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辩护人，挽救的不仅是嫌疑人，还有家属。

所有人都憎恨犯罪，但是，如果犯罪的人是自己家属，相信很少人会憎恨他。相反，家属往往都会选择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亲人，大部分人都会天然地认为公检法机关没有能够公正处理，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没有公正地认定他们亲人的罪责。

家属的种种立场和努力，其实不仅是在挽救当事人，也是在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即便明知结果不可改变，他的努力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作用，家属也需要通过努力寻求心理安慰，避免因为自己的不恰当作为、不尽力作为，导致对当事人的愧疚。

在刑事裁判生效前，当事人家属的心态和诉求复杂、多变。

01 挽救当事人

当事人面临刑事危机，无论是基于感情还是利益关切，家属都会尽全力去帮助当事人应对刑事危机，挽救当事人的人生、自由、命运。

当事人家属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希望当事人不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要有犯罪记录，尽量得到从宽处理的结果，尤其是不能让当事人蒙冤受难。为了能获得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家属几乎都愿意承受一定的法律风险。

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许某涉嫌组织卖淫罪一案中，许某投资的酒店交给郑某全权负责经营管理。2014年11月，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发现该酒店存在卖淫嫖娼活动，该酒店负责经营管理的郑某和收银员被抓获归案，并被指控涉嫌组织卖淫罪。

郑某和收银员在接受调查过程中，明确酒店的投资人是许某，老板是许某，平时由郑某全面负责经营，许某对该酒店存在卖淫活动是清楚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司法机关没有追究许某的刑事责任，也没有对许某进行调查询问。法院最终判决郑某构成组织卖淫罪、收银员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几年后，司法机关突然将许某上网追逃，很快就将许某抓获归案，追究其组织卖淫罪的刑事责任。归案后，许某对组织卖淫罪予以否认，认为该酒店的经营管理都由郑某负责，他并未参与，事发后才知道该酒店存在卖淫嫖娼活动。

在辩护过程中，许某家属许某某与辩护律师沟通后，认为关键的证据是当时负责全面经营管理的郑某的证言，只要许某某找到郑某核实相关情况，郑某出具的证言对许某辩护具有很大的作用。郑某已经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而且服刑完毕，其作出证言，揭露案件事实真相，即便郑某的证言与此前的笔录不同，郑某也没有法律风险。

于是，许某某找到郑某，让郑某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郑某在《情况说明》中明确：

“我要讲述清楚这件事情的原本，组织卖淫是我犯的错，老板许某从始至终没有参与，也没有从中收取违法的钱。希望XX派出所警察同志，还老板许某一个公道，谢谢。”

该《情况说明》能证明许某无罪。于是，家属将该《情况说明》提交给司法机关。该《情况说明》完全推翻了郑某此前的所有笔录，引发不小的争议。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出具《补充侦查建议函》，建议检察院核查“同案人郑某XXXX年X月XX日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具《情况说明》的，是否是自愿的？是否存在受胁迫、欺骗的情况？《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否全部为郑某亲笔书写？内容是否属实？”

于是，司法机关找到郑某核实《情况说明》的内容，郑某则再次改变证词，认为该《情况说明》不属实，是许某的儿子许某某找到他，求他写的，而且内容是许某某要求他按照模板抄写的。为此，司法机关多次试图寻找许某某接受调查，核实是否有妨害作证的违法犯罪行为。

02 挽救自己

当事人面临刑事危机，家属也直接面临生活乃至生存危机。一旦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被长期羁押甚至被判处死刑，家属的命运将从此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原本家庭遭受重大灾难。因此，家属作为共同利益关系人，帮助当事人应对刑事危机，其实也是在挽救家属自己的人生、挽救他们的家庭。

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凃某涉嫌走私淫秽物品罪一案中，凃某被刑事拘留，家属了解定罪量刑标准后情绪失控，对于她家庭而言，这就是人生中最重大的灾难。

凃某所涉走私淫秽物品案，单人单案，数量超过1000本，没有自首情节，难以认定从犯情节，一旦定罪，就是十年有期徒刑起步。凃某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他被羁押十年，对于这个家庭意味着灾难。

凃某家属尝试作出各种努力去挽救凃某，争取从宽处理，实际上这也在挽救她自己，挽救她的家庭。

03 寻求心安

在刑事危机面前，家属希望自己尽全力帮助当事人，这是作为家属的责任，家属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到他认为最专业的刑事律师来帮助当事人，尽责也是寻求安心的过程。

当事人家属很担心由于他们的不积极，导致未能找到当事人或家属认为的最专业的律师，导致出现不理想的裁判结果。尤其是在当事人被羁押后，对当事人提出的更换律师、增加会见次数、寻找证据，甚至是“找关系”等各种要求，家属都会尽量满足，不论这些举动对案件结果有无作用，家属都愿意付出、愿意尝试，除了寻求理想案件结果的诉求外，也有避免因为自己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当而“对不起”当事人的心安诉求。

为了心理安慰，家属往往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做最大的尝试和努力，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个正向的案例

在陶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中，当事人家属非常坚定地认为，反正案件都要找律师帮忙的，那就要尽早请律师介入，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请到最专业的律师或律师团队，免得因为家属没有为当事人寻找力所能及的好律师，没争取到最好的结果，愧对当事人。

于是，在陶某被羁押后，家属就迅速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最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陶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后续案件处理也很顺利，陶某得到他非常满意的案件处理结果。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

在黄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中，黄某从被羁押开始一直到服刑，对案件的无罪追求非常执着，不断通过写信，或者通过辩护律师、同仓人员、同仓人员的辩护律师等方式带话出来，要求家属协助整理证据材料、撰写、修改辩护材料和申诉信访材料，并按照黄某的要求不断修改，并向有关机关递交。

黄某家属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在处理黄某的诉求。在黄某服刑后，他的小孩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也加入协助黄某刑事申诉案件。

我们给黄某和黄某家属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个案件申诉成功的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改判成功的，我们建议黄某家属可以考虑开始新的生活。

黄某家属认为，申诉是黄某的诉求，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帮助黄某，不论申诉是否成功，黄某要求的申诉动作还是要帮他落实。不然黄某会责怪家属不帮他，家属也难以安心。

04 自责愧疚

当事人面临刑事危机，尤其是被羁押时，很多事情都需要家属具体落实。例如，为当事人聘请辩护律师、去“找关系”疏通“捞人”等；又如，代表当事人与被害人及其家属商谈赔偿和解事宜等。

当这些行动或者决定无助于刑事危机的处理，甚至反而不利于案件辩护时，家属往往会陷入自责，认为是家属自己处置不当，才导致不理想结果发生。部分案件中，当事人和他家属之间也会因此发生矛盾隔阂。

在很多案件中，案件裁判出现不理想的结果，当事人家属往往不会认为是当事人的错，而归责于家属没能帮助到当事人。在不少家属看来，当事人已经被羁押，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帮助他的只有家属，家属通过“找关系”、找律师等方式去帮助当事人，但结果还是不理想，家属没能帮到他，错在家属，进而心怀愧疚。

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例

在林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中，在审查起诉阶段，林某看惯了同仓人员的有罪判决，对其自己案件的无罪判决可能性逐渐失去信心，表示想要认罪认罚。当时，检察院办案人员也表示认罪认罚可以认定林某为从犯，量刑建议有期徒刑7年。

林某想要进行认罪认罚，家属得知后表示不同意，认为林某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有期徒刑7年太多，希望争取无罪，或者最多只能接受3-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于是，认罪认罚没有谈妥，林某未与检察院达成认罪认罚。

一审法院判决林某构成合同诈骗罪，是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此时，家属非常后悔、自责，认为当初林某想要认罪认罚时，她不应该阻止林某，是她阻止林某认罪认罚，才导致十年有期徒刑这么重的判决。家属多次写信或者通过律师带话的方式多次向林某表达了自责。

我们在会见当事人时，家属往往都会让我们帮忙传话，沟通家长里短的事情、彼此的想法等。

被羁押的当事人会为自己行为给家属造成的影响表达愧疚，当事人家属也会表达帮不上忙的愧疚。尤其是裁判结果不理想时，部分当事人家属会认为这主要是家属的问题，未能对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帮助，话里话外展现自责愧疚之情。

在张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中，一审判决结果不理想。判决后，我们去会见张某询问他对一审判决的意见以及是否上诉的意见。张某家属让我们转达：

“我很对不起你，没能帮到你，这个结果我很难接受。” “你要想开点，我们也没有放弃。”

该案中，张某案件裁判结果不理想，家属认为自己没有能帮助到当事人而非常自责，表现出对张某被羁押导致家属遭受经济和精神巨大压力的埋怨。

面对家人涉嫌刑事犯罪，家属的四种心态——挽救当事人、挽救自己、寻求心安、自责愧疚，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

无论如何，保持理性、寻求专业帮助，或许才是对家人和自己最好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