣称有超过1000家公司向中国富裕客户推销赴美生育服务，费用有时高达8万美元。

2013年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关注了中国孕妇赴美生子的话题。（图源：电影剧照）

然而，对于“生育旅游”的实际规模，美国政府迄今没有掌握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外部机构的估算也存在较大差异。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共登记约359.6万例出生，其中母亲出生于中国的约2.75万人，占全部出生人口不到1%。如果进一步看母亲的居住地，母亲居住在美国境外、更接近所谓“赴美生育”的案例，仅有113例。

因此，如果将“中国出生母亲”与“赴美生育”直接画等号，很容易夸大所谓“生育旅游”的实际规模，也会进一步强化对华人群体的刻板印象。

对于已经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养育下一代的华人家庭而言，他们对这种变化尤其敏感。他们担心的不只是孩子能否获得公民身份，而是自己的家庭身份、社会形象乃至“是否属于这里”的问题，是否将被重新审视。

一个多世纪前，“美国诉王金案”中的主人公、华人移民王金曾为自己“生而为美国人”的身份抗争。如今，他的曾孙Norman Wong再次站到聚光灯下。

6月30日最高法院的裁决出炉后，Norman公开表示，曾祖父当年的抗争最终维护的是“所有美国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华人或亚裔群体的权益。他认为，曾祖父留下的这份“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眼下令华人家庭担心的是，这项由一位华人移民通过法律抗争捍卫的权利，会不会再次受限。

掀起新一轮“文化战争”

围绕出生公民权的政治与法律攻防远未结束，也越来越成为美国党争的一部分。在保守派阵营看来，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的败诉反而为其提供了新的动力。

最高法院6月的裁决虽然确认了出生公民权的宪法保障，但裁决本身的具体范围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讨论则进入了更广泛的视野。这一过程中，限制出生公民权的主张进一步进入保守派的政治议程。

与特朗普阵营关系密切的法律组织“第三条项目”创始人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将出生公民权比作下一个“罗诉韦德案”，认为该问题将成为保守派未来推动司法和法律变革的重点。

“罗诉韦德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史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判例之一。1973年，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宪法所保护的隐私权涵盖女性终止妊娠的决定，由此确立了联邦宪法层面对堕胎权的保护。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及相关判例，认定美国宪法并未赋予堕胎权，将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权交还各州。此举被视为美国保守派在“文化战争”领域的一大胜利。

在戴维斯看来，出生公民权涉及美国人的“主权”，应由美国人决定“谁可以进出这个国家，以及谁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亦主张，控制美国边境和人口是美国人的重要主权权利，据此反对现行出生公民权制度的适用范围。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也受到激励，试图将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举措进一步制度化。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提出法案，试图将部分外国人通过商业代孕在美国生育的情形纳入限制范围。该法案规定，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如果与美国境内个人或代孕中介签订商业代孕合同，并以在美国生育子女为目的，将被认定为“入侵者”；由此类商业代孕安排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不再享有自动出生公民权。

2026年4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一案举行口头辩论，示威者在法院外举行集会。（图源：美联社）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最新举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移民权利项目副主任科迪·沃夫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最高法院已经对此事作出裁决：出生公民权受宪法保障。任何附加的行政命令都无法改变宪法的含义。任何试图重写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都将遭遇与上一项命令相同的命运。”

围绕新行政命令的执行方式也引发移民权益组织的担忧。非政府组织“妇女难民委员会”的扎因·拉卡尼（Zain Lakhani）表示，这些行政措施可能侵犯合法寻求入境的孕妇的权利，而这恰恰发生在“她们人生中最脆弱的时刻之一”。他呼吁政府制定明确的执行指南，确保相关政策不会突破最高法院已经划定的法律边界。

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每每在相关政策遭遇司法挑战后，从不选择收手，而是一次次更换包装和由头，试图通过新的行政措施卷土重来，在司法裁决与行政权力之间不断寻找突破口，并一再试探总统行政权力的边界。

类似现象此前也出现在关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的部分关税措施遭到法院质疑，甚至被最高法院认定缺乏相应法律授权后，转而寻找其他法律依据和行政路径，以继续推进关税议程。比如，最高法院2026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后，特朗普政府随即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等其他法律工具。

《大西洋月刊》对此进行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概括：“如果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就向更高级别的联邦法院提起上诉；如果连最高法院也输了，那就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