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所见丝路遗存

受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的邀请，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访学团于2025年8月16—22日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重走陆上丝绸之路，体悟丝路文化。

阿赫西凯特遗址东城墙所见西侧景象

大宛时期遗存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对大宛国的见闻，以及因“天马”引发的汉朝西征。本次访学首站为大宛故地费尔干纳盆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这是《史记》中张骞对汉武帝说的话，记述了大宛这个物产丰盈、盛产良马的国家。

费尔干纳盆地水土丰饶，纳伦河与卡拉河发源于天山，自东向西流经盆地北部，汇为锡尔河，灌溉广阔土地。

我们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出发，翻越库拉玛山进入盆地内部。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沿途是库拉玛山红色火成岩构建的肃杀氛围。一进入盆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抹盎然的鲜绿，如入桃源。从楚斯特文化开始这个区域出现城邦文明，到被称为“塞人”的族群建立早期城堡，至公元前3世纪—公元4世纪，一个被中国史书冠以“大宛”之名的国家在历史上留下浓墨一笔，优渥的自然条件是文明孕育的绝佳土壤。

汉武帝为报杀使之仇、获取天马并实现“隔绝羌胡”的战略，对大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此举使西域诸国臣服，为陆上丝绸之路畅通创造出有利环境。《汉书·西域传》载：“……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大宛地处关键节点，在早期丝路形成中作用重要。

大宛遗存考古工作始于苏联时期对阿赫西凯特（Akhsiket）遗址的发掘。早期工作缺乏系统研究，出土遗物多存于莫斯科的博物馆。

前往阿赫西凯特遗址实地参观时，我们乘坐的车辆还没过锡尔河，便见高大的土质城墙矗立在河岸边。沿栈道登临东部城墙内侧，可见核心遗址区。该遗址现已启动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的筹建工作，部分遗存暂被覆盖。发掘确认两期城市：早期遗存是大宛时期的古阿赫西凯特城，晚期遗存是莫卧儿帝国君主巴布尔出生地阿赫西凯特城。遗址核心区以一条地下水道串联起城市版图，地下水道类似新疆地区的坎儿井，为居民提供用水。层叠房屋展现不同阶段城市风貌。出土遗物显示，铸铁与玻璃产业发达。

阿赫西凯特遗址内水道遗迹

阿赫西凯特遗址内遗迹

古阿赫西凯特城是大宛地区少数大型城市之一，常与文献中盛产天马的贰师城相联系。20世纪初明铁佩（Mingtepa）遗址的发掘，让学界再次关注贰师城的具体位置。

阿赫西凯特遗址内地层

阿赫西凯特遗址东城墙

明铁佩遗址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东部，最早遗存约公元前3世纪，废弃于公元4世纪，兴盛于大宛时期。近年来，中乌联合考古队在此持续发掘。内城西门处立有中乌联合考古保护碑，内城夯土城墙仍矗立。根据向导解说和考古报告可知，城墙每隔17米设置一个突出的以两间房屋构造的空心马面。马面在中国先秦时期北方城址中多有分布，中原东周时期如华阳故城亦见使用，汉魏时期洛阳城等延续这一做法，但中国马面多为实心，与明铁佩充分利用内部空间不同。中亚城市多依河而建，较少修建马面，明铁佩城修建时或已考虑战争防御。该城址的双重城墙具有浓厚军事防御色彩，且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接近，故学界多认为明铁佩即大宛国贰师城。明铁佩与阿赫西凯特两城均紧邻自然水系修建，大宛时期城市多沿水系分布。明铁佩除利用天然水系防御外，还引水筑护城河。两座城市高大的夯土城墙与位于夯土台基之上的宫殿区，显然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相似的城市构建方式是丝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一环。

明铁佩遗址内城墙

明铁佩遗址内空心的马面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大宛时期考古发现仍较匮乏，文献记载与考古实证的结合尚不充分。但大宛与汉朝或和或战的多重关系，见证了早期丝绸之路发展的曲折历程。

阿赫西凯特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

粟特人勾连起的经贸网络

汉朝之后，中原政权更迭，至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再次进入高峰。费尔干纳地区在唐代文献中称拔汗那国，唐高宗时在此地置休循州都督府，唐玄宗改其国名为“宁远”，可见其与唐朝往来密切。

库瓦遗址宫殿区发掘现场

该时期费尔干纳盆地考古遗址中，库瓦（Kuva）遗址最为重要。20世纪30—70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在此开展大规模发掘，近年来中乌联合考古队对其城墙、环壕等遗迹进行了调查（郝君涛、刘斌：《循古丝路，西行万里乌兹别克斯坦库瓦遗址的联合考古与教学》，《大众考古》2024年第9期）。库瓦遗址平面大致呈方形，可分为主城、北部佛寺、西北居址三部分。我们从库瓦遗址南部纪念广场进入，沿北城墙东行，参观了才揭露出的北城门遗迹与北城墙夯土，并在地面见到陶片等遗物。遗址东南部地势较高的地方为宫殿区，地面还留着许多发掘灰坑、房屋基址等，站在那里可以俯瞰邻近的居民区，这时历史的静谧与现代的繁华互不影响却又相互交融。我们从东城墙中部离开遗址区，回头便可见东城墙保存较好的夯土。库瓦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助于认识费尔干纳盆地该时期的城市形态与经济文化水平。

库瓦遗址东侧环境

库瓦遗址南城门

库瓦遗址东城墙

“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下，许多粟特人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经商贸易。学界主流认为粟特人主要分布在今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地区，其中心为撒马尔罕，《旧唐书·康国传》记载隋唐时期康国的粟特人时，称其“善商贾，争分铢之利”，康国都城就在今撒马尔罕市东北的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高地上。我们驱车前往了丝路“明珠”—撒马尔罕。

阿夫拉西阿卜遗址大使厅女子泛舟壁画

阿夫拉西阿卜遗址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核心区。苏联时期已进行发掘，其中第23号房间出土的7世纪中叶拂呼缦时期大使厅壁画，是粟特壁画艺术的代表作。博物馆复原陈列了该壁画，南壁与西壁保存较好，东壁损毁严重。壁画线条清晰，色彩以棕、蓝、红、黑为主，带有浓厚的唐朝元素。西壁描绘突厥武士与各国使臣宴饮场景，内有唐朝、高丽等使者；北壁左侧为女子乘龙舟图（部分学者认为可能为武则天），右侧为唐高宗狩猎场景。这些壁画提供了中亚视角下的唐代中国形象，与中原出土的粟特人墓葬（如北周安伽墓、史君墓，隋虞弘墓）中的中亚风格图像形成互补，丰富了对丝路双向交流的认识。

阿夫拉西阿卜遗址复原陶窑、出土佛教造像

博物馆内复原了一处同期陶窑。该窑在内壁垂直插入等距木棍，陶器把手被挂于木棍上，从下方升温烧制，与唐长安城陶窑的平置垫底烧制方式明显不同，体现了东西方在技术传统上的差异。

除经贸活动外，粟特人还在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来到了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其特佩2号遗址（Uchtepa），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其中发现了与拜火教有关的遗存，包括专门做礼拜的房间、火坛和诸多祭祀物品等。与国内粟特墓葬（如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所见拜火教图像相比，此遗址以实地祭祀场景为宗教仪式研究提供了实物参照。

阿夫拉西阿卜遗址大使厅壁画

乌其特佩2号遗址因地下水位较高，多数遗迹表面覆盖草拌泥保护层。这种传统建筑材料在最大程度保留土遗址原貌的同时，对遗迹本身伤害较小，属于经济有效的保护方式，对中国土遗址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除拜火教遗存外，行走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还在早期其他文化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库瓦遗址发现佛教寺庙建筑，里面有佛像等相关遗物，阿夫拉西阿卜遗址中也发现了被火烧毁的佛像。

乌其特佩 2 号遗址祭祀后填埋房间

这一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在粟特人的经营下，其城市规模、经济文化水平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乌其特佩 2 号遗址建筑入口、发现的拜火教祭祀遗存

乌其特佩 2 号遗址外部

帖木儿帝国时期建筑的中国影响

14世纪后半叶，蒙古人帖木儿以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横跨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这一时期陆上丝路继续畅通，帖木儿帝国同明朝频繁交往，使中国外销瓷得到帖木儿统治者的推崇，来自中国的艺术元素也在此时广泛传入中亚，帖木儿时期的建筑也受到了中国装饰艺术的影响。

在撒马尔罕，我们以帖木儿时期的建筑为线索，试图寻找那些潜藏的丝路痕迹。蒙元时期，以“回回青”为名的矿物料石经由当时的陆上丝路传播到东方，在当时崇尚蓝色的文化背景下，元朝大量烧制青花瓷供应给中亚贵族。明青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其纹饰繁密、层次丰富的特点备受帖木儿帝国显贵的喜爱。正因如此，帖木儿时期青花产品被用作建筑装饰，当地工匠甚至尝试独自烧制出与中国青花瓷相似的陶瓷制品，这些制品多被装饰于建筑的门廊、穹顶和主殿的圆顶，或建筑内部的墙面和地面上。除此以外，帖木儿王朝还派遣画师前往中国学习绘画，并招募中国陶工和装饰画家来中亚传授相关技术。

我们在撒马尔罕比比·哈内姆清真寺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的建筑装饰。这座落成于1404年的大型清真寺是帖木儿为纪念其已故王后，征调中亚各族工匠而建，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与来自东察合台汗国（今中国新疆）的一位公主有关。明朝使臣陈诚出使帖木儿帝国时，称其“规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镂尤工，四面回廊宽敞”。该寺以巍峨的穹顶和高耸的宣礼塔而闻名于世界，其中的精雕花纹与外镶蓝色釉面瓷砖仿效了当时中国的青花瓷图案，又融入了阿拉伯文苏尔体艺术图案及四边形和八边形组成的几何图案，部分图案很可能是中国书法和几何学相结合的产物。

比比·哈内姆清真寺

在撒马尔罕中心广场上矗立着3座宏伟的宗教建筑，分别为兀鲁伯经学院、希尔-多尔经学院和季里雅-卡利经学院。夜间广场的灯光秀采用3D投影技术，搭配充满异域风情的音乐，从介绍四大文明古国开始，接着出现一幅巨大的古代世界地图，骆驼商队带着丝绸与珍宝，以北京为起点，经过新疆，一路西行，最终到达撒马尔罕，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丝绸之路自古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中亚地区尤其是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主体的区域，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的陆上贸易与文化往来中始终发挥着枢纽作用。时至今日，这一古老通道仍在促进亚欧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感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君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与帮助！

（作者韦安民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李雯琪、陈泓翰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