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河南暴雨之后，再看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都在与洪水较量
阿文扒历史暗角
河南暴雨这个话题，常常不只是天气新闻。雨水落在城市道路、农田和村庄，也落在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记忆里：洪水来了，家园怎么办？庄稼怎么办？老人和孩子往哪里转移？
河南地处中原，又处在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地带。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让土地适合耕作，另一方面也让这里容易受到暴雨、山洪和河流涨水的影响。
中国人和洪水打交道，最早留下的故事，是大禹治水。大禹是否确有其人，不能把传说当作完整的实录，但《尚书》等文献保存了早期社会对洪水的记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一个人制服了洪水”，而在于治水思路发生了变化：从一味堵截，转向顺着地势疏导河流。后世常用“因势利导”概括这种治水思想。
这件事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人后来修堤、挖渠、开河，并不是把洪水当成一个可以彻底消灭的敌人，而是想办法让水有路可走，让洪峰有地方蓄，让百姓在危险来临前能够转移。治水因此从一项工程，慢慢变成了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更能说明中国古人怎样理解水。
约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
它没有用一座大坝把江水完全拦住，而是利用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让水分流、泄洪、排沙，再进入成都平原。两千多年过去，这套工程仍在发挥作用。
都江堰给出的答案很朴素：水不是越拦越好，关键是看地形、看季节、看水势。
洪水大的时候，要让它泄出去；需要灌溉的时候，又要把水引进田里。所谓“与水较量”，并不是和自然硬碰硬，而是摸清规律以后，给人留出一条活路。
近代的洪水，则让人看到另一面。1931年和1954年，长江流域都发生过严重洪水。
1998年长江洪水的来水量并不超过1954年，但一些河段的水位却更高。相关分析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围垸增加、分蓄洪空间减少，能暂时容纳洪水的地方变少了。换句话说，洪水危险不危险，不只看雨下了多少，也要看人有没有给洪水留下空间。
2021年7月，河南暴雨再次让全国记住了极端降雨的力量。国务院调查组披露，7月20日郑州一小时最强点雨量达到201.9毫米，突破我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这场灾害也暴露出预警与响应、城市排涝和避险转移方面的不足。
这也是今天防洪工作越来越重视预警、避险和协同的原因。堤坝当然重要，水库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伤亡的，往往还有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的提前量。
让群众知道雨会下到什么程度，知道哪条路不能走，知道老人孩子该往哪里去，有时比临时增加几台抽水设备更重要。
从大禹的疏导，到都江堰的分流，再到今天的气象预警、蓄滞洪区和城市排涝，中国人几千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承认洪水有力量，也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河南暴雨之后，我们真正应该记住的，不是“人定胜天”这句口号，而是另一句更实在的话：人要尊重水，工程要顺着水，制度要提前准备，百姓要有退路。洪水还会来，雨也还会下。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保证永远没有灾害，而是下一次灾害来临时，能少一些猝不及防，多一些准备和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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