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蹲在自家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
窗帘拉得死死的，灯却亮着，一整夜没灭。
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白布的灵堂正中央，老伴邓德发的微笑定格在黑白相框里。
照片是女儿发给李建军的。他瞒了我整整两个月。
我脑子里反复转着一句话，那是我离家第七天，老邓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冬梅，饺子包好了，趁热吃。”
我没接。
楼上那扇窗户亮着光，可那个人再也亮不起来了。
我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水泥地上。
01
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
我往行李箱里塞衣服，邓德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杯热水，咳得整个人都在抖。
“你这是干什么去？”他问。
“旅游。”我没回头。
“跟谁？”
“舞伴。”
他不说话了。我知道他又要开始那老一套。每次我说要出去玩，他都是这副表情，不拦也不支持，就站在那里，跟块木头似的。
我拉上行李箱拉链，转身看他。
他瘦了很多，五月份还勉强能穿的衬衫，现在已经挂在身上了。
脸上的肉也少了，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吧？”我问了一句。
“老毛病，不碍事。”他咳了两声，“我也想去。”
我愣住了。
认识他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想跟我出去。年轻时他忙工作，退休后他嫌累，我说去公园散步他都推三阻四。现在倒好，说要跟我去新疆？
“你这样子怎么走？”我说，“高原反应你受不了。”
“我就是想陪陪你。”
“行了行了，”我不耐烦地摆手，“你在家好好养病。”
他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是三千块钱。
“路上别省着。”他说。
我鼻子一酸，但还是没接话。
李建军的车已经到了楼下，按了两声喇叭。我拎起行李箱就往门口走。
“冬梅。”
我回头。
邓德发靠在厨房门框上，脸色白得跟纸似的，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一句：“早点回来。”
我没点头，直接下了楼。
坐进车里，李建军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车子开出小区时，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邓德发还站在窗户那儿。三层楼，我都能看到他佝偻的身影。
“老邓最近身体不太行啊。”李建军说。
“他就那样，矫情。”
“要我说，要不改天再去？”
“你要是怕担责任，我自己去。”
李建军不说话了，专心开车。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往后退。路边的梧桐树哗哗地响，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八月末的天气，早晚已经有些凉意。
手机响了，是邓德发打来的。
我挂断。
他又打。
我再挂断。
“接一下吧。”李建军说。
“不接。接了就走不成了。”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走不成了？为什么走不成？他是我的老伴，我接个电话怎么了？
可我心里清楚，我怕听到他的声音。他说话永远是那个调调，不紧不慢的，像一杯温水。但就是这杯温水，喝了几十年，我腻了。
我现在要的是刺激，是新鲜，是和这个会跳舞、会说话、会带我到处走的男人一起，把剩下的日子都活过来。
车子上了高速，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扔进包里。
李建军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暖和，手指修长，指节分明，不像老邓的手，粗得跟锉刀似的。
“到了服务区，我请你吃好的。”他说。
我笑了。
就是这感觉。老邓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出来。老邓做不出来的事，他全都能做。
手机在包里无声地亮起来。我知道是老邓。
这次我没看。
02
旅途第二天，我们住进了西安的一家小旅馆。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挺干净。
李建军在楼下前台跟老板娘聊天，我趴在窗台上看街景。
西安的晚上热热闹闹的，羊肉泡馍的香味飘上来，混着汽车的尾气，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手机又有未接来电，还是邓德发。这次不光是他，还有女儿宋霞的。
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发了会儿呆，最后还是没回拨。
李建军上楼来了，手里端着两碗羊肉泡馍。
“尝尝，正宗的很。”他放下碗，坐在我对面，“你老伴又打电话了？”
“嗯。”
“你不回一个？”
“不想回。”
李建军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他低头吃面，我拿起筷子，夹起一块馍放进嘴里。挺香的，但我没什么胃口。
“怎么了？”他问。
“没怎么。”
“是不是想他了？”
“想他干什么，”我说，“他有什么好想的。”
可我真的在想他。想他咳嗽的声音，想他端着水杯站在厨房门口的样子，想说那句“我也想去”时，眼神里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期待。
不对，我怎么会想他？我不是烦他烦得要死吗？
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机，翻到邓德发的号码。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好久，最后还是放下了。
“我去洗澡。”我说。
浴室的水声哗哗的，我站在花洒下面，冷水冲得我打了个哆嗦。我赶紧把水温调高，热水顺着头发流下来，耳朵里全是水声，什么都听不见。
洗到一半，手机在外面响了。我能听见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李建军在外面喊：“冬梅，电话！”
“接一下！”我说。
过了一会儿，李建军敲浴室的门：“你老伴打的，说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就说我在洗澡，等会儿回过去。”
“他说急事。”
我关掉水，裹了条浴巾出来，接过手机。
“喂？”
“冬梅……”邓德发的声音很虚弱，听起来比早上走的时候还差，“你……到哪儿了？”
“西安。”
“哦，西安好，西安……有兵马俑。”
“你打电话有什么事？”
“没事，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
邓德发从来不会说这种话。
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永远是行动：冷了给我加衣服，饿了给我做饭，生气了就躲得远远的。
“你身体怎么样？”我问。
“老样子。咳几声就好了。”
“那你注意点，别着凉。”
“唉。”
挂掉电话，我坐在床上发呆。李建军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水。
“他没事吧？”
“没事，就是有点感冒。”
“那你也别太担心。”他坐到我身边，“要不我们玩个两三天，差不多就回去？”
“不回，”我说，“才刚出来，回去干什么？”
李建军没再说什么。他把我手里的手机拿走，放在床头柜上。
“睡吧，明天还要赶路。”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隔壁传来电视的声音，有人在放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唱腔透过墙壁传过来，听不太真切。
我翻了个身，脑子里乱糟糟的。
手机又亮了一下，是一条微信。邓德发发来的。
“饺子馅买好了，你回来那天我给你包。”
我看着这行字，鼻子又开始酸了。我用力戳着屏幕，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上，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头柜上，什么都不想看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李建军已经买好了早饭。小米粥、肉包子、几个小菜，摆在桌上，冒着热气。
“快吃，吃完咱们去兵马俑。”
我坐下来，喝了口粥。粥熬得稠，入口很香。
“建军，”我忽然说，“你说老邓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李建军的手顿了一下：“怎么这么问？”
“我昨晚想了一夜，他那个样子，不对劲。以前他从来不黏糊，现在天天打电话，还不让我挂。”
“可能是舍不得你。”
“他那个人，我认识他四十多年了，他什么时候舍不得过我？”我摇摇头，“他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那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我看着碗里的小米粥，犹豫了好一会儿，“不回了。回去一趟，来回得好几天。他说没事，应该就是没事。”
李建军没再劝，只是把肉包子往我面前推了推。
“那就好好玩，别想太多。”
我咬了一口包子，包子里的肉馅很香，但我尝不出什么味道。
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你应该回去看看。
可另一个声音说：你终于出来了，好不容易出来了，回去干什么？
他这么多年都没关心过你，你凭什么要关心他？
我选择相信了后一个声音。
03
第五天，我们在甘肃的一个服务区停下来歇脚。
加油站旁边有个小超市，卖各种零食饮料。我买了瓶水，李建军在挑饼干。
手机响了，又是邓德发。
我看了半天，还是接了。
“冬梅……”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没什么力气，“你好不好？”
“好着呢。你怎么样？”
“我在菜市场。买的韭菜，准备给你包饺子。”
“都第五天了，韭菜早就坏了。”
“没事，我买了明天再做。”
“你别折腾了，等我回去再说。”
“唉，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早呢，才走了三分之一。”
邓德发沉默了好久。我能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在喊价，旁边还有三轮车按喇叭的声音。
“冬梅，”他的声音忽然变了一种调，“饺子馅坏了。”
“什么？”
“饺子馅坏了。我买了三天，一直等你，馅坏了。”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绝望，就好像不是饺子馅坏了，是什么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就别做了，”我说，“等我回去再做。”
他又叹了口气。我听得心里难受，赶紧说了句“我挂了啊”，就把电话掐掉了。
李建军拿着一包饼干走过来：“说完了？”
“他怎么了？”
“他说饺子馅坏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摇摇头，“算了，不说了。走，上车。”
车子重新上路。我靠在座椅上，窗外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黄土、沙石、稀稀拉拉的骆驼刺，在烈日下死气沉沉的。
李建军没说话，专心开车。我拿出手机，给女儿宋霞发了条微信。
“你爸这两天怎么样？”
宋霞很快回了：“老往菜市场跑。”
“干什么？”
“买韭菜。今天又去了，买了三斤。我问他干嘛买这么多，他说给你包饺子。”
我看着这行字，心里堵得慌。
“他身体怎么样？”
“还是咳，精神头不行。昨天去社区医院打了一针，医生说要注意休息。”
“知道了。我过两天回去。”
打完这行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说了什么？我要回去？不是才刚出来没几天吗？
可我心里就是觉得不安。那种不安是从邓德发那句“饺子馅坏了”开始的。就像是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李建军看了我一眼：“说什么了？”
“我爸身体不太好。”
“那要不……”
“我刚刚跟我女儿说了，过两天回去。”
李建军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点了点头：“行，听你的。”
我们都不说话了。车里的气氛闷得很，我打开车窗，外面的风灌进来，热得像火烤。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条“饺子馅坏了”的消息，翻来覆去地看。
他突然问了我一句：“冬梅，你老伴以前包过饺子吗？”
“包过。他包的韭菜馅饺子特别好吃。”
“那他这次……”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他从来不在我出去的时候打电话说这些事，更不会说‘饺子馅坏了’这种话。他不像那种人。”
“那他像哪种人？”
“像我爸，像那种什么都忍着的人。忍着忍着，有一天就忍不下去了。”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愣住了。
我在说什么？忍不下去了？什么意思？
我赶紧把手机翻过来，不敢再看。
04
第七天，我们到了喀纳斯。
湖水蓝得不像真的，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水面上，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我站在湖边，让李建军给我拍了好多照片。
我摆着各种姿势，笑得灿烂极了。
照片里看不出一丁点异样。
可我心里那个疙瘩越来越大。
起因是今天早上，我发现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来电，时间集中在昨晚十点到凌晨两点。
有邓德发的，有马淑珍的，还有宋霞的。
中间有一个号码我不认识，开头是区号，看区号像是我们市医院的。
三个人的未接来电，时间隔得那么近。这不对劲。
“建军，我手机昨晚是不是静音了？”
“没有啊，我帮你充了电之后，放在床头柜上的。”
“那我怎么没听到动静？”
“可能你睡得死。”
我狐疑地看着他，但没多问。
上午我们去了喀纳斯湖观鱼台，爬了一千多级台阶，累得够呛。李建军一路上都在夸我身体好，说我跟他见过的同龄女人比起来，精神头是最好的。
我嘴上谦虚，心里却飘飘然。
但与此同时，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邓德发从来没夸过我。他说过的最大的一句好话，是结婚那天晚上，他喝多了酒，搂着我说：“这辈子，值了。”
别的，什么都没有。
想到这里，我心里那根刺又扎了一下。
中午我们在景区的餐厅吃了碗拉面。我低头吃面时，李建军接了个电话。他走到外面接的，回来时脸色不太对。
“怎么了？”我问。
“没事，推销电话。”
他坐下，低头扒面。
我看着他，总觉得不对劲。他的手在发抖，夹面条的面条在筷子上抖啊抖的，跟生了病似的。
“建军，到底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点累。”
“不对，”我盯着他的眼睛，“你跟我说实话。”
他抬头看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建军！”
“你老伴……还好。”他说这句话时，眼神躲躲闪闪的。
“什么叫还好？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什么叫还好？”
“他……反正没事。”
我不说话了，低头继续吃面。可那碗面，我一口都吃不下去了。
晚上我们回宾馆，我拿出手机，翻到马淑珍的号码。
马淑珍是我邻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爱管闲事，但也热心。
我跟她平时关系不错，偶尔一起跳跳舞。
我拨了过去，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马淑珍那个人我是知道的，她一般不关机，而且每次接电话都特别快。她没接，这说明什么？
接着我拨邓德发的号码，响了两声，通了。
邓德发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虽然还是有点哑，但至少不像前几天那么有气无力。
“你在家吗？”
“在呢。你玩得开心不？”
“还行。你怎么样？”
“挺好的。今天还出去散了步。”
“那……马淑珍怎么没接电话？”
“可能出去了吧。她那个人，一天到晚不着家。”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冬梅，”邓德发突然说，“你还记得那年你生霞霞，我骑自行车去接你，半路车链子断了，我推着车跑了一路吗？”
“记得。”
“那是我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
我笑了，有点苦涩。
“你早点休息，别熬夜。”我说。
“你也一样。那我挂了。”
“好。”
挂掉电话，我坐在床边，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发呆。
李建军洗澡出来，擦着头发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伸手搂住我的肩膀。
“别担心了，你老伴不是好好的吗？”
“那就好。明天还去拍日出吗？”
“去。”
那一晚，我做了个梦。梦里邓德发站在厨房里，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围裙，手里端着一盘饺子。饺子冒着热气，韭菜的香味飘过来。
他笑着说：“冬梅，饺子好了。”
我伸手去接，但怎么也接不住。他的手在半空中慢慢变透明，盘子掉了下去，饺子滚了一地。
我冲上去想抓住他，但我的身体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只能看着他一点点变成透明，最后连他身上的围裙都不见了。
我喊他的名字，他听不见。
我哭了。
“妈！”
我被这个声音惊醒，发现枕巾湿了一大片。
手机屏幕亮了，提示我有一条新消息。是女儿宋霞发来的：“妈，有空回个电话。”
我看了一眼时间，凌晨四点半。
凌晨四点半，让我回电话？
我拿起手机，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听见宋霞在哭。
“妈……爸出事了。”
手机从我手里滑落，“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屏幕碎了。
05
宋霞在电话里说了后面的话，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只记住了一个词：“煤气泄漏。”
我坐在床边，浑身发抖。李建军被我的动静吵醒了，他坐起来看到我脸色惨白，吓了一跳。
“怎么了？”
“老邓出事了。”
李建军的脸也白了，但他还能说话：“怎么回事？”
“煤气泄漏……在医院抢救。”
李建军翻身下床，开始穿衣服。他的动作很快，但手一直在抖。
“走，我送你回去。”
我没有动。不是不想动，是我动不了。我的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整个人瘫在床上。
“冬梅！”李建军喊了一声，“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走！”
我被他拽了起来。李建军扶着我，几乎是把我拖出了房间。
上车的时候，我的腿还在抖。他给我系好安全带，发动车子，一脚油门开上了路。
喀纳斯的夜很黑，路两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车灯照着前面一截搓板路。李建军开得很快，我能感觉到车速在飙升，但我不敢让他慢下来。
“建军……”
“嗯？”
“他会不会……有事？”
李建军的手握紧了方向盘，没有说话。
这个沉默，比任何回答都可怕。
我开始翻手机。屏幕上全是裂缝，但还能用。我给宋霞打电话，她说她已经在医院了，医生还在抢救。
“妈，你到底在哪？”
“我在回来的路上。”
“爸出事之前，给你打了电话，你没接。”
“爸出事之前给你打了电话，你没接。”宋霞的声音冷冷的，“我看了他的通话记录，晚上八点半，他给你打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一分零三秒。”
我想起来了。晚上八点半，我和李建军正在景区的餐厅吃饭，手机放在桌上，我听到了，但我没接。因为我当时正跟李建军说话，不想被打断。
“他打给你干什么？”
“他没说。不过救护车来的时候，邻居说，他手机掉在地上，屏幕亮着，显示的是你的号码。”
我闭上眼睛，整个人无力地靠在座椅上。
一分零三秒。他打给我的那个电话，我只差一秒就能接起来。
只差一秒。
“建军，你跟我说实话，”我睁开眼睛，盯着李建军，“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李建军的肩膀抖了一下。
“那天……就是前天，你接的那个电话，是不是？”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是马淑珍打的，说你老伴住院了，情况不太好。”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你出事！”他的声音忽然高了，“我怕你在路上受不了！你那个脾气，我要是说了，你肯定要跳车！路上多危险，我不能让你冒险！”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等他死了？”
李建军的脸色白得吓人，但没有反驳。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陌生。这个人陪了我快两年，跳舞、吃饭、旅游，我以为我了解他，但原来他也会瞒着我。
“建军，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怎么样了？”
李建军看着前面的路，嘴唇动了动。
“马淑珍说……可能抢救不过来了。”
这句话就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口。我喘不上气，捂着胸口，整个人缩在座椅上。
“冬梅……”李建军伸手想碰我，我躲开了。
“别碰我。”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僵了一会儿，慢慢收了回去。
车里又恢复了死寂。车灯照在漆黑的公路上，远处的山影影绰绰的，像一头蹲在那儿的大怪兽。
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宋霞。
我接了，但没说话。
“妈，”宋霞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她，“爸走了。”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护栏，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今晚我接了那个电话，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
可是再多的如果，也没用了。
06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了医院。
楼门口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站在大厅里，看到我们进来，走了过来。
“您是邓德发的家属？”
“我是他家属。”
“请节哀。”医生说了一句客套话，然后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这是他的遗物，麻烦您签个字。”
我机械地接过笔，签了字。
塑料袋很轻，拉链没拉好，露出一个边角。我看见里面有一张皱巴巴的纸，还有那件他很喜欢的蓝色格子衬衫。
“我能看看他吗？”
“在太平间，我带你过去。”
李建军想跟着，被我拦住了。
“你在这儿等着。”
他欲言又止，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太平间在地下室，走廊很长，白炽灯照着，亮得晃眼。医生打开一扇厚厚的铁门，里面冷飕飕的，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面而来。
邓德发躺在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
医生把白布拉下来一点，露出他的脸。
他看起来不像死了，像是睡着了。眉头微微皱着，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嘴角有点歪，那是他年轻时在一次工厂事故中留下的痕迹。
我伸手碰了碰他的脸，冰凉。
“老邓，”我小声说，“我回来了。”
他当然不会回答。
“你不是说要给我包饺子吗？饺子呢？”
我蹲下来，看着他。他脸上那件蓝格子衬衫的领口上，有一个小小的污渍，是酱油还是什么，已经干了。
“你不会包了，对不对？”我轻声说，“你不会再给我包了。这次你是真的去买韭菜了，你骗不了我。”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走出太平间的。只记得电梯门关上那一刻，我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光，那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李建军还在大厅等着，看我出来，赶紧站起来。
“冬梅……”
“走吧。”
“你……不看看他？”
“看过了。”
我走得很快，李建军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出了医院大门，外面的风吹过来，我深吸一口气，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建军，他走了。”
“我知道。”
“他真的走了。”
李建军伸手抱住我。我靠在他肩膀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可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老邓出事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在等我？他是不是盼着我回去？
我走之前，他说“我也想去”。我说“你这身子骨走不了”。
现在，他真的走了。
坐进车里，我打开邓德发的遗物塑料袋。
里面有一张火车票，从我们市到乌鲁木齐的，硬座，一张，时间是两个月以后。
票面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冬梅，慢点走，我这把老骨头，跑不动了。”
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和我的结婚照。
照片旧得发黄，边角都卷了边。
照片里他穿着绿军装，我穿着红棉袄，两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但在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这辈子，值了。”
他写过这句话。我见过。
我的眼泪滴在照片上，模糊了那行字。
我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把照片贴在胸口，紧紧地攥着。
07
回到家那天，已经是深夜了。
李建军帮我把行李搬上楼，但没有进门。
“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
“嗯。谢谢你。”
他看着我，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有事给我打电话。”
他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推开门。
屋里的灯还亮着，是那种惨白的节能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别的什么，说不上来。
客厅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老邓的茶杯，里面还剩小半杯水。水面上漂着一层灰尘。
我走进厨房，灶台上的锅还放着。锅盖掀开，里面是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几个饺子。
饺子已经发霉了。霉斑一层一层地叠着，绿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混在一起。
我用筷子夹起一个，饺子皮已经硬得像石头。底部的霉斑最厚，有的地方还渗出了黑色的水。
我放下筷子，拉开冰箱。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一袋韭菜。袋子敞着口，韭菜已经烂了，发出一股酸臭味。
他又去买韭菜了。
他买了，等我回来包饺子。
但他没有等到我。
我关上冰箱门，靠在墙上，缓缓滑坐在地上。
眼泪掉下来，但是没有声音。我张着嘴，却喊不出来。我使劲捶自己的胸口，一下，两下，三下，直到手开始发麻。
“老邓……”
我终于喊出来了。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没有人应答。
我跪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哭得浑身发抖。
墙上还有老邓自己画的一张日历。从我去旅行那天开始，每天他都在上面划一道线。第一天，一个歪斜的横杠；第二天，又一个；第三天……
一直到第七天，那天的横杠画了一半，笔落在旁边。后面全空了。
那天他出事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走到沙发旁边，看到沙发缝里有个手机。是老邓的，没有锁屏。我拿起手机，打开通话记录，从他出事那天晚上开始往前翻。
八个未接来电。有我的，有宋霞的，有马淑珍的。每个未接来电，他都打过至少两次以上。
翻到最下面，是我出发那天打给他的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了，但没说几句话，我就挂了。
我点开那条通话记录，看到通话时长：一分零三秒。
一分零三秒。
这就是他最后跟我说的话。
一分钟，三秒钟。
我连好好说句再见都没给他。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弹出来一条消息，是一个视频文件。是马淑珍发给我的，文件名写着“你老伴出事那天拍的”。
我点开视频，看到画面里，老邓躺在厨房地上，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
马淑珍的声音在画外说：“老邓啊，你坚持住！医生马上就到了!”
老邓没有说话。他握着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的是我的号码。
然后，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伸出手指，在地上画了两行歪歪扭扭的字：“冬梅，饺子好了。”
“冬梅，不等了。”
视频最后的画面，是他闭上眼睛，手机从手里滑落，屏幕碎了。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跪在地上，给老邓磕了三个头。
“老邓，”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对不起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