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而当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死灰复燃并加速制度化。毫无疑问，日本右翼当政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我们不能忽略，日本财界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日本政治语境中，财界指的是由重要经济团体、龙头企业及行业领军人物组成的群体，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济同友会等。这些群体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其定义的“日本国家和经济界利益”。财界深度嵌入日本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其政策诉求甚至对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具有先导性意义。
以武器装备及相关技术出口政策为例，日本财界早已公开承认，放松相关管制是该团体的长期政策诉求。财界深知该诉求面临极大社会阻力，因此选择了渐进式路径。第一步就是要求政府对已有管制政策实施“弹性运用”。早在1995年，日本财界就针对管制政策提出“根据风险程度加以合理规制”而非一律禁止的要求；1998年又提出，至少在日美之间，对管制政策进行“灵活运用”。
进入21世纪，日本财界将武器出口与危机叙事进行捆绑，其逻辑链条为：全球安全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本周边地区军事威胁持续上升，武器出口管制制约日本防卫产业投资效率、阻碍本土军工技术迭代升级，因此放松管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2004年，日本财界发表《关于未来防卫能力建设——夯实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报告，首次完整呈现了该叙事框架。
2009年，日本启动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制定工作。日本财界随即发表《关于确立我国防卫产业政策的建议》，对原有叙事进行精细化升级：一是将原来模糊的“军事威胁上升”改为“东北亚安全形势紧迫”的明确表述；二是声称自卫队活动边界已超出本土防卫范畴，延伸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广阔地区；三是认为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提供尖端武器装备；四是认为拥有高水平防卫技术是战略威慑力与外交谈判能力的核心支撑。整套逻辑的落脚点依然是，要应对新的威胁就必须做大做强军工产业，也就必须放松武器装备出口管制。
2014年，安倍内阁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新政策将日本对外输出军事装备与技术的管制框架从“原则上禁止、例外审批”调整为非致命性装备出口“原则上允许”，财界数十年来的政策诉求得到了阶段性满足。
然而，日本财界并未止步。2022年，日本政府再次启动《防卫计划大纲》修订程序，日本财界顺势提交《关于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议》。在该文件中，财界点名朝鲜、中国、俄罗斯，渲染日本所处安全环境已“极度严峻”，要求进一步扩大武器装备及相关技术出口范围，并提出两项极具战略突破性的主张：第一，在新版大纲中写入“根据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制定方针，实施防卫装备和防卫技术出口”，这标志着财界的论证逻辑已跳出本土产业利益与自身防卫需求框架，要求将武器出口直接纳入日本扩张型军事战略的政策工具箱；第二，提出构建差异化武器出口管控体系，就是要通过定向管控扫清日本向其盟国、准盟国等输出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制度障碍。
财界的主张几乎立刻被日本政府全盘吸收。2022年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明确写入相关表述：“防卫装备的对外转移，尤其要成为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遏制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构建符合我国所希望的安全保障环境，援助正遭受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武力对待或武力胁迫的国家的重要政策工具。”今年4月，高市内阁完成最终政策修订，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回溯历史，日本财阀曾与法西斯军政势力深度勾连，在天皇制下推动对外侵略扩张，对受害国及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也导致日本多地沦为废墟。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财界选择了和平发展路径，给国家经济带来快速增长。历史经验教训俱在，日本财界帮助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无疑是最糟糕、最危险的选择，相关团体应当在国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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