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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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这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阶段性目标。但调研发现，防控工作与目标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一方面，中小学等关键学段近视率仍处在高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高度近视（超过600度）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其带来的眼底病变等终生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近视低龄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从小就习惯电子产品的陪伴，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叠加户外活动不足等因素，近视高发年龄段已前移至6—10岁。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依然严峻，这背后是老问题与新挑战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图为2026年3月26日，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同学们在进行阳光大课间活动。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早期干预体系还不完善。新生儿眼球小、眼轴短，通常有300度左右的生理性远视，被称为“远视储备”。远视储备会按一定速率自然消耗，一般到青春期时达到正视状态。但如果过早、过度接触电子产品或高强度近距离用眼，会导致远视储备提前透支，孩子将快速进入近视轨道。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是保护远视储备、培养良好用眼习惯的关键窗口期，但一些地方对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近视防控缺少刚性约束，不少家长对远视储备认识也不足，对孩子看手机、平板电脑等行为缺乏有效管理，更有甚者把电子产品当成“电子保姆”。政策上防控关口虽在不断前移，但在实际落实中还没有真正扎到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这个关键起点。
学业压力与户外活动的矛盾仍较突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明显缓解，但面对升学压力，校内减下来的负担有时又以家庭作业、线上课程、校外辅导等形式出现，不少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未实质减少。“体育每天2小时”的要求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成为制度，一些中小学校园活动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全体学生同时开展户外活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户外活动落实质量。电子教学设备在课堂上使用普遍，但对使用时长管控不严，学生上课盯着电子屏幕、下课完成电子作业，进一步增加了连续近距离用眼的强度。
家校社协同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随着相关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社会对预防近视的科学认知程度显著提升，但仍有部分家长存在认知误区、重治轻防，认为“近视是遗传决定的，防不了”、“戴眼镜会加深近视”、“近视了就配眼镜”、“近视只是小事，长大后做个激光手术就可以解决”，缺乏早期预防和科学干预的主动性与能力。调研中不少学校反映，学校对学生手机使用、户外活动等要求抓得较紧，但一回到家就容易“失守”，特别是在严控校外培训、电子产品使用等需要家庭配合的环节，相应防控措施往往落实不到位。
数据共享和有效使用存在短板。多部门协同防控的工作框架已经建立，但在具体环节的衔接上仍存在漏洞。比如，教育、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间的学生视力健康数据尚未实现全面、实时、高效的互联互通，孩子在医疗机构检查的视力数据无法同步到学校档案中，学校筛查发现的视力异常也不能及时推送给医疗机构，容易造成防控脱节，耽误最佳干预时机。一些地方开始探索AI视力筛查、建立大数据平台，在提高筛查效率、发现重点人群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全国范围看，近视防控信息化水平还不平衡，有的地方平台建了起来，但数据更新不及时、干预反馈不闭环；有的地方筛查数据较多，但缺少分层管理、有效分析和连续跟踪，难以给精准防控提供有效支撑。
基层专业力量和硬件保障不足。校医或保健教师是学校近视防控的“一线哨兵”，但许多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学校，相关教师配备不足，专业培训不够，影响防控措施落地落实。此外，教室照明改造、可调节课桌椅更新、视力筛查设备配备、校园运动空间改善等都需要持续资金投入，但基层经费保障不足，导致硬件设施改善滞后、防控措施不可持续。城乡、区域之间专业诊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诊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农村和偏远地区专业人员不足、设备欠缺，儿童难以获得及时、专业的视力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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