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茅盾与他的时代

来源：北京日报

少年茅盾（沈雁冰），在面对中学时代的策论考题《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时，挥笔写下“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话语。1981年3月，茅盾自知病将不起，捐出二十五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这位深耕中国文学事业的巨匠，在“革命与文学”的激流里，见证并书写了一个时代。

2026年7月，“春蚕丝不尽 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启幕。依托茅盾家属捐赠的9100余件珍贵馆藏文物，展览系统呈现了茅盾先生的文学足迹与近现代中国的风雨变迁。在设计上，展览采用色彩叙事，以茧色、艾青、赤色、宝蓝、明黄、月白六种色调的转换，隐喻茅盾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与主题。

“为人生而艺术”

步入展厅，柔和的茧色铺陈开茅盾少年时代的精神底色。在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氛围里，一只摇橹船静静泊于水岸，仿佛将观者悄然载入茅盾先生的故乡。展出的其晚年手稿《可爱的故乡》《我的家庭与亲人》，依稀可见茅盾心底柔软而深沉的乡愁。

展厅里，少年时期的史论策论与时事随笔手迹，青年时期使用的墨盒，刻有“常伴圣贤文”的镇纸，一件件实物，留存下茅盾踏上文学求索之路的最初印记。

色调流转至艾青与赤色，仿佛走进觉醒与革命的时代。1916年北大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的书籍从科普读物《衣食住》到希腊、北欧神话，再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形成了世界眼光。展出的《觉悟》（合订本），是茅盾早期发表译作、评论与社会随感的重要阵地。1921年，茅盾与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标举“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宣言》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从“夕阳”到“子夜”

1932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开篇《春蚕》问世，江南蚕农老通宝一家“丰收成灾”的悲剧，是茅盾对乡土中国一次深沉而忧郁的凝视。他坚信，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还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1933年，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将这一信念推向宏大叙事，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阅读展厅里陈列的《子夜》手稿，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随处可见。小说原名《夕阳》，取自李商隐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更名《子夜》，寓意至暗之后便是黎明。此时茅盾不再满足批判日薄西山的旧社会，而要直面黎明前最深沉的黑夜，展露出全面剖析社会的文学抱负。手稿中，吴荪甫的轿车原为“福特”，经瞿秋白建议改为“雪铁龙”，这一细节改动，强化了资本特权的象征意味。展厅里，银色金属质感的雪铁龙汽车模型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交易所复原场景，再现了小说中的资本和欲望。《子夜》一经出版便震动了文坛。鲁迅致曹靖华信中称赞：“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瞿秋白断言：“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展厅将《子夜》手稿与《〈子夜〉记事珠》《〈子夜〉写作提要》并列展出，揭示了这部巨著背后严谨的构思和推演。

如何呈现《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和庞杂的人物群像？展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小说转化为动态知识图谱，构建出一条可交互的阅读路径。观众在可视化体验中，可以直观看到吴荪甫、赵伯韬等人物的资本网络，感知30年代上海滩波谲云诡的金融博弈。

“万里江山一放歌”

全面抗战爆发后，茅盾主编《烽火》《文艺阵地》，以文艺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皖南事变后，茅盾等人离重庆赴香港开辟“第二战场”，途经桂林时，他写下“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慷慨诗句，亦是冲破牢笼的自由之声。

走进宝蓝、明黄色调展区，仿佛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展出的《白杨礼赞》，是茅盾离开新疆后写下的散文名篇。追忆那次风沙漫卷的西北之行，茅盾于寻常草木间，窥见中华民族最坚韧的风骨。长篇小说《腐蚀》则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借女特务赵惠明的日记体叙述，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性压抑。1945年，重庆文化界为茅盾五十寿辰举办祝寿活动——尽管并非生辰正日，却承载着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郭沫若题“兴民无极”，老舍题联“鸡声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赴斗争”，巴金写下“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展出的纪念册见证了这一时刻，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群像的缩影。自五四运动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在茅盾的文学里得以反映。可以说，茅盾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月白，是生命之中澄澈而辽阔的颜色，一如成长之初的温润茧色，却更深沉、静远。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编《人民文学》。公务繁忙之下，其创作渐少。展品《我走过的道路》手稿，见证了回忆录写作过程的艰难。然而，茅盾对文坛的关注从未减退。从早年《鲁迅论》《庐隐论》《冰心论》等评论中对同时代作家的敏锐捕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书信及评论中对林斤澜、茹志鹃等青年作家的提携，这份关切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涯。吴组缃称其为“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最令人动容的，是1981年茅盾致中国作协的信。他将毕生积蓄化作推动民族文学发展的力量，以“茅盾文学奖”兑现了年少时“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

从江南水乡的茧色温柔，到广阔天地的月白澄明，茅盾以一颗赤子之心，穿越子夜的迷雾和黑暗，在跌宕起伏的时代长河里，如春蚕一般笔耕不辍，守望黎明。

（作者陈红为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