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张之洞，临终自语：“学术行能，一无足取”；李鸿章评价他：“张香涛做了几十年官，还是书生之见”

光绪二十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和心腹闲谈时，说过一句流传极广的断语：“张香涛做了几十年官，还是书生之见。”

这句“书生之见”，几乎像标签一样贴在了张之洞后半程的政治生命上。

如果你翻看晚清重臣之间的私信、日记，会发现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这位在历史教科书上享尽尊崇的“洋务殿军”，“湖北新政”操盘手，在同辈大佬乃至身边幕僚的真实语境里，形象远不像官修史书那样光鲜，甚至可以说，越靠近他一线的旧识，评价就越是尖刻。

咱们先从那些与他平起平坐的督抚大员们说起。

李鸿章对张之洞的不屑是全方位且不加掩饰的，除了“书生之见”，他还曾在给兄长李瀚章的信里直斥：“香涛大言无实，弟所深知。”在李鸿章看来，张之洞做事铺张、好大喜功，但是隔靴搔痒，一碰实务就露怯。

其实这不光是李鸿章个人的好恶。光绪帝的老师、以谨慎圆滑著称的翁同龢，对张之洞观感也极差。翁同龢在日记里数次记下他对张之洞的不耐烦。有一次张之洞来拜会，大谈铁路、铁厂，说了大半天，翁同龢在当晚的日记里只冷冷地留下一行字：“张香涛来谈，直是说话多而中肯少。”话多而无中肯，这七个字比直接骂人还叫人难堪。

至于那位坐镇两江的曾国荃，更是直接在给李鸿章的书信里抱怨，说张之洞“任意挥霍，视国帑如泥沙”。

大佬们的反感，并不仅仅是因为意气之争或是门户之见，根子在于张之洞那些名震海内的大手笔，财务账本实在是难看得惊人。

张之洞操盘洋务，最著名的项目就是汉阳铁厂，后来的人把它捧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点，但在当时，这座铁厂却是晚清官场上一个著名笑柄。

张之洞在完全没搞清铁矿和煤矿分布、也没算清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就拍板把铁厂建在了既不产矿也不产煤的汉阳。为了维持生产，得远途从大冶运铁矿，再从江西萍乡运煤，成本高到离谱。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1894年写给伦敦方面的私信里，形容这个项目是“大而无当的笑话”，并直说张之洞是个“吹牛皮的家伙”，直到后来盛宣怀接手，才勉强把铁厂盘活，叶景葵在追述这段历史时直言：“张之洞办铁厂，既不知矿，又不知厂，用款五百万，开炉而后，亏折不支。”

时人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屠财”，意指他办新政杀伐国帑如屠猪宰羊。刘体智在《异辞录》里记载，张之洞在湖北到处上项目，“事事皆罔效，而挥霍公帑无数”，这种评价几乎贯穿了他湖广总督的任期。

如果说实务层面的磕绊只是术的不足，那思想层面的摇摆和投机，则给他带来了来自知识界更致命的诛心之论。

戊戌变法前，张之洞出钱支持强学会、资助《时务报》，对康梁一派释放出极尽温暖的信号。等到慈禧变脸、光绪被囚，张之洞马上拿出了那本堪称晚清最具争议的宣言之作——《劝学篇》。

书中力辟民权，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急不可耐地与维新派切割。这种先迎后拒、见风使舵的姿态，被谭嗣同的业师欧阳中鹄背后斥为“巧猾”。

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读罢，在《清议报》上激烈抨击张之洞，说《劝学篇》“最足以代表当时官绅之心理”，其论调“巧滑”到足以“保一官而亡一国”。

真正在理论上把张之洞剥得体无完肤的，是何启和胡礼垣两位长期浸淫西学的思想家。他们合著的《劝学篇书后》逐条驳斥，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位南皮相国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民权，硬把正权诬为邪说，并且断言，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去治国，不出三十年国家将更加糜烂。

事实远比他们预言的还要快。仅仅两年后，当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划自立军起义，张之洞毫不犹豫地挥下屠刀，捕杀了他曾颇为赏识的这位晚辈。

为此，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痛骂“之洞之恶，浮于荣禄”，直言他倡言维新而首杀党人，其投机之恶甚于顽固派。这种来自当世思想界顶流的鄙夷，一直伴随到张之洞死去。

外界的眼光如此，他身边近在咫尺的幕僚们看得就更清楚了。

在张之洞幕府里待过的怪杰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里给老东家定了一个性：“张文襄儒臣也，非大臣也。”辜鸿铭解释说，儒臣只能影响学术，大臣却能力挽时局。张之洞一生学宋儒，又想拿西洋的枪炮来卫护孔孟的纲常，目的从来不是让中国走进现代，而是要给僵死的名教续命。

辜鸿铭总结说，张之洞搞西法只为保中国之教，这是其一切行为最终败事的总根源。

另一个在他幕下做过文案的郑孝胥，在日记里留下了大量对张之洞极不耐烦的记录。1905年郑孝胥决意离开湖北，走之前在日记里抱怨：“南皮习气太重，左右皆庸妄，无可为。”这个被郑孝胥视为“习气太重”的南皮，完全不是我们现在想象里那个改革派老英雄，而是一个被劣幕和迂腐学养裹挟着艰难挪步的老人。

再晚一点，写《石遗室诗话》的陈衍回忆起故主，也用了一句听不出敬意的话：“香帅终是文学侍从之才，非方面之任。”说白了，就是个搞诗酒会的材料，不是坐镇一方的合格统帅。

这些来自敌人、盟友、同僚以及门生幕僚林林总总的评价，拼凑出了一个和教科书截然不同的张之洞。他既不是保守派眼中的纯臣，也不是改革派心中的大贤，而是在古今中西的夹缝里，靠着一种清流式的傲气和官场中近乎本能的投机，勉强维持着体面。

宣统元年八月，张之洞病重，临终前口授遗折，称自己“学术行能，一无足取，惟此心无欺，可以质诸天地”。

这位生前备受争议的探花总督，也许在最后一刻，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这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败笔与话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