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上能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问题王家烈之前没有想过,但是在1934年4月的清镇机场中,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贵州军阀终于明白了,自己终究还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了,自己飞来飞去终究还是没有逃出南京蒋氏的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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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家烈还在天上飞着的时候,他看到了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免去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即刻赴武汉报到。
到底是谁的
王家烈是贵州军阀,但是他这个贵州军阀比起其他省份的当家人来说无疑是差了不少的。且不说桂系和粤系这样的巨头就是川军这边随便拿出一个人来估计都能欺负他一下。
实际上,王家烈能上台还是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
1932年王家烈在蒋介石支持下逼走毛光翔,坐上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的位置。
这样一来,王家烈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早已成了对方棋盘上的棋子。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王家烈在贵州期间实际上是危机四伏的,他当时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当时贵州全省的财政大半依赖鸦片过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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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块肥肉谁不想吃呢,桂系、滇系都想插手这块利益,然而蒋介石自然不愿西南始终处于半独立状态,更不愿意把这块地方拱手让人,王家烈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权宜之计。
不久之后,红军长征进入了贵州地区。 这对于王家烈来说,天都塌了。
红军去了贵州,蒋介石这边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同时他让薛岳率领八个师的中央军尾随跟进,打着“追剿”的旗号一路往贵阳推进。
薛岳带领部队来到贵阳城外时,此时的王家烈怎么说也是贵阳话事人,你薛伯陵带这样体量的部队来怎么也应该通知一下,也好帮你准备一下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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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不通知王家烈的理由很简单,我大兵压境一步到位,围剿和夺权双管齐下。
薛伯陵根本没通告王家烈,直接接管了全城防务,更换城门岗哨,在路口架设机枪,连王家烈本人进出城都要接受盘查。
这样的羞辱,王家烈心中自然很不高兴,但是他手中这两万多部队对付红军都吃力更不要说对付老蒋的中央军了。
这里提一嘴,蒋系中央军虽然在围剿红军的时候战绩不容乐观,但是你要是让他们对付地方军阀的部队,那还是相当能打的。
技不如人,只能甘拜下风,面对盛气凌人的蒋系中央军,王家烈也是敢怒不敢言。
蒋介石没有直接动武,而是先用“军民分治”的名义拆解王家烈的权力。
1935年3月,蒋介石亲自飞抵贵阳督师,当面提出让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里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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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选择让王家烈很是头疼,军长不兼主席就没有军费,主席不兼军长就没有保障。
这两个职位,你想两个都保住,只怕两个都保不住。王家烈拿不住主意,说是要回去商议一下看看。
王家烈和妻子万淑棻一番商议过后,觉得军权才是根本,于是便递交了辞去省主席的呈文。
王家烈做出了选择,蒋介石立刻派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而吴忠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截断全省税收,冻结二十五军的全部军费。
如此一来,王家烈等于被掐断了粮道,他带着部队退到遵义一带,连士兵的口粮都成了大问题。更要命的是,此时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王家烈的部队再遭重创,等到残部退到黔西时,已经成了缺粮少弹的疲惫之师。
祸起萧墙,难御外侮
蒋介石瓦解黔军的核心一招,是从内部收买王家烈的左膀右臂。
晏道刚带着巨款秘密接触王家烈麾下的何知重与柏辉章,给何知重五万大洋,柏辉章三万大洋,同时许诺部队改编为中央直辖师,以后按中央军的标准发足额军饷。
这两人本就对王家烈拖欠军饷不满,眼看他大势已去,当场就倒向了南京。收了钱的这两位师长暗中纵容部下包围军部闹饷,士兵们堵着王家烈要欠饷,吵得不可开交。
王家烈手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对着闹饷的官兵束手无策,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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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介石又抛出整编方案,他如此要求二十五军从十五个团缩编为六个团,不完成整编就绝不发放军饷。缩编等于裁掉大半部队,王家烈不肯答应。然而不整编就没钱发饷,部队随时可能哗变,他彻底陷入了两难的死局。
当时陈诚曾建议直接杀掉王家烈以绝后患,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对陈诚说,杀了王家烈容易,剩下的黔军可能狗急跳墙,逼他主动下台,才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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