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的，除了野猪，还有貉

过去几个月，或许你也注意到了这些新闻——

在辽宁省大连市，梅花鹿集体下山，街道上，三三两两的鹿散着步，交警跟在后头，急不来、吼不得；在浙江省杭州市，两个月内全市抓蛇875起；北京市门头沟消防站，一周内处理蛇类警情12起；而在日本京都，一场台风过后，「鸭川」经历了水位暴涨，成了「鸭江」，一条真正的江。人们因此见到了出来透气的小蛇、被暴雨冲到岸边的大鲵。

过去几年，气候变化之下，越来越多野生动物闯入了人类的世界。它们的出现，带来惊喜，也引发不安。最典型的例子是野猪，从过去的保护动物，变成了和「泛滥」二字紧紧相连。更深的恐惧跟病毒有关。在南美洲，人们因为害怕蝙蝠身上可能携带的狂犬病毒，放火烧山洞，屠戮了几百万只蝙蝠。

王放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研究野生动物超过二十年，做过许多田野调查，访谈过数千个城市居民，他观察到，人的恐惧往往来自于未知。2024年，他和团队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结论简单而有力——当城市居民获得大量、准确的科学信息后，人和动物的冲突明显减少，直接改变了动物的生存境况。

这几年，王放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与人类直接产生联系的物种。从2022年开始，他和市民一起在上海的小区里做「貉口普查」，经历过被貉「抢劫」，也亲眼见证了这个曾被描述为「怯懦」的独居动物，从一夫一妻的家庭结构走向多元成家，并且彻底重归它们曾经几乎被彻底赶出的上海。动物适应城市环境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

不久前，我们跟王放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他说话语速很快，善于讲述各类神奇动物的故事。我们从当下的这些新闻聊起，聊到气候变化，动物的进与退，也聊到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变化，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感受，飞机开始变得越来越颠簸。

在王放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节点，当气候变化加速，动物和人类的命运从未如此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我们也聊到人的故事。对王放来说，研究动物是小学四年级就有的梦想。他在《少年科学画报》上读到珍·古道尔的故事，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爱好真的可以变成一份工作。直到今天，他仍然随时随地观察自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会忽然停下来，让大家听刺猬钻洞的声音。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做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就是去跟盗猎分子斗，去跟黑暗的势力斗。但王放觉得，理解动物，同时也是理解人。这是动物教会他的事：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从地球诞生的一刹那，是多样性的细胞发展成了无数不同的生命。也是多样性，书写了世界的变化。

以下是王放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貉，已经彻底成了小区的居民

在人类的眼里，世界是有边界的，城市是人类生活的地方，而荒野是野生动物生活的地方。但很遗憾，野生动物并不这么想。在它们的眼里，环境会被拆解成三个要素：食物、水源和庇护空间。

城市里边显然不缺乏水体，有那么多行道树、花坛草地。也不缺乏食物，有那么多垃圾桶和人类的食物残渣，甚至还有猫粮的投喂点。长期以来，野生动物之所以没进入城市，是因为噪音、持续的灯光和大量的人类活动，动物们无法在这里找到安全的生活空间。

但城市环境在改变。当城市建设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当人类不再驱赶野生动物，动物就会意识到，人类对它们的直接威胁在降低。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非常努力地把城市设计成一个能保证人类生态安全的场域时，某种程度上，城市对野生动物的庇护也更强了。

想象你是一只野生动物，如果在小区里能轻易地找到水体、灌丛；冬季寒冷的时候，还有地下室和排水管道可以栖息，为什么不来呢？另一方面，动物是会学习的。当它们学习忍受噪音，学习把自己的活动时间调整到夜晚后，城市在动物的感知里边就成了能够居住的环境。

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上海做「貉口普查」。我们知道，动物志里描述的貉，通常胆小、谨慎、害羞，是独居的夜行动物，但很快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上海的貉已经变得和过去描述不同了。

我印象很深，大概是第二次调查，我就亏了好几百块钱。因为貉是夜行动物，我们需要带着强光手电。当时在小区路上，我就发现貉有点不太对劲，它好像对我的手电有某种热情。

动物行为学研究里有一种实验方式，叫做新奇物品实验。我想试试看，就把手电放在地上。我都还没后退几步，那只在社区里游荡的貉，一低头就冲到手电面前，张开嘴咬住后，撒丫子就跑。我当时在后边追，直接就喊出来了。它也不管，叼着手电冲到了假山的山洞里。我就看着手电的光，在山洞的缝隙里边闪烁，然后消失不见了。放在人类身上，这算是连偷带抢。这是非常有趣的故事，让我对貉的好奇心和探索性刮目相看。

生活在居民楼通风口夹层中的貉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同一个小区，想看看貉会不会把我的手电叼出来还给我。显然是不会的。但在寻找的过程里，我被一个小朋友拦住了。小朋友告诉我，貉把他的遥控小飞机叼走了，他觉得很好玩。

我当时意识到，动物在城市环境的生活潜力是不可限量的。它们并不是傻呆呆地遵循着自己的遗传编码生活下去的动物，他们会不断看到新的物品，探索新的环境，会持续适应城市，也会有新的生存的技巧出来。

今年是我们做貉口普查的第五年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貉已经彻底变成了小区居民。过去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给上海不同地区的80只貉戴上了卫星定位的追踪颈圈，很惊讶地发现，对生活在小区里的貉来说，很多个体长期的活动范围就在8公顷左右，大概是半个小区到一个小区那么大，而且跟小区居民一样在小区的围墙边界内活动。但如果生活在野外，它们的活动范围有200公顷，基本是占山为王的概念。所以可以看到，它们已经从荒野的游荡者变成了彻底蜗居下来的小区居民。

几乎在每一个大洲都有这样的故事。当城市停止快速扩张，有一部分刚才提到过的广布物种就会从荒野来到城市。比如美洲的浣熊在100年前完成了城市化，而欧洲的狐狸在50年前经历了快速的城市种群激增。

这也刷新了我们对生物演化的认知。过去我们普遍认为，自然选择是需要千万年才能完成的漫长过程。但现在的科学研究证实，在短短三四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少野生动物的遗传结构、蛋白表达都出现了剧烈改变。就算物种没有发生深层次的基因变异，为了适应城市环境、顺利定居生存，很多动物也会通过DNA甲基化修饰调整自身状态，出现明显的习性转变：从白天活动转为夜间活动，从独居生活变为群居生活，原本高攻击性的性格，也变得更加温顺、谨慎胆小。

最好玩的案例可能是乌鸫，它们特别会模仿身边的叫声，这在生态学里叫做「效鸣」。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听到它们会发出电动车报警的声音、门铃声、警笛声，甚至摩托车的刹车声。城市的复杂声音，已经变成了它们语言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回归上海城市环境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

动物胃里的人类餐桌大赏

追踪野生动物城市化的过程里，也有一些让我们担心的变化。比如刺猬。教科书里，刺猬是一个捕食昆虫、蚯蚓的食虫目动物。但今天我们看到，当这些刺猬每天晚上跑出来「上班」的时候，目标非常明确，直奔猫粮投喂点。

事实上，在很多小区的垃圾桶和猫粮投喂点，我们几乎能看到一张城市野生动物的完整清单：白天有喜鹊、灰喜鹊、松鼠、白头鹎和乌鸫，晚上有刺猬、黄鼠狼、貉、蜗牛……大家都在守着这些地方进食。

我们收集过城市里的一些野生貉的粪便，最开始做DNA分析，我们是想看看粪便里边有哪些食物，结果发现了一个人类餐桌大赏——从牛油果、菠萝到芭蕉，还有波士顿的龙虾、大西洋的三文鱼，更不用说猪、马、牛、羊和大鹅了。整个人类的食谱都凝聚在了它们的肚子里边。

但这种快速演化，在生态学里也可能意味着「生态陷阱」，并不一定是好事。人类日常的食物普遍高油、高糖、高蛋白、高淀粉，属于典型的超高热量食物。就连我们常喂的猫粮，对很多野生犬科动物来说，也存在严重的营养配比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蛋白质含量严重超标。

就以城市里常见的貉为例，它属于犬科动物，天然的饮食结构里，淀粉、纤维素是核心能量来源。一旦长期大量进食高蛋白猫粮，会造成蛋白质代谢过载，直接引发一系列身体问题：皮肤会出现脱毛、瘙痒、皮炎、反复皮屑感染等症状，肠道菌群也可能紊乱，引发慢性腹泻、消化不良、肠胃炎症，长期下来还会损伤肝肾功能。同时，野生动物长期摄食人类投喂的精制高热量食物，也会患上人类常见的代谢疾病，比如高血脂、高血糖、代谢紊乱。研究人员已经在纽约中央公园观察到，长期依靠人类食物生存的灰松鼠，普遍出现体态肥胖的问题，并且已经确诊了高血脂病症。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城市化对野生动物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能明显发现，野生动物在城市和荒野的生存状态，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但并非完全割裂、非好即坏。进入城市栖息后，它们会形成一套特殊的生存模式，呈现出种群数量多、聚集密度高、生存风险大、个体寿命短的特点。以北美浣熊为例，它们在野外自然环境中，平均寿命可以达到三四年，种群分布十分稀疏，每百平方公里只有寥寥几只。但在城市环境中，适宜的栖息点位集中，它们的种群密度能提升百倍，扎堆生存的现象十分普遍，对应的是平均寿命大幅缩短，甚至不足一年。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生存隐患很多，有的会患上代谢病、传染病，也经常遭遇车祸、被家养宠物攻击、意外落水等突发死亡情况。也正是因为城市生存不确定性高、个体存活时间短，它们才会演化出更高的繁殖频率，依靠多繁育后代的方式，保障种群能够持续延续。

当然，这个话题存在争议，也远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大部分主动投喂猫粮、投喂野生动物的城市居民，都是心怀善意，喜欢小动物、想要保护它们，这份心意完全值得肯定。不过结合长期的野外观察，我跟大家更客观地分享：我们对野生动物释放善意的同时，也要把握好分寸、守住边界。过度的人为投喂、持续的人工食源供给，会打乱它们的自然生存节奏。适当减少人为干预、给野生动物留出自然生存空间，让它们遵循自身原本的习性生活，才是更科学、更长久的保护方式。

在帮助野生动物适应城市环境方面，人，是可以做很多事的。最近，我和团队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小区里的水体改造。之前在上海很多区域做调查，我们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小区是有景观水池的，但是这些水池通常很深，或者只有直上直下的堤岸，对刺猬、松鼠、鸟类来说，它们是没办法够到水的。

这个时候，如果能在水池里插一根小树枝，或者在水底放一块大石头，营造一个平缓的斜坡，鸟类就有了可以利用的城市池塘。这其实是特别微不足道的改造，但是在夏天缺水的时候，就会给鸟类提供饮水点。同时，鸟类能够把自己的腹部浸到水里面，就能够降温，还能清洁皮肤上面的寄生虫。

除此之外，我觉得多看一看，多观察身边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观察本身就是一次了解野生动物的机会。我特别喜欢珍·古道尔的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记不对原话，因为已经被我自己心理改造过了。原话大概的意思是，只有了解，才会有关心，只有关心，才会有行动，只有行动，才会有希望。

王放在高黎贡山进行野外工作

野猪、迷鸟和迟钝的人类

研究野生动物这些年，我有个强烈感受，每一年的工作强度都在增加。

环境在变，野生动物也在变。20年前，刚开始做动物研究的时候，驱动我的更多是好奇和好玩。我会跑到很遥远的地方，在中国最美的地区研究最神奇的生物：在岷山，我们会跟大熊猫朝夕相处，跟在它们的屁股后面，看着它们每天的生活；在横断山区的原始森林之中，我们听着天行长臂猿的叫声醒来；而在墨脱的谷地中，我们在犀鸟的振翅声音中寻找孟加拉虎的脚印。

但到了今天，很多工作已经不是「有趣」在驱动了。过去几年，我们团队先后访谈了超过2000个上海市民，从这些对谈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家对野生动物，一方面是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担忧，而大部分担忧都指向传染病和冲突。

有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好的生态环境意味着身边出现野生动物，愿意尝试跟野生动物共存。他们同时会说，你们作为专业的研究者，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本事帮助我们划定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的健康和安全。但是要确保「安全」这两个字，谈何容易？

所以这两年，一方面是工作强度变大了，需要回应更多来自人的问题。同时，我们工作的重点越来越偏向那些跟人产生直接关系的物种。在遥远的山地环境，我们关心的物种从人畜无害的大熊猫，变成了未来20年有可能会跟人产生冲突的华北豹。在城市环境中，我们的关注重点也从受保护的小灵猫和鹰鸮，转移到已经在人类社区中扎根的貉与蝙蝠。

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华北豹，在冬季会下到接近居民点的山谷中

过去几年，我们给上海市政府提交了一些报告，其中一个观点讲的是，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等重大的环境变化下，一部分动物正在后退，一部分动物则在快速前进。后退的，往往是那些对环境要求严苛的狭域分布物种，它们的保护级别更高，受威胁程度也更高。前进的动物，在生态学里边叫做「广布种」，分布区域大，对环境要求相对宽泛，适应和学习能力强。

一个典型例子是野猪，它们已经从保护动物变成了往往和「泛滥」相连的负面物种。我们不断看到，在南京，野猪会从紫金山冲到闹市，冲进奶茶店；在北京，它们从门头沟直接冲到了市区；在深圳，它们会撞上市民。去年，野猪也出现在了上海。

但这并不是野猪的错。野猪数量快速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型食肉动物已经在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空间里消失了，包括人会害怕的虎和豹子，也包括豺这种性情相对温柔的犬科动物。所以野猪没了天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失衡——顶级食肉动物这一层的结构已经不再完整，而这类物种的恢复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大量的努力。实际上，这样的矛盾已经成了全球的挑战。当我们去到美国、或者欧洲国家，会看到大量野猪或者白尾鹿等食草动物在城市和郊区繁殖，为了能够让当地的森林健康生长，为了维持农田和畜牧业不被打扰，人类有时候不得不去行使大型食肉动物的职责，通过狩猎进行种群控制。但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大型食肉动物的灭绝，本来并不应该发生。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注意到的事情，这几年，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观鸟爱好者在哪里哪里又发现了迷鸟，或者是一只白斑军舰鸟，或者是一群火烈鸟。这些迷鸟在城市的出现，往往也和气候变化有关，因为洋流或者风的改变，干旱、洪水等气候变化导致的栖息地退化，正常「扩散」变成异常「迷路」，都可能使它们被迫出现在了原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

野外调查的时候经常偶遇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血雉

面对这些出现在城市的野生动物，包括今年新闻里频频出现的蛇，很多人的反应里面会有恐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恐惧有两个来源，第一种是本能的对于真实存在的危险的躲避，另一种，却往往来自于我们缺乏对野生动物的知识。就拿貉来说，很多人看到它们就觉得意味着传染病，但过去几年我们在上海完成了几百份取样，我们可以拿着科学数据告诉市民，目前并不存在传染病的风险，市民自己就会作出理性的判断。

其实，对于气候变化，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往往是迟钝的。

我最早感知到气候变化是在2008年的青藏高原。当时，青海果洛州的扎西桑俄老师在保护生物学大会上有一段打动人心的报告。他说，我们世代生活的神山上面的冰川正在消失。以前从山上能够流下来三条河，这三条河滋养了夏季牧场。但现在，这三条河里有两条都快干掉了，夏季牧场变得斑驳，不再适合放牧。很多以前生活在夏季牧场的人被迫搬到了更低海拔的冬牧场，我们的神山和神湖越来越糟糕。

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么遥远的高原上，听到当地人这么跟我讲气候变化给家乡带来的改变。他生活的那座山叫年保玉则山，是藏传佛教信仰里边的一座神山，底下的年保湖是一个神湖。

从那时开始，青藏高原上发生的这些改变，我们慢慢在秦岭、在四川，在更多地方都看到了。到了这几年，即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气候变化的感觉再迟钝，都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了。

秦岭洋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

对我来说，很多变化都发生在具体的案例里。2020年，我们到宁夏的六盘山做研究。六盘山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山，位于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带。这里的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逐步减少，植被类型也随之由南向北呈现从森林向草原过渡的趋势。因此，六盘山是黄土高原上这个气候过渡带的最典型代表，也是野生动物南北迁移的走廊。

当时我们拍着脑袋说，如果在这个地方驻守20年，我们也许能够看到南方的物种顺着这座南北走向的山朝北方移动，也能看到生态系统显著的变化。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变化发生的尺度比我们预想得要短得多。3年之后，我们就发现，曾经在这个山区没有记录的豪猪，从秦岭和关山移动到了宁夏；在这个山区没有记录的鬣羚，也新出现在了这片区域。我们还发现，几种典型的偏南方物种——林麝、毛冠鹿、黄脚渔鸮，都成为了这片山脉的常驻民。

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眼皮底下，正有一批动物在完成我们没有目睹过的从南向北的分布区扩散。要知道，几年的时间在地球变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尺度，但我们看到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很多气候变化，实际上已经是加速的结果。

气候变化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早期的许多变化往往隐匿于日常经验之外，难以被即时感知，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变化会逐渐积累，最终变得显而易见。例如，近年来许多旅客都察觉到，乘坐飞机时的颠簸体验明显增加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副产品之一——大气环流与对流活动的加剧，使得飞行中的扰动更加频繁。与此同时，海洋的变化虽然不易被日常关注，但其升温速度实际上比大气还要迅速。当你亲身来到海边，便会亲眼见证这一变化的后果：无论是世界闻名的大堡礁，还是我国南海北部的北部湾，一些珊瑚礁正在经历严重的白化现象，生态系统的伤痕已然触目惊心。

听起来，这些变化很遥远，但它终将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像灭绝的旅鸽——灭绝约二十年后，美国橡树进入果实丰年，由于缺失旅鸽这一核心橡子取食者，引发鼠类种群大规模爆发，而依附鼠类生存的黑腿蜱虫也随之向北扩散蔓延。这正是北美莱姆病大规模流行的核心诱因。旅鸽灭绝百年后，莱姆病已成为北美最主要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这是极具启发的生态案例。地球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的整体，单一物种消亡、局部气候异动，都不是孤立事件。

大熊猫国家公园中的冬季熊猫调查

「理解动物，也是理解人」

对我来说，从事野生动物研究，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

我父母都是老师，我从小在校园里边长大。小学在地坛公园旁边，我经常去地坛里玩。有老爷爷会指着那些树让我们抬头看，有很多猫头鹰。掉到地上的一个个小球，是猫头鹰吃完东西后吐出来的食丸，能看到里面有小鸟的羽毛、骨头。

小学三年级，在《少年科学画报》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珍·古道尔的故事。那个时候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你看到真的有科学家把观察野生动物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职业，这个职业是真实存在的。

一年之后，当年的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给了北大潘文石教授写的大熊猫的故事。这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因为古道尔还是在非洲做研究的英国科学家，但原来中国也有这样的科学家，做着神奇的职业。命运就是这么神奇，我最后真的成为潘文石教授团队里边的一员。而那个故事里有个主人公叫萧灵，她的现实原型是北大的吕植教授，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2004年，我正式进入野生动物研究。当时的研究工作，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今天，很多新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方式。比如光是在上海，我们就放了超过800个位点的红外触发相机，它们可以自动探测动物的体温，完成照片和视频的记录。我们也会用到大量DNA技术，帮我们搞清楚动物的遗传状况、激素状况，了解更多生物信息。

但我还是很怀念以前守在荒原的时间。因为等待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惊喜，充满了情感的连接，也会有很多思考和计划之外的发现。

比如以前在秦岭，需要每天爬山。爬山的过程之中，会遇到大熊猫，川金丝猴，那种情感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现在哪怕你在电脑前面看再多的数据，也比不上亲眼看到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的川金丝猴，或者有一个动物越过一棵又一棵的树，跑到你面前，看了你一眼。你会因此觉得，保护它们所生活的这些树林是你的某种使命。

秦岭腹地的大熊猫

以前在山里做工作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洪水，会遇到泥石流，会被困在那个地方，你就要借宿在老乡的家里边。当你看到他们吃什么、用什么，体会到他们生活的艰辛，得到他们的帮助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你跟他们是一体的，你也希望做一些什么来改善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

这些都是一种慢下来的力量。慢下来之后，你会体会山川，你会理解当地的人跟当地的生活。这种慢下来的过程是现代科技没有办法教给我们的。所以，尽管已经有这么多的技术手段，我还是会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想办法住在当地，把时间留给山林、留给自然。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行长臂猿

但这也会带来矛盾：如何在快速地、高效地获得科研数据的同时，仍然能慢下来，跟当地的自然环境、当地的人类生活，有一些低效率的情感的连接。我在复旦任教，有很多学生找到我说，王老师，我真的想做野生动物研究，但是我家里不让，或者考公不收。

作为老师，这是我很大的困惑，你到底要提供给学生什么？我肯定希望传递给他们，只要你们做到行业里面最出色的那个，一定是有机会的。但美好的梦想不一定能够成真，我内心的声音是遵从自己的梦想，但是面对焦虑的年轻人，有些时候这样的话不容易说出口。

即使我那个年代，我也是兜兜转转，直到29岁博士毕业，才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还是被认为是临时工的博士后研究员。34岁的时候，我终于正式得到了复旦大学的offer。现在，不确定性只会更大。所以每年开学，我都会跟学生进行一轮对话：你想做科学家，还是想找一份工作？你愿意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希望尽快安身立命？我团队里一些学生的愿望是工作，我完全理解并且尊重，也愿意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条件。

其实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也是我一路以来信奉的观念。经常有人会以为，我们做动物研究、做自然保护，就是不断斗争，去跟那些盗猎分子斗，去跟黑暗的势力斗。但其实不是，就像古道尔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是在和人合作，去理解不同人的需求，去帮人和动物共同发展。刚才提到的潘文石老师和吕植老师也是这样，广西的白头叶猴基地并不只是做动物保护，还帮当地人建沼气池、建学校，建清洁的引水渠。吕植老师在青藏高原做的很多工作，是帮当地的牧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帮助过我多次的奚志农老师，带动了「牧民摄影师」计划，也给当地人提供了更多可能。

某种意义上，我就是这些前辈的一个「产品」。是他们教会我，理解野生动物的过程，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只有既考虑野生动物，也考虑人，既考虑自然，也考虑社会，我们才能寻找到真正长期可持续的未来。

王放23岁时在野外工作，工作之余给当地孩子讲野生动物的故事

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

你问我，看到一些虐待动物的新闻，会不会愤怒？愤怒肯定有，会有很多。但我也明白，你不可能强求大家跟你有一样的对自然的喜好或者对野生动物的接纳。

就像古道尔研究的黑猩猩，在黑猩猩的社会里面，会有欺骗，有拉帮结伙，有嫉妒。我们在人类世界能见到的所有感情，都能在自然世界里边找到雏形。我的经历也让我一次次感受到，野生动物和人类，没有那么大的本质区别。

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让市民参与到研究中来。传统来讲，一个科研团队应该是安安静静做研究，产出论文，最后转化为科普的材料。但是这几年，我们看到野生动物大量、快速地城市化，居民已经能从每一天的生活里感受到这种变化了。

这种急迫性，让我们没有时间再像以前那样慢节奏工作了。当然，在和市民一起工作之初，我们确实有很多担心。比如这个工作是不是不严肃，是不是让大家觉得，科研工作者想出风头。

但事实上，市民的参与，带来了大量以前我们完全不敢想的数据。还是拿「貉」来当例子。原本我们理解中的貉，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但去年的调查中，很多市民反馈说，明明是三只大貉，带着一堆小貉。而且三只大貉里面，看起来往往有一只体型更小一些。他们很不理解，问我们，这是一夫多妻制吗？还是什么新的家庭结构？

后来的追踪发现，多出来的那只貉，很可能是家里的「长姐」。尤其这两年，上海小区里的貉经历了快速、大量的繁殖，貉的生存压力变大了，不仅要跟猫竞争，跟狗竞争，还要跟同类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形成了一些新的家庭结构：头一年出生的雌性小貉，选择留在了自己的家庭里边，帮妈妈带孩子。这个过程里，它也可以学习怎么育幼，怎么当一个妈妈。

过去几年，我们有14篇论文是在市民参与下完成的。我们写了第一篇关于中国貉的生态学论文，第一篇小灵猫的生态学论文，第一篇城市环境中人与野生兽类冲突的论文等等。

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个本能的感受是——几乎每一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无论是荒野还是城市，都会带来人类生活的改变；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这些变化中的利益相关方。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做研究的同时，争取能够听到更多人的意见，也更及时地把我们得到的信息传递给大家？

这个过程里也有很多积极的改变。比如刚开始做貉口普查，我们发现了大量人与貉产生的冲突。但经过4年，2025年，上海全市范围的人貉冲突从原本每年超过300起，下降到了不到20起。

20年前做学生的时候，我有很多悲观和疑惑的时刻，觉得我们国家的生态保护是不是前景充满艰难险阻。但这20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雪豹在中国的复苏，海南长臂猿数量回升。我也看到了大熊猫从被预言走向进化死胡同到今天数量翻倍。在一批师长和同行的努力下，这些积极的变化真实地发生了。很幸运从大熊猫、华北豹到城市生物多样性，我也有机会参与这些改变，今天的我坚信，我们是有机会去推动积极的变化的。

所以你问我，研究野生动物给我带来哪些影响？我觉得我特别快乐。我想不到什么工作像我这份工作这样，能去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能看到最漂亮的风景，还有不断的惊喜和发现。

我现在跟你打着电话，挂了电话，我就要赶高铁，明天就在呼伦贝尔的海拉尔了，我们要去看中国第一河曲莫日格勒河，看看这条直线距离只有300公里的河流，如何在草原上百转千回，被拉成一条1500公里长的草原输水路线。

我非常期待。其实我一边跟你说，一边我脑子已经飘到了呼伦贝尔，飘到了海拉尔。

岷山山脊线上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