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村医的“守村”人生

东南网8月12日报道（本网记者 周涛）2026年医师节前夕，记者走进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探访了三所村卫生所，遇到三位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乡村医生。他们几十年守在村里，记者想记录的，是他们如何守着村民的健康，以及在时光流转中，这份“守”意味着什么。

冯求良：一本账，记了半个世纪

上坎村卫生所设在一栋临街老屋里。墙上，一张张写满字迹的 A4 纸被夹子依次固定悬挂，纸上一行行密密麻麻手写记录着村民的姓名、血压、血糖与测量时间，不少名字后面打着勾，或是标注箭头。89 岁的冯求良每写完一张记录纸，便用夹子将它挂到墙上留存。

冯求良卫生所墙上挂着的村民健康档案。东南网记者 周涛 摄

“电脑弄不来，等儿子有空了，让他帮忙录到系统里。”冯求良说这话时，手里还握着笔。卫生所的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来看，从1998年一直记到现在——谁家老人血压高了，谁家糖尿病人的药快吃完了，哪天量的，数值多少，偶尔还夹着一两句备注，比如“这段时间少吃咸”。

年近九旬的村医冯求良依旧坚守在略显简陋的村卫生所。东南网记者 周涛 摄

1962年从部队复员回乡时，冯求良25岁。他在部队当卫生员，学了基础的医学知识，又有高中文化。那时农村什么光景？公社卫生站只有两三个医生，下面村子的百姓看病，全靠几个赤脚医生扛着药箱翻山越岭。1970年，他被选送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两年后正式上岗，和另外几位医生一起负责上坎村和莲下村的联合诊所，一个人管一千多号人的健康。

那时候最怕传染病。麻疹、天花、肺结核、疟疾，都是一家子一家子地得。乡下居住习惯家族群居，最多的一户住了37口人，一人染病，十天之内半个家族都躺下。冯求良每天背着小药箱，揣一把手电筒，夜里摸黑出诊是家常便饭，最忙时一晚上至少跑6趟。除了常见病，劳作外伤、农药中毒、接生，什么都得干。“农村医生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会一点，没条件挑病人。”

有一年夏天雷雨夜，村里三个农民在田埂上避雨被雷击中。冯求良接报后拎起药箱就往里冲，浑身湿透赶到现场，最终也只救回一个。他说那件事之后好几天吃不下饭。“当医生不是每一次都能把人救回来，但你每一次都得拼尽全力。”

为什么当村医？89岁的冯求良沉默了一会儿，说起10岁那年。父亲干农活淋了雨，发高烧，请了郎中来，开了方子，吃了几服药人却没挺过来，那年父亲才44岁。后来冯求良学了医，回头再看那张方子，发现用药出了问题。“一次发烧就没了爹。这件事我一辈子记得。治病救人，出不得半点差错。”

如今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去了，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冯求良不再做复杂诊疗，主要管着这些老人的基础健康监测。量血压、测血糖、提醒按时吃药，偶尔给点常用药。“能坚守一天就坚守一天。当村医首先要讲奉献，治病救人就是一切道理。”

阮信谦：中西医之间，隔着一代人的努力

东山村卫生所比上坎村那间新一些。50岁的阮信谦穿着白大褂坐在诊桌前，身后的药柜里西药片和中草药各占一半。柜顶搁着一台联网的电脑，屏幕上开着居民健康档案系统。

村医阮信谦正在为村民抓药。东南网记者 周涛 摄

阮信谦从医整整30年。1996年福鼎卫校毕业，又去闽东卫校深造了两年。他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从小到大看着爷爷把脉开方，闻着草药味长大。但他在卫校学的是西医，毕业后回到村里，脑子里装着两套东西。

阮信谦为村内老人开展体检并更新健康档案。受访者供图

“刚回来的时候也有点拧巴。爷爷看病靠望闻问切，我习惯先量体温、听心肺。村里老人信爷爷那套，年轻人信我。”阮信谦说，后来他想明白了，病人要的是把病看好，不分中西。他开始试着把针灸、推拿和西药结合起来用。有个慢性胃炎的村民西药吃了大半年不见好，他给配了三副中药调理，配合饮食指导，症状慢慢缓解了。还有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的老人，疼得下不了地，他用针灸止疼，同时开消炎药控制神经水肿，一个疗程下来老人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中医治慢性病和功能性疾病有长处，西医在急性处理和精准诊断上占优，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两者结合效果更好。”阮信谦说。这些年他每年都参加镇卫生院组织的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把新的针灸、推拿手法学回来用。

不过，阮信谦如今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开药方。居民健康档案更新、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慢病随访、老年人体检——公共卫生服务占了他日常工作的大半。电脑里的电子档案要定期更新，签约农户要挨家挨户上门，高血压糖尿病随访有严格的时限要求。

“跟30年前比，现在村医更像一个‘管理员’加‘守门人’。不只是看病，还要管着全村人的健康账。”阮信谦说。

变化也体现在上级医疗资源的下沉上。洋中中心卫生院每年都组织上级医院的专家下乡帮扶，义诊结束后还给村医做培训、开咨询。蕉城区推的“医疗大篷车”和“移动医院”定期开到村里，B超、心电图、血常规都能当场做。遇到疑难病例，阮信谦不再像老一辈那样硬扛，而是趁巡诊机会直接带病人找专家会诊。

“以前村医是孤岛，现在上面有人撑着了。”阮信谦说。从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样”，到现在各式各样的便携式体检设备；从一个人扛着一个药箱走夜路，到“移动医院”开进村——他赶上了基层医疗体系变化最快的一段时期。

但也有一些东西没变。卫生所的门上贴着他的手机号，24小时开机。村里谁半夜有个急事，电话一打他就爬起来。

刘国满：从两千人到一百人，他还在

陈洋村卫生所在村口一棵大樟树旁边。67岁的刘国满刚刚给一位老人量完血压，在档案本上记下数值。送走老人，他扭头对记者笑：“你看村口坐着聊天的那几个，谁有高血压谁有糖尿病，我不用翻本子都晓得。”

村医刘国满正在为村民拿药。东南网记者 周涛 摄

这话不夸张。刘国满从17岁开始当村医，在这间卫生所坐了50年。1976年，村里选送有中专文化的人去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他被挑中了。学成回来，和两位老医生负责全村2000多人的医疗。因为手艺不错，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也常来找他。

“那时候诊所一天到晚不断人。农忙时外伤多，农闲时慢性病多。小孩发烧、老人咳嗽、年轻人拉肚子，什么都有。”刘国满说，最苦的是出诊路。村里都是土路，一到雨天泥泞难行。有一回隔壁九都镇几个偏远自然村的村民托人带话，说有人病得厉害，刘国满抄了近道——两座山头之间用几根钢索搭了个简易索道，底下是深沟，他硬着头皮滑过去，滑了三个来回把几个病人都看了。

“年轻时村里人多，没睡过几个好觉。”刘国满说，“半夜敲门是常事，一敲门我就醒了。我老婆总说你怎么一叫就走，我说治病救人，由不得半分犹豫。”

刘国满展示年青时陪伴自己的老药箱。东南网记者 周涛 摄

几十年过去，村里几乎空了。年轻人出去打工，小孩子跟着出去上学，剩下百来位老人守着老屋。当初一起做村医的老同学，不少人进了城开私人诊所，挣了钱。刘国满没走。

“村民跟我说，老刘你可不能跑，你跑了我们这些老骨头生病了都不知道找谁。”刘国满说，“我就跟他们讲，我不跑，我在这儿呢。”

这些年家庭医生签约，他挨家挨户跑，把村里每位老人的健康状况摸了个透。谁家几口人、儿女在哪打工、老人有什么基础病、平时吃什么药，他全装在脑子里。村里人都叫他“百事通”。有些老人去市里大医院看完病，回来还拿着诊断书找他“把把关”——大医院的专家讲得专业，但他们更信老刘那句“没事，挺好的，这药按时吃就行”。

“很多人小时候找我看病，现在他们自己当爷爷奶奶了，又带着孙子来找我。”刘国满说着笑起来，“你想想，三代人了。”

当年的日子苦，光靠行医养家很难，老婆在村里种地贴补家用。但家人从没抱怨过。“我儿子看我干了一辈子，后来也学了医。他现在在镇上的卫生院上班，有时候我们还一起讨论病例。”刘国满说。

从两千多人到一百来人，服务的人在变少，但他没觉得可以轻松下来。“老人更需要盯着。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网底要牢，得有人肯留下来

“像冯求良、阮信谦、刘国满这样的老村医，洋中镇还有不少。他们是基层医疗最靠得住的力量。”洋中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李根耀说。

在李根耀看来，三位村医代表了三代人的不同价值。冯求良是“活档案”，他几十年对片区老人健康状况的持续记录和跟踪，为卫生院的慢病管理提供了最精准的基础数据。阮信谦是“桥梁”，他既懂中医又懂西医，既能看病又能做公卫，上级资源下沉后他承接得最好。刘国满则代表着“信任”——几十年随叫随到攒下来的信任，是花钱买不来的。

“网底”这个说法，李根耀提了好几次。“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老百姓头疼脑热最先找的就是他们。这个网底如果破了，大医院再强也兜不住。”

宁德市近几年出台了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方案，资源帮扶、人才培训、“移动医院”巡诊都在推进。但李根耀坦言，最难的还是人。“年轻人不愿意来，来了也留不住。村医待遇不高，任务却越来越重，公卫、签约、随访，都是硬指标。”

他说，洋中镇这些年之所以能稳住，就是因为有几个像冯求良、阮信谦、刘国满这样的人。“肯留下来，扎下根，守着村民。说到底，基层医疗靠的不是设备，是人。”

三个村医，三代人，守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守的是一间卫生所、留守老人的健康账，也是一座乡镇最基础、最不能断的那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