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华政策重创日本经济，两千日企破产，高市对华称呼改变

连续两月破产企业破千，14年来首次！8月10日，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公布数据：7月日本破产企业1028家，紧接6月的1021家，合计超过两千家。

日元贬值、物价飞涨、劳动力枯竭三重绞杀之下，九成倒闭的都是员工不到十人的中小微企业。就在这组数字曝光的两周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改口称中国是"重要邻国"——这事搁以前，从她嘴里根本说不出来。

8月10日，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了一份令日本经济界震动的报告。2026年7月，日本全国负债超过1000万日元的破产企业达到102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的负债总额高达2363亿日元，同比暴涨41.4%。

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日本破产企业数量就已经达到1021家，时隔两年零一个月首次突破千家大关。如今7月数据再次破千，意味着日本出现了14年来首次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千家的罕见局面。

这并非偶然波动，而是一条持续恶化的曲线。此前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在7月8日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已经敲响了警钟：2026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共计5346家，同比增长7.1%，连续5年同比上升，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

从破产主体来看，倒下的绝大多数是最脆弱的中小微企业。上半年数据显示，员工不足10人的企业占比高达90.6%，负债不足1亿日元的企业占比接近80%。这些不是什么边缘产能，而是承载着日本零售、餐饮、建筑、运输等基础民生行业的毛细血管。

7月单月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构特征。因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直接导致破产的企业有93家，创下2022年开展该项专项统计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另有63家企业因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飙升而倒闭。从行业分布来看，10个主要行业中有7个行业破产企业数量同比增加，建筑业、零售业和运输业受冲击最为严重。

7月最引人注目的单一案例是总部位于大阪的信用卡结算代理公司"全东信"。这家企业的负债额高达1151.6亿日元，几乎占到7月全部破产企业负债总额的一半，可能成为今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破产企业。一家结算代理公司的倒塌，折射出日本金融服务领域的深层风险。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判断相当直白。该机构负责人指出，中小企业通过提价转嫁成本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加上中东局势对日本经济的间接冲击已开始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物价高企导致的破产潮预计将持续维持高位运行。

日本这轮企业破产潮，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重结构性压力同时释放的结果。

第一重压力来自日元的持续贬值。今年6月底，美元兑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62关口，创下近40年来的低点。日元贬值对出口型大企业来说是利好——丰田等巨头靠汇率差赚得盆满钵满，日经225指数也因此维持在高位。但对于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内需型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就是一把钝刀子，进口成本一涨再涨，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而它们又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第二重压力来自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上半年因劳动力短缺直接导致破产的企业达237家，同比增长37.7%。其中人工成本飙升引发的破产更是暴增至120家，同比激增140%。日本人口结构性用工缺口长期存在，中小企业跟不上大企业的加薪步伐，招工难与人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人力成本的刚性上涨不断冲击企业资金链。

第三重压力则来自地缘政治紧张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明确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近年来日方在对外政策上持续制造双边对立，原本稳定的外部经贸缓冲渠道也在收窄。

过去数十年，中日经贸往来一直在对冲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性压力。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日本中小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然而近年来，随着双边关系出现波动，这种缓冲效应正在削弱。

值得注意的是，军费开支的持续攀升也在挤占日本的民生财政空间。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军费预算不断扩大，这笔钱最终要从国家财政中来。在经济增速本就放缓、税收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军费的大幅增长意味着民生保障、中小企业扶持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必然受到影响。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化愈发严重。正如日本国内分析人士所言，日经225指数和中小企业的破产数据"完全是两个世界"。出口型巨头在日元贬值中赚取汇率红利，而占日本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却在物价高企和劳动力枯竭中苦苦挣扎。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本质上反映出日本经济的脆弱性——看似光鲜的宏观数据下面，支撑国民日常生活的微观基础正在瓦解。

就在破产数据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对华表述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7月27日，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她还补充说，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关系，是她就任首相以来的"一贯政策"。谈及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时，高市直接表示"非常期待"。

这段表态如果放在别人嘴里可能稀松平常，但从高市早苗口中说出来，信号意义非同一般。就在去年11月，高市在国会答辩中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这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极为罕见。而在今年4月发布的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方更是将对华表述从此前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

从"最重要"到仅剩"重要"，这一措辞降级本身就反映了日方对华态度的深层变化。但如今高市主动在记者会上使用"重要邻国"这一表述，并且表达了对深圳APEC的期待，显然是在释放降温信号。

中方的态度非常冷静。就在高市表态的几天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声称在马尼拉东盟外长会期间与中方外长进行了"简短交流"。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随即明确回应，此次在马尼拉期间中方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这一表态干脆利落，不留任何模糊空间。

有分析认为，高市对华表述的转变与即将到来的8月15日密切相关。这一天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日本领导人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敏感节点。有日本自民党知情人士认为，高市今年不会在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而约束力量主要来自财界的经济压力。

但需要清醒认识到，暂缓参拜只是为了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短期策略操作。高市政府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反省或纠正。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长期路线并未发生改变，军费持续扩张、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等既定方针也没有任何调整的迹象。

日本制造业的高端产能高度依赖外部战略资源的稳定供给。稀土材料、锂电稀有金属、半导体配套原料等，构成了日本汽车、精密光学和先进制造产业的基础支撑。2025年4月，中方依据国际通行的出口管制规则，对七类中重稀土实施了规范化的出口许可管理制度，仅针对军民两用高端品类设置出口门槛，不涉及普通民生商贸企业。这一措施完全合法合规，符合国际惯例。

日本经济界对此感受最为直接。当外部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受冲击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处于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它们既没有大企业的库存储备和采购议价能力，也缺乏多元化供应渠道的替代方案。

高市的改口，本质上是日本经济现实倒逼出的外交姿态微调。当国内破产企业数据持续创下十几年来的新高、中小企业主在物价飙升和劳动力枯竭中艰难求存时，一味推高对外紧张氛围的政治路线就会与经济现实产生剧烈冲突。

经济规律不会因为政治口号而改变。日本能否走出当前的困境，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在经济现实与外交战略之间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点。口头上的"重要邻国"远远不够，关键要看行动上是否能够拿出与之匹配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