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今生今世永远抹不去的青春记忆

1965年9月，我由小学升中学，来到了昆三中。走进昆三中学校，感觉学校好大呀，一进校门，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白杨树和花园，其间掩映着的教学楼、图书馆、解剖室、实验室；大操场上，环绕足球场的跑道，旁边立着不少单双杠……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而就要在这里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我是由衷地感到兴奋和喜悦，

1966年5月16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又走进了教室。还没有上几天，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昆三中下乡的地方是德宏州陇川县，我本来是和同学约好去陇川的，由于我外婆突发疾病，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就走不了了。说好了他们先去我随后就到，没想到后来陇川没去成，却到了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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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27日，在三中的校园里操场上，我们与父母及兄弟姐妹告别。这一天，送行的家人们都怀着一种眷恋的情绪，反复地叮嘱我们路途上要注意的各种事项。

我记忆最深的是班主任解老师，她车前车后的招呼着各个同学和家长，出发的时间到了，她也爬上车厢。车开出了学校大门，走过书林街，驶向金碧路。解老师站在车厢里，语重心长地再三嘱咐我们，希望同学们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特别是男同学要学会照顾女同学。

解老师一直在车上陪着我们到了东站，她才依依不舍下了车，和我们告别。汽车出城后我们才知道她的儿子也在我们这批去景洪的大军里，可解老师从来也没有提过，她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把她的母爱化作了对全班学生的关切和呵护。敬爱的解老师，我们不会忘记您！

三夜四天的行程，汽车到达了景洪。本来告知我们，要在农场总部组织学习一个星期后才分配到各个分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汽车丝毫没有一点减速的迹象，就快速地开出了景洪城。我们在车厢中茫然地猜测着，汽车行驶间，感觉到载有初一7班到10班同学的车队已经转入其它道路，不见了踪影；只有我们1班到6班六个班的车队还在公路上盘山绕行，也不知道要开向哪儿，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停下来。

随即，我们很快知道这是景洪农场十分场，但也没有通知我们下车。紧接着，分场按我们在学校的班级编号直接分配到下属的生产队，我们3班的分配到第三队。车子又继续行驶，不知何时，汽车终于不能向前开了。

我们下车后，在农场老工人的带领下，高一脚低一脚的在山路上走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听到路边哗啦啦的流水声，不知道走了多时间，终于到了生产队。队里准备了大锅饭菜，模糊的灯影下，大家胡乱地吃了饭。农场的老工人早就将我们的行李挑到队里，按照分配的宿舍，进屋后打开行李就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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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才弄清了周边的环境：我们队是一个老生产工队，处在一个偏僻的大山沟里，距分场约有6公里的山路，分场距景洪县城还有36公里。四面八方都是等着我们去开垦的原始森林和荒山。就像建在山的尽头一样，没有什么像样的路，汽车是开不进来的。宿舍的墙是用竹排搭建的，不隔音，站在屋子里就可以喊叫到隔壁几个房间的人，屋顶是用茅草编成的草排。这一天没有什么工作安排，让我们自我整理收拾屋子，写信报平安。

第三天，一星期的学习开始了。文书杨成业是从林业学校分来的大学生，负责组织我们学习。队长郭映忠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军人，据说还是侦察兵，他文化不高，黑里透红的脸膛显得敦厚而自信。农场老工人大部分来自墨江县、也有早期来云南的湖南籍老工人，我们是第一批知青。

山林中的蚊虫蚂蚁比较厉害，我们初到边疆，对这些蚊虫没有一点防范经验。学习期还没有结束，我的双腿就被毒蚊虫叮咬得发痒起泡，抓破后发炎化脓，发起了高烧。队里的卫生员只能用红汞碘酒涂抹一下，根本没有药消炎止痛，高烧不退，只好向郭队长反映。

队长瞅了瞅我的腿，准了假并安排我同屋的罗静辉同学陪我去分场的卫生队医治。刚好队里的管理员曾忠坚要到场部去领队里的粮食，郭队长交代他把我俩送到卫生队后再去办事，回来时把我带回来。于是我们就上路了，我腿疼又发着烧走不快，六公里的山路走了近两个多小时才到了分场卫生队。

场部卫生队的医生李绍东给我看了病，开了药，打了一针青霉素，那时候，只有油质青霉素，不能做皮试。我和罗静辉来到场部等曾忠坚，他去拿队里的学习资料。这时，我感觉一阵不舒服，胸口闷喘不过气来，只觉得房子在旋转，叫了罗静辉一声，眼前一黑，身子就往地上倒。

罗静辉赶快扶住我，急叫曾忠坚来帮忙，那声音就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样，隐隐约约的听她在喊：“我的同学摔倒了，扶好她，我去叫医生”，就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我渐渐的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屋子的人，罗静辉、李医生、曾忠坚都在，罗静辉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我还以为她也生病了，说道：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李医生也在，请李医生给你看看开点药，打一针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回队里去了。

李医生马上发话说：你还发着烧，不能回生产队，要在卫生队住下治疗。

我说：我和同学一起来的，我们要一起回去。

罗静辉赶紧说：你住下吧！把病治好了再回队里，我和曾忠坚就先回去。不会有事的，你放心。

住院期间，李医生同我讲：你的这个同学很了不起，反应好快，一边跑一边就大喊：青霉素过敏晕过去了！后来罗静辉告诉我，李医生在吃饭，听了她的喊声放下饭碗，交代卫生员要拿的药就一边跑，一边问我在什么地方。那速度就像运动员百米冲刺一样。在罗静辉和李医生的奔跑抢救下，我得救了。

因为青霉素过敏性休克，若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可以说是罗静辉和李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此我和罗静辉成了生死之交的知心朋友。针水过敏导致吃土霉素也过敏，我忐忑的问李医生，我的病能治好吗？李医生安慰我说能治好的。

在李医生精心的治疗下，我的病终于好了，回到了生产队。同学们都上山干活去了，收工回来后知道了我回队了，都马上拥到我的宿舍来，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询问我的病情，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和同学们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说好了、好了，可以和你们一起上山劳动了。

晚上，在会议室里进行政治学习。我觉得气氛怪怪的，男生女生隔得远远的，分开各在一边，怎么会这样？原来大家学习时都能坐在一起，三夜四天的行程，在车上，男生对我们女生很照顾，女生一直坐在汽车的前面，男生坐在后面，遇着路面不平、坑坑洼洼的地方，后面的男生被颠簸得东倒西歪，也从没有同女生抢过座位，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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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同学王璐跟我讲，不知是谁造谣，闲言碎语地说我们是配对到农场安家落户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要回去的。她又说有的领导也讲了，希望我们男女生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证明我们不是配对下来安家落户的，男女生开始互不讲话，也不往来，就像过路的陌生人一样。

兵团组建后不久，连长苏琳把我们男女生叫到了一起，说你们是一个班的同学，又一起来，本应该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怎么连话都不讲？别让上海的、四川的知青笑话你们。这种人为造成的人性扭曲的情况持续了近三年，才开始有了改善和转变。

我身体恢复后，分在生产队的二组，领了劳动工具，砍刀，锄头，草帽。第一次出工，就遭到草丛中的蚂蝗围攻，只见它们一条条的在草鞭上翻着筋斗而来，不一会就爬上了身。老工人阿黑姐帮我打掉了腿上的蚂蝗，再一看手指缝里也有蚂蝗，还没有完全从被毒虫叮咬生病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我，现在又被蚂蝗叮咬，一下彻底崩溃了。我丢了锄头和草帽，哭着叫着我要回去，到陇川插队去。

想象中的西双版纳和现实中的西双版纳完全是两回事，问玉帝问菩萨问夕阳，天上有没有西双版纳？喊苍天喊神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西双版纳？咋不见美丽的孔雀在开屏？咋不见平坦坦的柏油路？咋不见阳光下飘香的水果？咋不见电灯的光亮？我去找队长，要求把我退回去，我要去陇川插队。

郭队长诚恳地对我说：我没有权利退你回去，你现在遇到的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慢慢的就习惯了，其他同学也都一样，到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在郭队长耐心的劝说下，我渐渐地平静下来了。现实的状况，执着的信念支撑着我：既然是来接受再教育，早晚也是要回去的，那就一关一关的过吧。

西双版纳只有旱季和雨季，旱季是砍坝，挖梯田，挖橡胶坑，砍坝是用刀把山上的原始森林及灌木茅草砍了，让太阳晒半个月以上，除去水分，然后挖出一条防火带，再一把火烧过去，这是典型的刀耕火种。在烧过的荒坡上，测量好相关尺寸，先挖梯田，再挖树坑，待到雨季来临时才种上橡胶。

砍坝要用刀，这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每天收工后都要磨刀，不然会影响第二天的任务指标。在老工人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磨刀，刀口磨得很锋利光亮，磨刀不误砍柴工，手掌上的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茧子，就这样迎来了西双版纳的第一场雨。

雨季天对我们而言又是一个考验，习惯了穿鞋走路的我们，现走在这荒坡泥泞的路上，同学们个个都在摔跤，这个才爬起来，那个又摔倒了。我没有走两步就摔倒一次，一身是泥，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爬起来站在原地都不敢迈脚了，生怕一动又要摔倒。老职工白大妈走了过来，叫我们把鞋脱了，赤着脚走，用脚趾头抠着地，左脚抠着，右脚就赶紧迈出去，动作要快，这样就不容易摔倒了。

照着大妈的说法，我试着走了起来，的确就没有摔跤了，就像不倒翁一样，东倒西歪的，好不容易走到了山头。被火烧过的山一片黑糊糊光秃秃的，经过了我们的手，开出了一层一层的梯田，在梯田里开始挖橡胶坑。橡胶坑就像一个四方形的斗，上宽70厘米，深60厘米，下宽50厘米，坑与坑之间是三米。事先已经测量好了位置，插上了竹竿，把竹竿拔起来就可以挖坑，苗圃组根据插了多少根竹竿就配送多少颗橡胶苗进行嫁接。

西双版纳的雨季，也是我们最忙的季节。这是栽种橡胶苗的最佳时候，雨下的越大越要出工，种下去的橡胶苗存活率就越高。第一年种橡胶苗，郭队长都是安排老工人负责挑运胶苗上山，我们负责栽。我们还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挑胶苗？

队长认真地说：你们才学会走稳路，挑什么挑，胶苗摔断了就种不成了，明年再挑。从山上到苗圃地的路还是比较远的，看着老工人一趟一趟地在山上与苗圃地之间往返，我们悟道了：郭队长是在照顾我们。

有一天收工回来，我总觉身体不舒服，就让罗静辉帮我请晚上的政治学习假，晚饭也没吃我就躺下了。开始觉得浑身发冷，颤抖了起来，竹床都被我抖得吱吱的响，罗静辉拿了她的被子加盖在我的被子上，我还感觉冷。王璐赶快跑出去叫卫生员小孙，卫生员来了一看以为我是药物过敏，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治疗，就出去找郭队长，无可奈何地说：赶紧送场部卫生队吧，她的病我解决不了。

其实，我是得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天也快黑了，队上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队长果断的安排李文荣，张文昌，白万年，杨成业，李德欣，陈燕平等八位老工人，迅速绑好担架将我抬往场部。那晚，天气阴沉沉的，远处传来一阵阵的闪电和雷声，将要下雨了。郭队长着急地说：你们尽量赶在下雨前把小刘送到卫生队。

于是，四个老工人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我，另外四个提着马灯打着手电出发了。八个老工人脚下生风，就像踩着风火轮一样，走得又快又稳，只有中途换人时才放慢一下脚步，换好后迅速又走起来了。担架在他们结实的肩膀上，没有一点颠簸的感觉，犹如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一样，终于在下雨前赶到了分场卫生队。

安顿完毕后他们来向我告别，我们二组的组长张文昌给我说：小刘，你安心把病治好，等你回队里后，我带你们到寨子里去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尽是泪水，只是点头望着他们消失在漆黑的雨夜里，还有六公里的山路等着他们。多么质朴的老工人，是你们用结实的肩膀和稳健的脚步给了我第三次生命。这次生病，我住进了景洪州医院，经过20多天的治疗，我才又回到了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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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罗静辉告诉我，队里通知每个女生每月以书面请假条的方式可以请三天的病假，这三天不准外出，可以在队里休息，三天后再出工。现在想一想，在那个年代，郭队长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顶着一定的压力的。当时，有不知情的男生还质疑过队长，为什么女生有三天病假，他们没有？

后来我们得知：整个农场里还只有我们队里有这个规定，这真是我们队女生的福气。农场整编为兵团的时候，女同学们约着一起去问，我们三天的病假会取消吗？郭队长沉思着说：不会的，我会同新来的连长指导员说明的，娃娃们放心吧。多么暖心的回答，三天的病假只有我们连队一直执行到我们返昆。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老工人对我们还是很照顾的，种花生种包谷时，我们只做丢种子的轻巧活，坑里盖土都是老工人的事。在劳动中，我们和老工人相互了解，成了朋友，生活中有苦也有乐。老队长、老工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有一个星期六，组长张文昌兑现了他的承诺，问我们想不想去爱伲族的寨子参加婚礼？我们问要不要带点什么礼物去呢？组长说不用，下午收工后直接从山上走，不再回队里了。遗憾那天静辉病假休息不能出队，去不了。

收工后，我们和老工人从山上直接去爱伲寨子，翻了好几座山，一直走到天黑。在山路上照明用具一样都没有，有时看不清路，几乎走不稳，没跌下山算是万幸。一路上这样磕磕绊绊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寨子。寨子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一片漆黑。

走进了新郎的家，婚礼正热闹，前来祝贺的爱伲族老乡喝酒谈笑，我们肚子早就饿了，端上来的东西都是生的，生牛肉用刀剁得细细的，撒上盐和小米辣，拌一拌；盐和小米辣做成蘸水，生菜就蘸着吃。看着鲜红的生牛肉和生菜怎么也难以吃下去，只有热米饭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我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知吃了多少碗，这是我到西双版纳后吃的最多最欢的一次。

我们要返回生产队时，张文昌教我们，在月光下走路，记住一个口诀：白水黑泥紫花路。白的地方是水，黑的地方是泥和石头，紫花的地方是路，这样就走得稳了，这让我们长知识了，知道了在月影黑夜下怎么走路，这是一次难忘的夜行。

没过多久，传来农场要改制成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由工人转成兵团战士的消息，不知道改制后是个什么情况。组长和我们商议：改编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再带你们去拉祜族寨子里转一转，并且说，可以用解放鞋去换一条狗回来。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上半年吃莲花白，下半年吃茄子、冬瓜。只有过国庆、春节才有一小碗肉吃。同学们凑钱买回了一双解放鞋，选了一个星期天，早早的和老工人们出发去拉祜族寨子，这次能去的同学都去了。拉祜族的寨子可比爱伲族寨子远多了，刚到生产队的时候，感觉我们生产队已是建在山的尽头了，哪知道还有这么远的寨子。

一路翻山越岭，真是山外还有山，中午才赶到拉祜族的寨子。这个寨子的住房非常简陋，都是一些竹木草屋，也很脏，男男女女都剃着光头穿筒裙，咋一看还看不清男女，只有从胸部上看才能分清。赶快交换吧，我们还要往回赶路哩！组长拿着球鞋同一个年轻的拉祜族小伙子，说了一个“崩”字音，那个青年拿着球鞋就走了，一会儿拉来了一条大狗。

大家把狗弄死后用绳子拴好，一路轮换着拖回了队里。这时已是傍晚，太阳都要落山了，经过拾掇烹饪，一顿美味大餐，真解馋，我们大饱口福。

1970年初，整编开始了，果真就像组长想的那样，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去任何寨子了。改编后的生产队变成了连队，小组也编成了排分了班，昆明、上海、四川等各路知青占连队人数的90%。老战士的家属也从墨江老家迁了过来，连队一下热闹了很多。

连长苏琳、指导员杨时章是上面派来的现役军人，郭队长成了副连长，管理员改成事务长。组建后的连部采用了一些部队的管理方法：把人打散，不再是昆明、上海、四川知青各住各的，而是以班为单位分房入住。教我们打背包，两竖三横，有时还搞紧急集合拉练（为了应付紧急集合拉练，我们就用毯子提前把背包打好藏起来），还真有一点部队的氛围和感觉。

连队的任务依然是上山砍坝种树，日常的生产都按计划进行，开梯田挖坑的劳动由连里统筹布置，任务分配到排，再由排分到各班。每天收工前，各班安排一个战士做检查统计，用一根三米长的竹竿进行丈量测算，算当天完成的梯田有多少米，挖了几个坑。排与排、班与班之间搞竞赛活动，每天都要上报生产进度，做成表格张贴出来给大家看。

只有砍坝开荒时，全连才一起上。有时规定要把一座山砍完才能收工，回到连里时天已经黑了，劳动强度比原来增大了很多，吃过晚饭，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微弱的灯光下进行政治学习。

不久，在我们十营的旁边，团里决定要新组建十一营，要求由老营的各个连队派人支援，任务首当其中的落在我们十营的头上。各个连队都抽调人员参加，先建营房，营房建好后紧接着要帮助新建连队砍坝开荒，号称大兵团作战。参战连队的人员吃住都在山上，完成任务快的就早下山，完成慢的就晚下山。

连里掀起了要求参战的高潮，以班排表决心，战土也写决心书，男战士由副连长带队，整个连队走了一半的人员。考虑到女战士上山生活不方便，连部就将女战士们留下。留在连队上的我们也不轻松，同样要完成营里下达的生产任务，面对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只有推迟收工时间。

每天下午四点，由炊事班煮木薯送上山给我们吃，然后要劳动到天擦黑才收工。按照部队的作风和惯例，回来后都要在操场上集合，连长都要讲上两三句话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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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集合时，连长说道：今天营里放电影，连里不组织大家去了，也不安排政治学习，自由活动。我们就问是哪部电影？连长说是苏联片“十月革命"，连长的话音才落，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连长笑了笑，喊了一声解散。不得去看电影，大家很失望，但是没有办法，作为兵团战士必须服从命令。大家只好回到宿舍，同室的战友已经帮我把洗澡水打好了，饭也从炊事班打回来。这都是请三天病假的战友做的，这也是我们女战士的一个惯例，大家不分彼此，这就是战友情。

不能去看电影又没有政治学习，我们洗完澡吃了饭准备给家里写封信时，连长的哨子吹响了，是紧急集合哨，大家把事先打好的背包拿出来，背好后迅速跑出宿舍。连长指导员已经站在操场上了，连长快速地说：“刚接到电话，营部发生火灾，要我们连队跑步去救火，我和指导员带队，今天请病假的同志就不去了”。

我喊了一声“报告”，

连长回道“讲”。

我说：“收工回来时脚在路上崴了，请假”。

连长瞪着我说：“集合时我怎么没看出来”！

指导员走了过来，问我是否真的崴了脚。我说：是崴了脚，无论救火还是看电影我都不能去了。指导员看着我，用手指了指我，什么也没说走了，回去与连长咬了一下耳朵，连长严肃的说“不准假，出发”。

我们跑步到了营部，看到各个连都坐在那里。我们连队坐下后就开始放电影了，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连部领导的一个小伎俩，考验我们是否能愉快地服从命令不看电影，是否能够在不看电影的情况下紧急集合去救火。连长真狡猾，用这种办法来骗我们，好在大家经受住了考验。

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大家十分高兴，连长才同我们说，营长讲了只要有一个连队今天不到放电影的球场，就全营等着，一直等下去，这就是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们连提前半个月完成了任务，连队用后半个月的时间，好好改造了我们驻地通往外面的路，加宽了路面，修整了原来的陡坡，即使是下雨天，拖拉机也能开到连里啦。这种紧张有序的半军事化的连队生活，把我们那颗幼稚而脆弱的心磨砺得坚强勇敢。我们这一代不缺生活经历，缺的是文化知识。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那个岁月，美丽的澜沧江，深山里的寨子和荒山，旱季与雨季，梯田与胶坑，像流水般地时常进入梦乡。大雾里的连队模糊又清晰，那山、那水、那胶林，曾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记忆中的橡胶林和苦涩青春，成了我今生今世永远抹不去记忆。（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刘少蓉（昆明三中初中六八届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