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没有调解”的证明，何以为据判决25万元？

当公章保管人亲口承认“被骗盖章”，当调解人当庭承认“推断”而非事实，当聊天记录被指“合成拼接”，当一份与厦门毫无关联的案件被厦门法院受理——我们不得不问：法官在这起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一个本不该在厦门审理的案件
2020年4月，卓美琴向卓金添转账25万元，用于收购卓金添在海南万宁一家中医馆50%的合伙份额。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卓国华经营约半年后，卓美琴单方关停门店，合伙终止。
此后，卓美琴向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卓金添的户籍地在福建莆田，但二人已连续十几年在海南万宁工作生活，经常居住地为海南万宁。合伙中医馆设立于海南万宁，全部经营行为、款项往来均发生在海南万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的法定管辖法院只有两个选项：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或者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
厦门市海沧区，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定管辖连接点。原告卓美琴曾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后撤诉，撤诉后再次以相同案由向同一法院起诉，法官汪林辉受理了。
二、两份《证明》的惊天逆转：从“调解无结果”到“调解成功”
本案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原告方提交的两份内容完全矛盾的调解《证明》——以及法院对这两份证据的选择性采信。
第一份《证明》： 2025年3月14日，卓开兴出具《证明》，抬头为“东庄镇石前村石厝老人会、董事会”，明确记载“因调解无结果”，并加盖了公章。该证明系原告在2025年12月10日庭前证据交换时提交。
第二份《证明》： 2025年12月8日，同一调解人卓开兴又出具另一份《证明》，称“经我调解后，卓金添同意偿还卓美琴23万元，卓金添答应分期还款”。该证明于2025年12月16日正式开庭时提交。
同一调解人、同一纠纷，半年之内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证明。
更值得关注的是时间节点：12月10日庭前证据交换，原告提交“调解无结果”的证明；休庭一周后，12月16日正式开庭，原告又提交了“调解成功”的证明。 短短一周之内，“无结果”变成了“有结果”。
而一审法院的选择是：对“无结果”那份置之不理，对“有结果”那份全盘采信。
被告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指出：“该证据中‘2024年2月份’、‘卓金添答应分期还款’等内容与原告2025年6月16日提供的2025年3月14日的‘证明’证据中所述的‘调解无结果’等内容明显存在矛盾。” 然而，这一质证意见未能在判决书中得到任何有效回应。
三、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明”
即便暂时抛开两份证明的矛盾不谈，单看这份“调解证明”本身，其法律效力也存在根本性疑问。
第一，该份调解证明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群众性组织，其出具的调解文书具有特定法律地位。而本案中的“石前村石厝三登社董事会”，实质上是当地的一座寺庙（三登社）的董事会，并非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个寺庙董事会出具的“调解证明”，在法律上能有多大的证明力？
第二，文书之上并无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 无论是“调解无结果”还是“调解成功”的证明，均只有调解人卓开兴的签名和一枚庙会公章。卓金添从未在该证明上签字，李秀华也未签字。一份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调解证明”，如何证明双方已经达成了调解合意？
第三，没有调解笔录。 无论是一审卷宗还是庭审记录，均未出现任何正式的调解笔录。没有调解笔录，就没有调解过程的记录，就没有双方陈述的记载，就没有调解结果的确认。一份没有调解笔录的“调解证明”，其记载的调解过程和结果从何而来？如何核实？
被告方在庭审中明确指出：“案件发生时本人并不在福建，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到场参与调解。” 被告常年居住在海南万宁，而两份《证明》所记载的调解地点均在福建莆田老家。如果被告本人根本不在场，所谓的“调解”又从何而来？所谓的“卓金添同意偿还23万元”又从何谈起？
四、“我没有去参加调解”——公章保管人揭开真相
记者获得的电话采访录音，进一步揭开了公章加盖过程的关键细节。
公章保管人卓金宗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在盖章之前，他曾向卓开兴提出过一个关键问题：“这样没有调解盖章可以不？” ——也就是说，他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份《证明》所记载的调解事实可能并不存在。
而卓开兴的回答是：“可以盖章。” 更令人深思的是，卓开兴还补了一句：“也不是拿去打官司。”
这句话的意思是：卓开兴在要求卓金宗盖章时，明确告知这份材料“不是拿去打官司用的”。然而，正是这份被明确告知“不是拿去打官司”的《证明》，后来被原告作为核心证据提交法庭，并被一、二审法院采信，成为判决25万元的重要依据。
卓金宗在采访中还作了以下陈述：
“两张证明？我只盖了一张‘无结果’这张。第二张不知道什么来。”
“我没有去参加调解。她问我有没去参加讨论，我说没去。她也问我金添有没去参加讨论，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去了没有。”
“是开兴开好证明要求我看，有转账25万。我想有转账25万就可以了，印就盖了。”
“我也被骗盖章了。我没去参加调解，她证明里写自己去了。”
“我以为是小事情，什么告到法院去了。”
他还透露，原告曾持盖有公章的《证明》要求他“重写”，被他拒绝——“是她写好了，让我重写，我不可能去制假。”
五、调解人当庭承认：“推断”而非事实
调解人卓开兴在庭审中的证言，更是让这份“证明”的可信度降至冰点。
面对法官询问，卓开兴当庭承认：“卓金添没有亲口表示同意还23万，但是他也没有反驳，所以我推断他是同意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卓开兴当庭自认“与原告方关系会更亲近一些”。
一个建立在“推断”之上的证言、一个与原告存在更亲近亲属关系的调解人——他的“推断”，何以成为法庭认定“双方达成退款合意”的“铁证”？一个连款项性质都不清楚、被告是否亲口同意都无法确认的调解人，其出具的“证明”如何能够采信？
六、法官汪林辉：每一个环节都在追问
第一个追问：明知无管辖权，为何强行立案？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无管辖权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汪林辉法官在明知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不在厦门的情况下，依然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
第二个追问：两份矛盾证明，为何只采信一份？
“调解无结果”与“调解有结果”两份证明同时存在于案卷中。被告当庭指出矛盾。证人当庭承认“推断”。但汪林辉法官未对证言瑕疵进行任何采信说理，直接将“调解成功”那份作为核心证据。选择性采信证据，其法律依据何在？ 采信该证据的事实依据又是什么？
第三个追问：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明，为何被采信？
一份寺庙董事会出具的证明、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没有调解笔录、被告本人不在场——这些致命缺陷，为何在判决书中找不到任何分析？法官是否审查了这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四个追问：面对电子证据造假指控，为何不核查原始载体？
微信聊天记录被指“合成拼接”，“OK手势系拼图”。汪林辉法官在原告未提供原始手机、未公证的情况下，直接采信了截图。
第五个追问：为何驳回被告的调查取证申请？
被告提交书面申请，明确指向收款账号及经营账户，申请调取流水、核对笔迹。法院仅以“调查对象不明确、关联性不足”笼统驳回。
第六个追问：“拉黑后的沉默”何以变成“同意”？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沉默仅在法定情形下才可视为意思表示。但汪林辉法官将被告被拉黑失联后的“沉默”认定为同意返还25万元。
七、二审法官张向波、李阳、陈璐：纠错功能为何失守？
厦门中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面对一审的多重问题，选择了全盘维持。
管辖错误不予纠正，伪造证据不予核实，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二审庭审后，被告提交了卓元森证言，直接证明卓开兴的《证明》系伪造、老人会对该证明内容“完全不知情”。合议庭以“已远超规定的举证期限”为由不予采纳。但涉及伪造的关键证据，是否可以仅以“逾期”为由一驳了之？
八、“我在厦门法这一块，关系很硬”
案件之外，一段据称来自原告卓美琴的传语正在流传——她说，自己在厦门搞房地产销售多年，“认识的人很多”，在厦门“法这一块，关系很硬”，并声称“我叫他们怎么整就怎么整”，“他的证据我们都不采纳，我们随便他们都采纳”。
这段表述是否属实，有待权威调查。但它与本案呈现的种种异常恰好构成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呼应——无管辖权的案件被受理、矛盾证据被选择性采信、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明”被采纳、调查取证申请被驳回、二审对明显错误视而不见。当法律上的一切“巧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时，公众有理由追问：这究竟是司法的偶然偏差，还是另有隐情？
结语
公章保管人卓金宗在采访最后说：“我坚持承认我没去参加，但章盖了，我会承认，有罪我承担。任何人来我都会说不知道，我不会变。”一句“我不会变”，是个人的承诺，也是对事实的坚守。
而司法对事实的坚守，应当更加坚定。
举报人已将材料递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福建省纪委监委、厦门市纪委监委、厦门中院派驻纪检组等多个部门。卓金宗也表示“纪委来我会说清楚的”。
这份“证明”——没有调解笔录、没有双方签字、公章保管人承认“被骗盖章”、被告本人不在场、两份内容矛盾、调解人承认“推断”——几乎集齐了证据瑕疵的所有类型。然而，就是这份“证明”，被一、二审法院采信，成为判决25万元的“铁证”。
司法公正，始于管辖权这一道门槛，终于每一份证据都经得起检验。当一份“没有调解”却“可以盖章”的证明成为判决的依据，当“调解无结果”在一周之内变成“调解有结果”并被法院采信，当一份与厦门毫无关联的案件被厦门法院受理并维持——我们不得不问：这起案件中的法官，是否真正履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定职责？
这不仅是卓金添一个人的追问，更是每一个走进法庭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基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