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协议》与沙土巴结盟：无心插柳助推伊斯兰世界百年愿景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议，明确规定，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随后披露的信息显示，这一条款在技术上相当于北约宪章第五条。此外，三国还将成立部长级委员会和驻沙特常设秘书处，埃及也被列为潜在加入者。沙土巴合作由此越过一般的军事交流和双边防务合作，开始形成具有明确共同防御义务的制度安排。

如果只从当前的中东战事观察，沙土巴达成共同防御协议，很容易被理解为三国面对安全压力的一次抱团取暖。但拉长时间尺度就会发现，它触及了一个延续百年的问题：伊斯兰世界能否把共同身份、共同安全关切以及分散在不同国家手中的资本、军工和军事力量，转化为稳定的自主合作能力。

2026年8月7日，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左）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出席签字仪式。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一直被遏制的“联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空间瓦解。1924年，延续千年的哈里发制度被浴火重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废除，民族国家进一步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组织的基本边界。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各种地区联合不断出现，却始终没有形成能够持续整合主要伊斯兰国家战略资源的跨区域力量中心。

内部利益、民族、教派和政体差异当然是重要原因；西方大国的长期塑造并维持地区力量分立同样不可忽视。

殖民时期，英国等欧洲列强一直警惕泛伊斯兰主义突破殖民疆界。真正令殖民体系担忧的，不是殖民地的共同宗教认同，而是这种认同可能转化为跨越印度、阿拉伯地区、北非等地的政治组织能力。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取代英法成为中东最重要的域外力量，对地区自主联合力量的戒备又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尤其以美国试图重塑中东格局最为突出。

1958年前后的美国政策文件已对此留下清晰记录。面对埃及总统纳赛尔推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迅速勃兴势头，美国一方面认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统一诉求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主张限制其影响继续扩大，防止主导整个阿拉伯世界。冷战时期的《巴格达条约》能够获得西方支持，纳赛尔推动的自主阿拉伯联合却受到持续牵制，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地区联合由谁组织、服务于什么样的战略体系。

以色列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力量结构。美国2008年通过法律，要求向以色列以外的中东国家出售武器时，不得损害以色列“质的军事优势”。有关法律定义甚至明确考虑以色列面对单个国家以及“可能的国家联盟”时仍应保持军事优势。也就是说，中东地区并不是按照各国军事能力平等发展的原则构建安全秩序，以色列相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潜在的“国家联合”保持优势，本身就是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制度原则。

《亚伯拉罕协议》打开了一扇“门”

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是2020年出台的《亚伯拉罕协议》改变了地区国家建立新组合的政治规则。美国推动这一协议，原本是为了突破长期存在的阿以政治壁垒，使以色列通过外交正常化、经贸合作和安全联系更加深入地进入地区体系，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此后，美国又不断推动沙特加入，希望进一步形成以美国为主导、以以色列融入地区为重要方向的中东一体化结构。

但这一进程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外溢。为了推动以色列进入地区体系，美国主动突破了过去许多被视为难以逾越的政治和阵营边界，并推动少数国家围绕现实安全和经济利益建立跨阵营、小多边合作。然而，这种规则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只服务于一个方向。

既然阿拉伯国家可以跨越长期的阿以对立，根据现实利益重新组合外交和安全关系，那么伊斯兰主要国家同样可以跨越阿拉伯与非阿拉伯、海湾与南亚、北约成员与非北约成员之间的界线，寻找新的安全伙伴。美国为推动以色列融入中东而打开的地区重组空间，客观上也为其他国家运用相近规则组织自身合作提供了机会。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是在这一变化后的地区环境中推进长期酝酿的合作。土耳其方面披露，有关谈判已经持续两年八个月，这说明三国共同防御并不是《亚伯拉罕协议》的直接产物，更不是当前波斯湾战争突然催生的临时安排。但美国推动地区小多边化所带来的规则变化，与近年来中东战争暴露出的安全焦虑相互叠加，显然使这种合作获得了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

这一点在近期尤其值得关注。7月下旬，美国再次把与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同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联系起来，希望继续推动沙以关系正常化。两周后，沙特却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共同防御机制。两件事并不构成简单的因果关系，却揭示出沙特战略选择正在发生变化：它并没有离开美国安全体系，却开始同时建设不完全依赖美国组织的另一层安全关系。

麦加协议与以往伊斯兰合作机制的不同

三国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其战略资源具有较强互补性。沙特拥有资本、能源地位、伊斯兰教两圣地影响和海湾战略位置；土耳其拥有规模居前的常规军力、较完整的国防工业和较强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巴基斯坦拥有庞大军队、较强空军，同时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过去这些能力分别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安全体系中，现在第一次被一个明确的共同防御义务连接起来。

这与以往很多伊斯兰合作机制存在明显区别。伊斯兰世界从来不缺组织，也不缺团结声明，真正长期缺少的是把政治认同转化为军事义务，再把军事义务转化为常设执行机制。此次协议的意义正在于此：共同防御原则已经确定，部长级委员会和常设秘书处开始搭建，合作还向其他国家保持开放。

当然，现在将本次合作称为成熟的“伊斯兰北约”仍然过早。三国面对的主要安全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共同指挥、防空反导、情报共享、军事增援和军工协同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有待现实检验。如果未来埃及以及更多重要地区国家加入，其战略意义才可能进一步放大。

但无论如何，一个过去长期缺失的变量已经出现。过去一个多世纪，伊斯兰世界一次次提出联合，却很少能够把主要国家的军事、工业和战略能力长期组织在一个具有强制性义务的框架之内。西方主导的地区体系并不排斥处于其战略框架内的地区国家拥有相当实力，却始终高度警惕脱离其组织框架的跨国力量整合。

《亚伯拉罕协议》原本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以色列更加深入地进入中东。带来的结果却未必符合美国的最初设想。地区国家也开始发现，旧有安全边界并非不能突破，新的联合方式也并非只能由西方设计。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利用这一变化，把过去分散的双边关系推进为共同防御机制。这份协议还不足以改变中东力量对比，但它已经提出了一个比三国军事实力本身更加重要的问题：未来的中东，究竟由谁来组织地区安全。

（孔德军，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