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能独立于语言之外吗？｜答辩·《现代性的编码》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孔思宇（Uluğ Kuzuoğlu）副教授与三位中国学者讨论其近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三。

清代学者刘熙载所著的汉字书法理论《书概》中有记：“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这一对汉字塑形与结构的认识不仅为历代书法家所讨论，在现代汉字的设计工作中也逐渐形成一类原则：主笔是视觉结构中重要的部分，副笔则次要。笔画往往遵循主副关系绘制粗细。

探索中文语言与文字现代性是近年颇具活力的学术工程，而在该领域的长期实践中，语言似乎居于主笔的地位，文字却沦为余笔或副笔。现有的研究尽管从不同的论述框架与视角多次重审了各类汉字改革/革命方案，以厘清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应对了何种挑战、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变化与发展。然而，正如孔思宇在其新著《现代性的编码：中国文字与全球信息时代》的导论中指出，历史研究与叙述“延续了中国改革者自身构建的语言中心主义框架”——将文字改革方案视为语言改革的产物。在此之上，《现代性的编码》一书最具启发性的工作之一即是尝试挑战此前的阐释模式，以期在汉字改革/革命动荡的过去中发掘文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本体论。

孔思宇主张，文字改革并非语言改革的附属品，而是根植于现代信息政治经济学背景。信息时代的经济形态通过在中国建立全新的思维与文书劳动体系，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知识经济结构。与此同时，信息时代的确立与全球扩散和资本紧密交织，其理念强调人机协同劳动中的效率，基础无疑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字母化经验和技术所建造。由此，作为知识经济基础的汉字体系以及环绕它在中国长久确立的劳动形式与知识技能遭到动摇。当时的文字改革方案，正是旨在满足这一以新型技术和设备为根基、融入了效率与生产力等工业价值观的经济体系所提出的需求。

借由在信息转向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生成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的编码》重新配置了语言与文字的主副笔关系，进而将汉字改革/革命这一问题的视觉重心迁移至信息技术、脑体劳动、工业效率等一系列网格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叙述结构上，孔思宇并未急于立刻在这些网格中检验该领域学者耳熟能详的改革方案，而是首先追溯了二十世纪文字改革运动兴起前晚清改革者作出的尝试。无论是蔡锡勇为了提升中文信息管理效率发明的速记法，抑或王炳耀为适配电报系统设计的语音编码字谱，都基于他们对当时信息化、工业化中新型经济规律的认识。这一认识不仅确认了当时文书劳动中的资源匮乏与效率低下，而且形成了确切的方案，并承诺以“使民众掌握新技能，培养出高效劳动者”为目标，进而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智力劳动价值，真正成为社会的生产性成员”。这些早期论述与方案有说服力地重新定位了汉字改革/革命的起源及其发生的动力。这一动力贯穿后来的文字改革方案之中，并始终与不同的政治愿景与意识形态编织在一起。

纵观全书涉及的汉字改革者与方案，沈学关于大脑的论述是独树一帜的，其理论与文字方案最直接地例证了孔思宇的洞见：“当时的改革者在于思考文字本身的物质属性而非言语与语言本身；对他们而言，文字正是构建中国新型传播与知识经济体系的关键技术手段。”具体而言，沈学不仅试图结合工作条件、通信技术以及翻译科学成果解决汉字这一基础设施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效率低下，而且明确将人字交互之间的效率问题与脑神经、脑疲劳结合、脑功能障碍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如孔思宇所述“他[指沈学]的文章向当代读者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大脑与文字究竟有何关联？”不过，令人思索的是，这种以大脑为中心，探索文字与脑体交互，以及对劳动中所产生的器官疲劳与功能障碍的研究兴趣似乎并没有在后续汉字改革者的论述中被真正广泛地延续。除沈学以外，书中确实提及了谭嗣同、陆费逵及钱玄同也将工业经济背景下的人字关系问题直达大脑以突出文字体系与大脑劳动之间的关联，但后续章节呈现的材料显示，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字重组与简化项目，则鲜少涉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脑疲劳、脑力浪费以及器官功能障碍，而是侧重研究如何通过精简汉字数量、减少笔画等方法提升识字、阅读、写作、记忆等行为的运作速度。

致力于大众教育与信息管理的项目，虽也体现着汉字改革者如何基于变化的经济知识结构以及文书劳动的新要求改造文字以提升生产效率，但我认为其技术目标与沈学以及美国科学管理与心理学实际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具体而言，在第三、四章中，孔思宇通过翔实的材料将文字改革工程置于跨太平洋的中美技术交流网络之中，但是，沈学在十九世纪末对于脑力劳动机制的探索与视角、及其对效率的理解，似乎比这一时期的汉字改革者更接近美国学者对阅读等实践进行科学调查的核心关切。世纪之交，如Edmund Burke Huey这样的心理学家开始尝试揭示阅读等行为对大脑、神经、心智及眼睛造成的影响。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涉及研究影响学习或读写的具体机制，也十分关注如何经由调整与文字相关的各种参数来解决其对包括大脑在内的人体造成的负担与功能障碍。在第三章开头对于泰勒主义科学管理和心理学研究的简述也显示出对“疲劳”这一认知在当时美国工业社会生产与文化中所占据的地位，而这种认知的来源以及对大脑的思考不止于对培训工业劳动力的需求。Adrian Johns指出，阅读科学在美国变得至关重要也源于二十世纪初与日俱增的视觉刺激与感官冲击，特别是各种类型、大小的印刷文字如潮水般涌来。这些新型的、大量的人字互动的体验不局限于近距阅读书籍与报纸，还包括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标语或是早期电影。由此，“阅读”成为需要警示的行为，需要科学方法以究明其机制与提供解决方案，以应对这些过量视觉劳动所形成的“特殊疲惫”。这反而成为信息工业社会生产生活中令人担忧的“低效”。与之相对的，后来的汉字改革者确实从太平洋彼岸获得了灵感、理念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但是，在项目实际落地之时，却似乎更多地侧重如何提升特定劳动行为的速度，而非将复数类别的人字交互置于整个信息工业社会中考量。

这一差异更深层次地反映出部分汉字改革者为效率提升创造的技术项目在应用场景与技术目的上可能存在的单一性——其集中在更加固定的劳动形式，或说是人字交互模式。以大众教育运动为例，发明的方案实际聚焦于个别最特定的、突出的需求，专注于解决识字教育中汉字的低效。简而言之，是语言文字习得和基本读写的低效。这一需求对文字方案开发与校验局限于一类交互场景，例如，某种文字是否易读，即意味着当文字被印或写在纸上，在一般读书的视距予人阅读时，人是否能最快速地接收字承载的语言信息。或许可以说，如果文字改革的物质性基于其对于满足经济需求的考量，那么此处的经济需求实则明确为在近距阅读场景中实现最快速度地实现文字储存语言信息的功能。这种单一性的显现在两个方面是颇有启发性的。第一，单一性并非某种落后性或局限性，它实则体现了相应的汉字技术方案与特定功能需求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再次支持了文字改革驱动于信息时代的物质变革，并根植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的判断。在这一层次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无论使用字母或是非字母体系，其在信息时代的新型经济机构下都发生过所谓“文字改革”以优化劳动生产效率，只是其关切必然存在差异。第二，这种单一性不禁让人思考，中国文字改革的论述与方案对语言信息速率方面的强调，是否一定程度限制了我们对于汉字在信息时代功能的理解？语言信息传输是否成为汉字在经济结构中唯一被认为有价值的需要增强的功能？在提升语言信息的速率以外，改造汉字能否指向其他的技术目的？此处，可以再次提出《现代性的编码》开篇的那个重要问题：“文字（作为技术）是否拥有独立于语言（功能）之外自身的本体论？”

林郁沁的《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一书捕捉到一个有趣的例子。陈蝶仙在创作蝴蝶牌商标时，混合了视觉和语言学元素，将文字图案融入蝴蝶的意象。其中，篆书被选作家庭工业社名称的字体，整合到蝴蝶图案里。在林郁沁看来，商标中选用篆书很难说是偶然。这种字体历史悠久，蕴含丰富的雕刻、收藏和玺印文化，所以篆书为陈蝶仙的商品赋予了一种博学和古典文化的意味——这是陈蝶仙及其文化产品和工业制品都试图体现的东西。在这一商标中，如果以传递语言信息这一工业标准检查与图案融合的文字，这一文字的效率无疑是低效的。文字为了适配图案已发生形变，结构的变化、不寻常的方向以及字体的选用这些都不利于现代“阅读”与接收语言信息。然而，商标上的文字却传达出语言以外的信息，其具有文化信息与美学信息。这些信息同样具有价值。同代的作者汪泰钧认为“中国社会识字率低，哪怕不识字的人也能辨认商标……一个有效的商标要和出售的商品相关，要有艺术性的画面”。

陈蝶仙创作的商标

蝴蝶牌商标

《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美]林郁沁著，陶磊译，光启书局，2023年6月

在专注于提升语言信息效率的改革者之外，有许多像陈蝶仙这样的人意识到汉字能传递其他类型的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具体的“技术方式”操纵这些信息。换言之，正如《现代性的编码》所述，他们意识到了汉字所具备的“独特的技术能力”，甚至，这种能力不仅反映在汉字作为语言表征工具，其也可以成为脱离语言的视觉或美学装置。从调整文字的字体、字形、字重、字级、字距等，到文字的颜色、呈现的媒介、书写或刻印文字的材料、人与字的视距、角度等，都能调整不同信息的传输机制。试想写在大众扫盲读本上用宋体印上的一个黑色小字，其在一般的阅读情景中可能只传达了其语言信息，而当它放大为十米宽高的规模并以鲜红的字迹印在户外的建筑之上时，其传达出的信息又将如何？另外，正如汪泰钧提及，“不识字的人”实则也能经由视觉接收字的信息，并与之发生交互，只是并非语言信息。在这一层次上，或许文字完全具备独立的本体论。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在革命年代，文字作为视觉装置可能得到了最大规模的运用。而在当代，视觉设计中也时常融入观看对象无法阅读的“外语”，这些文字能够形成图像与装饰物引导视觉重点、规矩画面结构、甚至提升其他“可读的”语言文字的信息传输效率。

以此，再回到汉字改革/革命的历史。各类文字改革方案旨在信息时代训练与培养出适应新型经济结构与劳动形式的身心，但是，其对于文字的调整方案是否引发了其他信息维度与功能的变化，进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其中一个可能的思考来自作家阿诚在其散文随笔中写出这样一个观察：“从小只受过简体字教育的设计者，多少都会丧失某些对密度的敏感，这明显体现在目前刊物的版面设计上，文字聚集的密度与图的密度不平衡。”不过，无论简体繁体，或者不同字体、字形，文字如何经由眼脑作用于身体的机制尚不明朗，这一重要问题至今未能充分探索。当代的中文字体与排版，大多是某种“集体无意识设计工作”。汉字有待进一步解码。

以上延伸，部分已然超出《现代性的编码》主要讨论的那些与汉字改革/革命紧密相关的文书工作及脑力劳动形式。不过，孔思宇的一系列问题意识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切角——切角指笔形设计中笔端切线的角度，其结合书写方向将引导观者想象笔势的快慢——将文字体系视为塑造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促使读者深入汉字这一现代性编码，正如他所写的：“每种文字体系都蕴含着在人类、机器、思维与语言之间建立全新联结的内在潜力。”

《现代性的编码》一书在探究文字改革与语言政治的关系，以及全球史的视角下多类型的跨国技术网络等方面都对已有的学术讨论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本文在此未能讨论充分。不过，可再赘述一点的是，孔思宇指出的文字改革呈现出全球性同步性这一现象，在近期的学术讨论中有所呼应。林少阳在对汉字圈语言现代性的研究中发现这一“文字革命”与现代性自晚清起是高度关联的。这一关联性的一个特点即是钟雨柔所著《汉字革命: 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中呈现的声音中心主义问题。那么，按照《现代性的编码》所主张，如果这种同步性源于信息时代全球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强调声音中心主义的历史形成，实质根植于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文官制度与脑力劳动体系，那么这一论述框架应有潜力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处理整个汉字圈的改革/革命。如今在计算机技术主导的信息社会，汉字在字母文字中心的系统架构中再次产生矛盾。简单来说，中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书写系统共通的汉字被合并为同一编码以节省编码空间，然而，同一汉字在这几种语言中的书写习惯与字形不尽相同，这导致一系列字形混淆、字体显示、编码重叠，这些技术问题被称作“CJK”或“CJKV”。当下面临的技术问题与萦绕其上的忧虑，在过去的历史中必然有一片相仿的投影。墨磊宁对中文打字机的研究将这一问题追溯到战时日产打字机在中国的应用历史，但这很可能仅是汉字圈技术史的一个小节。

《汉字革命: 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钟雨柔著，张千可、钟雨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3月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著，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阅读《现代性的编码》一书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始终坐在桌前注视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呈现的书页。文段遵循我们所熟悉的学术格式惯例——提及中文专有名词时，在英文翻译后以斜体呈现拼音，再跟随汉字，进而在句子与段落中形成了中英混排的格局。然而，对汉字而言，存在字身与字面两个概念，字身是活字印刷中活字模的实体范围，在数字排版中即为汉字的外框，而字面略小于外框，一行字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都有框线；对英语来说，每行字以字母下方的隐形的基线对齐。因此，汉字排版时对齐的是字框线，而英文则是底部基线，在一般未调整的排版工具中，基线与字框线之间未能对齐。书页上中英混排的文字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版面的易读性与阅读的效率或许难以立刻言明，但是，这一问题切实反映着，迄今为止，汉字仍在应对文书工作及脑力劳动形式的变革中持续发生着张力。

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