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老城区的傍晚阴阴沉沉,下着小雨。
陈默在机场接到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给你说个事儿,你那个室友跑了。临时,昨天晚上的事。我紧急找了一个新的人跟你合租,医学院的,条件不错,就是有点怪。”
我推着半人高的行李箱,累得不想说话:“多怪?”
陈默想了想:“他不太跟人说话。奖学金全系最高,但从不参加聚会。周六晚上固定失踪,周一早上准时出现在实验室。整个人像一台设定好的钟表。”
我说:“那房租呢?”
陈默说:“便宜得不可思议。”
那时候我刚到法国,浑身上下只剩卡里存的两千欧,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便宜比一切都重要。于是我点了点头,说行。
陈默帮我把两个半人高的行李箱搬上三楼,自己也累得直喘气。他在楼梯间扶着膝盖缓了一会儿,指着走廊尽头那扇米白色的门:“就这套。”
门开了。
门缝里露出一张脸,金色的头发有点乱,轮廓很深,鼻子高挺,眼睛颜色很浅,像冬天海面那种灰蓝色。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卫衣,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目光在我旁边的两个大行李箱上短暂停留,然后收回。
他递过来一把钥匙,动作机械而精准。
他说了一句话。是法语,语速很快:“晚饭六点后不要用厨房。”
然后门就关上了。干脆利落,连一个多余的表情都没有。
陈默显然已经习惯了,转头朝我摊摊手:“看吧,就这么怪。你自己收拾,我先走了,明天请你吃饭。”
我把他送出去,又把行李箱一点一点拖进屋里,关上玄关的门,在客厅站定。
环顾了一圈,心里叹了口气。
这套房子不算小,但几乎称得上空空荡荡。
客厅里一张木桌、两把椅子、一台老式收音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墙壁刷得惨白,角落里连一幅画都懒得挂。
靠窗有一盆植物,我看着像是已经干枯了半年,土干裂得能透光。
我敲了敲隔壁房间的门,没人应。
我提高音量说了一句,我姓程,厨房里如果有我自己的东西,我会画个记号。
你要是介意,我做完饭会把台面擦干净。
里面传来一声很轻的“嗯”,算作回应。
我就当他是答应了。
放下行李,我转身去了厨房,把它从灯到台面到地砖都看了一遍,然后蹲下来,打开灶台底下的杂物柜。
这倒是个能藏东西的好地方。
里面有半瓶用剩的洗洁精,一捆塑料袋,一包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挂面,还有一口锅,被压在最底下。
是一口铁锅。
很旧了,锈得厉害,内壁全是黄褐色的锈斑,拿起来沉甸甸的。
我把那口锅端到水池边,打开热水,冲了好一会儿。
钢丝球在网上买的还没到货,只能用硬刷子先对付着,来回刷了一个多小时。
水很烫,手指尖被泡得发皱。
等到那层锈斑渐渐退去的时候,锅底慢慢露出一片暗淡的铁色。
我拿布擦干,开了火,用肉皮来回蹭了几遍。
油热起来的那一瞬间,铁锅里冒出一缕白烟,焦香混着油味,弥漫了整个厨房。
我打开窗户透气,又拿出一块五花肉,切成大小合适的方块。
老抽上色,生抽提味,一把冰糖,几片姜,几瓣八角。
排骨和肉块焯过水,下了锅,嗞啦一声响。
香味几乎是瞬间就炸开了,从锅底翻上来,钻进鼻腔里,顺着厨房门口漫出去。
那种咸香的、浓郁的、带一点甜味的味道,在寒冷的深秋之夜里,显得格外温暖。
我一边炒着糖色,一边听到走廊里有一扇门开了条缝。
我没回头,假装什么也没有察觉,继续翻炒着锅里的肉块。
过了一会儿,那扇门合上了。
晚上我把排骨盛出来,留了一半放冰箱。
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厨房倒水,那半盘排骨没了。
盘子洗得干干净净,倒扣在沥水架上,像从来没人用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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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里昂的秋天短得来不及细看,一场雨接着一场雨,天就彻底凉了。
我开始了在法国的日子。
每个周二和周四上午,我坐电车去语言中心上课。
学校的课程安排得不算满,但作业不少。
下午我没课的时候,就到老城区一家中餐馆帮工,每天四个小时,老板是温州人,人很爽快,按小时给钱,包一顿晚饭。
剩下的时间,我泡在图书馆里看文献、写作业,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
只有晚上的时间真正属于自己的。
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回家做一顿热乎的饭。
灶火烧起来、锅热起来、油嗞啦响起来的时候,才算感觉自己真真切切地活着。
陈默一直惦记着请我吃饭那件事。
周末中午,他带我去老城区一家他常去的川菜馆,点了一桌子菜。
他吃饭的时候消息不断,手机嗡嗡嗡震个不停。
我嫌他烦,他说是实验室的学弟在问数据。
他放下手机,把话题转到我身上:“你室友怎么样?还活着吗?”
我说:“还活着,还是不说话。”
陈默像是想起什么,放下筷子,压低声音:“你知道吗,我在医学院的导师跟他认识。这个人在学校待了六年,从没人听他提起家里。有次组会,别的导师开玩笑问他家庭背景,他脸一下就冷下来了,从那以后没人再问过。”
我夹了一筷子回锅肉,没接话。
陈默打量了我一眼,又说:“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想让你害怕。就是提个醒。你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是……留个心眼。”他还想说什么,我的目光已经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了门口那排整整齐齐的调料瓶,没再往下听。
晚上我回到公寓,推开门的时候,夏尔房间的门关着。
客厅里连灯都没开,只有走廊灯亮着,昏黄地照着地板。
我把书包放下,去厨房做饭。
炒菜的时候手机放在台面上,屏幕上跳出一条陈默的微信:“你要是觉得不对劲,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看了一眼,没有回复。
那阵子我们之间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
我做饭的时候会多下一点米,他洗碗的时候会把碗盘放回原位。
冰箱门上的便利贴在不知不觉间积累了起来。
他写:“请关灯,谢谢。”我回:“好。”我写:“盐用完了,我明天买。”他回:“我买。写个牌子。”
我写着:“中盐。不是法超那种粗粒的。”
他回:“好。拼给我。”我把中盐两个字用拼音标注在纸上,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三日后,他将一小袋盐放在台面上,旁边还多了一个深棕色的小瓶,我拿起来仔细看了看,是一瓶蚝油。
上一次我做了蚝油生菜,他问过我用的是什么调料。
他买了整整一瓶放在那里,也没说为什么。
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放在台面角落,像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有天夜里,我起床上厕所,路过厨房门口,忽然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我停住脚步,厨房的门虚掩着,透出一条窄窄的光缝。
是夏尔的声音,很低,很轻,用法语说得很慢,像在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试试。”然后是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站在那条光缝外,心跳快了半拍,不知道是应该推开那扇门还是一走了之。
等了大约半分钟,厨房里没有再传来任何声音。
我轻手轻脚地退回房间,反锁上门,把自己裹进被子里,睁着眼睛看了很久的天花板。
第二天中午,我打开冰箱门,发现那半盘排骨少了整整两块。
旁边多了一张崭新的人民币纸币,一百块,平整得像刚从银行柜台取出来。
我站在冰箱前愣了好一会儿,把那张纸币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又在厨房里张望了一圈,确认没有别的东西。
我转身回房间,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不用给钱,你想吃就说一声。
贴在冰箱门正中央。
晚上回来的时候,纸上多了一行字。工工整整的法文:“好。”
就一个字。我看着那一行字,有一种莫名的笑意从心底漫上来。这个人连回话都这么惜墨如金,跟挤牙膏似的。
03
我想过很多次,如果那个冬天我没有多管闲事,后面会不会不一样。
但那个冬天,里昂冷得让人措手不及。
十一月中旬,一场寒流把整座城市冻得缩了起来。
连着下了三天冷雨,窗玻璃上全是白蒙蒙的水汽,我在客厅里穿着羽绒服还觉得漏风。
夏尔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不对劲的。
他先是没去上课。
连续两天都没出门,这对我来说完全不对。
他的作息一向分明,闹钟响了之后浴室里会有水声,八点整他会出门,晚上六点半准时回来。
但这两天,他房间的门一直关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一开始也没在意,以为他也许是课题中期,有了什么新任务。
第三天晚上,我做好饭,没有像往常一样听到他开门的声音。
我在桌前坐了一阵,夹了两筷子菜,没尝出味道来就又放下了。
我走到夏尔房门前,敲了两下,没人应。
我又敲了两下,终于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人在床上翻身。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扭了一下门把手,门没锁,我的手指顿了几秒,推开了门。
屋子里拉着窗帘,一片昏暗。
夏尔蜷缩在地毯上,整个人缩成一小团,额头几乎抵着地板。
他穿着一件单薄的短袖,露出来的小臂上全是细密的鸡皮疙瘩。
床上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连碰都没碰过。
我蹲下去,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额头,烫得几乎让我缩回手去。
我叫他的名字,夏尔,夏尔。
他眼皮动了一下,却睁不开。
我掏出手机给陈默打电话,陈默听完之后沉吟了一会儿,说他联系一个社区医生朋友,让他过去看看。
我挂了电话,在屋里来回转了两圈,翻遍了他的床头柜和抽屉,找一支体温计。
体温计没找到,却意外的在抽屉最里面摸到了一本硬壳的书。
就是那本菜谱。
皮革封面,边角被磨得很旧,书脊上的线缝已经松了。
我本想放回去,但手一滑,它掉在地上翻开了。
扉页上写着一行娟秀端正的钢笔字,墨迹已经褪了一些颜色:我的夏尔,要好好吃饭。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法语里没有“好好吃饭”这样的表达。
用中文写的,中文。
那本菜谱里的每一页,都写满了中文菜名和工整的步骤,字迹清秀、干净,像是母亲一笔一画为远行的孩子记下的。
我蹲在那里,腿渐渐麻了,心里却涌上一股说不上来的酸楚。
陈默联系的社区医生很快到了,是个头发花白的法国老先生。
他给夏尔量了体温、看了看喉咙,说肺部没有感染,是重感冒加上烧得厉害了,开了退烧药和消炎药,嘱咐多喝热水,吃点流食,我便将药一起送了出去,回来时带上门。
医生走后,我打了一盆温水,把毛巾浸湿拧干,叠成窄窄一条搭在夏尔的额头上。
他烧得迷迷糊糊的,眉头皱得很紧,嘴唇干裂起皮,时不时发出几声含糊不清的呓语。
我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心情,也许是那本菜谱上的字迹让我心里软了一下,也许是房间里太安静了安静到如果不做点什么,就会被某种情绪吞没。
我去厨房熬了一锅陈皮粥。
大米洗过,冷水下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熬。
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我放了半片陈皮和几根姜丝。
熬到米粒开花,汤汁浓稠了,再打一个鸡蛋进去,搅散,加一点盐。
我端着粥回到他房间,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用小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递到他嘴边。
他喝了一口。
含了很久,很久。喉结动了一下才咽下去。他睁开一点眼缝,灰蓝色的瞳孔里带着烧到极限时才会有的那种浑浊,看了我几秒,嘴唇动了一下。
他说了一句中文。声音哑得像砂纸蹭过木头:“好吃。”
我端着粥碗的手停住了。
我问他,你会说中文?他没回答,眼睛又闭上了。像是刚才那两个中文字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力气。
那天晚上,他睡着之后,我没回房间。
我坐在床边那把椅子上,看了一会儿他床头柜上那本菜谱,又看了一会儿电视里飘着雨声的窗外。
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的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特别深的洞。
这个洞是他自己挖的,他把它埋得很深,很深很深,深到没有人能看见,深到他自己都假装它不存在。
但他发烧到迷迷糊糊的时候,还是会说中文,还是会念着妈妈。
那是刻在骨头里的东西。
抹不掉的东西。
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些为什么他会在深夜的厨房里说“我想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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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冬天过去了。里昂的天空在某个清晨忽然放亮,我在去上课的路上发现街边的梧桐树已经冒出嫩黄色的小芽。
夏尔的感冒彻底好了以后,他像是变了一点,又像是没变。
每天吃饭时他仍然不怎么说话,但偶尔会在我收拾碗筷时伸手接过我手里的盘子,顺手就洗了。
我买了新桌布回来的那天,他在我铺完之后认真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个颜色好看。”那是他第一次主动评论我买的东西。
我当场愣了好几秒,不相信这居然是那个高冷室友的口中说出来的。
他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个周六晚上必定出门,周日傍晚才回来。
头几个月我一直以为他周末去朋友家或去约会。
有次我旁敲侧击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有女朋友?
他看了我一眼,说:“不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陈默隔三差五以蹭饭为名来我公寓坐坐。每次来他都要在门口站两秒,看一眼客厅,再意味深长地问我一句:“你那位室友呢?”
我说:“补觉去了吧,他昨晚跟邻居讨论了半宿什么手术方案。”
陈默哦了一声,低头吃菜。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出来了一句话:“诗涵,你有没有查过你室友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他叫夏尔。”
陈默放下筷子,表情认真起来。
他说:“德·蒙布朗。那是姓。你没听过这个姓吗?里昂有个蒙布朗家族,做医疗器械的。整整半个欧洲的医院都用他们家的东西。好几代人了。”
我说不可能。
他一个月房租才三百欧,一双旧运动鞋穿到开胶都不买新的,那件灰色卫衣我数了一下洗了快两个月,兜都磨出毛边了。
他要是那个蒙布朗家的人,我直接把这盘菜吃了。
陈默没再接话,他就是不说话了,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看着我。
那天晚上送走陈默,我回到房间,在床边坐了很长时间。
我望着床头柜上那本合着的旧菜谱,又望向窗外里昂老城灰蓝色的屋顶。
最后我还是拿起手机,点开了搜索框。
打了几个字母,又删掉。
又打了一遍。
回车。
搜索结果弹出来的那一刻,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跳出来的第一张照片,是一张新闻配图。
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一栋气派的法式建筑门口,侧身对镜头。
轮廓、鼻梁、那微微下压的下颌线,和那个在厨房里洗碗的背影如出一辙。
配文是法语,大意是:“蒙布朗家族小儿子夏尔·德·蒙布朗,三年前公开放弃家族继承权,与父亲决裂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三分钟。
又去翻那则新闻,翻了很久。
上面写着他是家族同辈中最年幼的一个,母亲是一位中国女子,来自江南。
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过世。
一年后父亲再婚,继母带着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进门。
再之后,就是那篇决裂声明。
我关掉手机屏幕,把它面朝下扣在床垫上。
厨房里传来放水的声音,夏尔在洗碗。
我走出去,看见他系着那条格子围裙,袖口卷到小臂,垂着眼睛,认真地刷着一只锅底。
那双手上还有一道新添的浅浅的伤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刮的。
我站在他身后看了好一会儿,他大概是感觉到了目光,微微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神色平静,目光里有一丝很淡的疑问。
我说没事,我就是来倒杯水。
他又低下头继续刷那只锅。
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脑海里反复回放着那天夜里厨房里那句断断续续的法语,那句话在夜色里响了好多次。窗外里昂的钟声敲过十一点、十二点。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我翻了个身,手机已经关了,旁边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
纸上记着几句白天上课的笔记。
我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几个字:他是谁。
又划掉了。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问谁。
05
毕业前两个月,我收到了一封邮件。
那天下午我从图书馆回来,一进门就习惯性地去厨房倒水。
手机响了一声,我低头看了一眼,是一封来自国内的邮件,标题写着“录用通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反锁门,坐在床边,认认真真地把邮件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一家北京的公司,岗位对口,薪资是我在法国打三份工都攒不下来的数目。邮件里客气地说,这边希望您能在一个月内到岗报道。
我坐在床边,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又下床打开窗户,窗外天已经黑了,低矮的老城屋顶上亮着零星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