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历史小说创作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如何在“信史”与“传奇”之间寻得平衡?过于拘泥史实则失却文学之魂魄，过于放任想象则折损历史之尊严。蒯天《海州吉杲》的出版，为这一古老命题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解答。中书协主席孙晓云题写书名，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为之作序，周梅森、李洱、乔叶、徐则臣诸名家联袂推荐，这部小说的分量已不言而喻。
（蒯天，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散文学会执行会长）
值得深思的是蒯天选取的叙事路径。他未将目光投向戊戌变法中那些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而是锚定了一位几乎被历史烟尘湮没的海州民间传奇人物——吉杲。这一选择本身即一种叙事立场的表达。当绝大多数历史小说热衷于在庙堂之高铺陈权谋与杀伐，蒯天却将叙事重心沉降到民间社会的肌理之中，以一位农家出身的青年举人的命运轨迹，串联起晚清十余年间海州与京师之间的社会图景。诚如陈彦在序言中所言，吉杲“是海州机智传奇人物，已列入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意味着吉杲其人并非小说家的凭空虚构，而是长期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真实存在，是地方集体记忆的承载者。
蒯天深谙“虚实相生”的叙事美学。他将严谨的晚清历史背景与灵动的民间传奇巧妙嫁接，采取了“以史为骨，以传为肉”的艺术策略。小说的历史坐标清晰可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社会动荡，维新与保守的激烈交锋，西方势力对沿海地区的觊觎——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历史真实。然而吉杲与贪官金盖天、金耀祖的周旋，与十六王爷的斗智斗勇，带领乡民整河修湖的义举，却又带着浓郁的民间传说的浪漫色彩。这种叙事策略让冰冷的历史拥有了可感的体温，让缥缈的传奇扎下了坚实的根基。小说没有将吉杲塑造成完美的传奇符号，而是赋予他血肉、迷茫与坚持。他有谏议时的果敢决绝，也有抉择时的犹豫踌躇，虽有小缺点在身，却从未丢弃内心的正义底色。这种塑造方式让吉杲不像个评书式的英雄，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蒯天的创作方法实则接通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伟大传统。《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无一不是从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中反复提取、改编、创造的产物。正如陈彦所指出的，从文化基因的活性延续来看，传说与故事本质上是集体记忆的载体，凝结着特定族群的文化和精神密码。蒯天秉持着蒲松龄“搜奇记逸”般的执着，广泛采集海州民间传闻，将吉杲这一口耳相传的人物反复锤炼打磨，最终实现了从民间传说到艺术典型的精彩跨越。这一创作路径的价值，在于为那些无缘跻身正史殿堂的民间英雄，赋予了文学维度上的永恒生命。
小说在叙事技巧上同样值得称道。蒯天兼具戏剧家身份，将戏剧的冲突美学融入小说创作。全书场景切换利落明快，对话暗藏机锋余韵，章末常巧设悬念，读来颇有观剧般的酣畅淋漓之感。但他并未因追求戏剧性而牺牲生活的质感。恰恰相反，小说中流淌着浓郁的“海州风味”——街头巷尾的方言、赶庙会祭海神的民俗、海州人直来直去重情重义的脾气。这些细节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构建叙事“在场感”的坚实基石。乔叶的推荐语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小说“将江湖侠义、官场斗争和儿女情长交织在一起，使作品既有温度又有力度，既有广度又有厚度”。
尤须注意的是小说结尾的处理方式。吉杲在完成一系列守护乡里的义举后不知所踪，未留下任何轰轰烈烈的结局。这一开放式的收束意味深长——它拒绝将人物神化为完满的英雄图腾，而是让他回归到乱世中那些默默做事、做完便隐入历史的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徐则臣称这部小说“谱写了一幕寒门士子的命运长歌”，可谓切中肯綮。
李洱将这部作品比作“一面棱镜，在晚清的混沌天幕下，折射出人性的多重光谱”。这一譬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揭示了《海州吉杲》的深层价值：小说不仅是在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更是在通过一个人的眼睛，让读者看见一个时代的光影交叠。过去的历史写作几乎都集中在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知识精英身上，广大民众在历史叙事中消失，当太多的历史写作仍沉溺于帝王将相的功业叙事时，《海州吉杲》以其对民间记忆的珍视与重构，为历史小说写作提示了一条值得珍视的路径。这条路径通往的，是那些被正史忽略却从未被百姓遗忘的、真正构成历史底色的普通人的尊严与勇气。
李风宇，中国作协会员、文学读评人、《雨花》杂志原主编兼任《雨花·中国作家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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