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鹿新编：张鼎重写千年前的背叛，回应当下的赛博焦虑

九色鹿置身于一片橙红之中。它的躯体通透泛光，仿佛正散发着灼热的温度。一块巨大的光伏板立于它的前方，如同戈壁上的现代屏风，在平滑的面板上映照出神兽的镜像。两只监控摄像头正对着它，沙地中浮现出一片黑色残荷，像是从水边遗留下来的痕迹，又像荒漠中突兀出现的异物。在张鼎的新作中，九色鹿不再只是因调达背叛而承载善意与牺牲的神话形象，而成为一个被记录、被观看的对象。古老传说、新能源设施、监控装置与如沙尘暴般翻涌的红色天空，被并置于同一空间之中。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有一种奇异的共处：古老神话与现代技术、自然景观与工业设施，以及持续发生的观看，在这里共同展开。

《鹿王本身》

“我就是在丝绸之路上长大的。”张鼎笑着说道。1980年，他出生于张掖，少年时期生活在西北，后来前往兰州学习油画，又赴杭州进入中国美术学院深造。2004年，张鼎来到上海工作与生活至今。二十七岁那年，他第一次前往敦煌。归来后，创作了《工具》——仙人球成为其中主要的视觉元素，象征着一种低贱而顽强的生命。也是从2007年的这场个展开始，他逐渐转变早期作品中关注城市边缘题材的纪实视角，转而通过更具戏剧性的方式，以装置、影像等多种媒介构建充满张力的空间。

艺术家张鼎 摄影：Yiwei

今年三月中旬，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邀请艺术家展开驻地创作。原计划十五天的行程，他在第五天提前结束。“以前的工作，往往是在工作室里靠大量资料的学习来推进。但这次敦煌之行结束后，我觉得人还是要把肉体置身于那个空间当中，感受才会更直观。”他说。回到上海后，张鼎新作《调达》系列的图像均由AI生成。技术的介入并没有削弱经验的价值，反而让这五天的“在场”变得至关重要。“这其中我很多的判断，都建立在这五天直面真实场景的基础之上。”他解释道，“接下来，我会据此去判断生成影像的结果，以及后续的处理。真实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让虚拟的东西呈现出一种真实的状态？它需要两者的结合。而在这个结合里，我设身处地的第一感受是最重要的。”

在这短暂的五天里，他没有只停留于常规的莫高窟和榆林窟，而是前往悬泉置、南天门，以及光伏发电站和党河水库。尤其是南天门之行，让他印象深刻。驱车三四个小时穿越几乎寸草不生的戈壁滩，抵达南天门时，荒凉的戈壁与远处拥有千年历史的莫高窟同时进入视野。“人的存在里面，信仰跟精神的强大，能在这样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特别璀璨、特别美的文化遗迹。”他回忆道。

艺术家们在悬泉置遗址的戈壁 © 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

艺术家们在三危山乐僔堂 © 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

在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里，九色鹿是彩色的，身上披着九种颜色的斑纹，站在水边，姿态优雅，身后是山峦和树木。那是北魏时期的壁画，画师用连环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九色鹿救起落水的调达，调达跪地感激，发誓永不背叛，但后来为了悬赏，还是出卖了恩人。故事的最后，调达身上长满恶疮，受到了惩罚。它叙事完整，善恶分明，并在数百年的观看、临摹与改编中不断流传。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动画片，九色鹿也由此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在张鼎的新作中，这只鹿褪去了原有的绚丽色彩，呈现出一种被沙尘暴滤过的橙红色。他对这种色彩很是熟悉：“那边春季三到五月份经常有沙尘暴，我觉得可以用这个颜色做一下。”

张鼎新作《调达》系列的图像均由AI生成

正是在这片沙尘暴般的底色中，西北旷野的大开发、科技的发展、历史的荒谬与个体的悲凉，被同时纳入这组新的神话叙事。而故事的中心，也从九色鹿转向了背叛者调达。在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里，大家只记得九色鹿的善良和背叛者的恶，却几乎没人记得“调达”这个名字。“家喻户晓的故事往往会忽略一些反派角色。”他说，“要不就从调达这个人物出发，做一个调达的故事。”

调达的另一张脸

在一件调达的肖像中，他不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猥琐、贪婪、等待惩罚的恶人。他赤裸上身，头微微抬起，双眼似闭非闭，双手合于胸前，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辩解。橙红色的光从他的脸和肩膀擦过，身体一半明亮，一半沉入黑暗。皮肤上布满细碎的裂纹，如同剥落的壁画，又像一个被时间风化的人。张鼎将敦煌壁画中的调达形象与动作输入AI，经由反复生成与调整，最终重构出这张混合着古老与新生的面孔。

“背叛者”调达混合着古老与新生的面孔

“这个形象很当代。”他说。这张脸没有明确的地域特征，肤色混合，轮廓模糊，既不像标准的西北人，也不像被固定在佛教故事中的古代印度人。它更像是一个被重新召回的角色：曾经，他仅仅承担着“背叛”的功能；而现在，他终于有了一张脸，一个名字，以及一种暧昧不清的神情。

随后，张鼎将调达置于一辆新能源汽车之中。在另一组影像里，视角被设定在驾驶座。前方是方向盘、仪表盘，以及车窗外被橙红色包裹的戈壁。观众仿佛坐进车内，双手即将握住方向盘。而调达坐在副驾驶，半侧着身体，像一个熟悉路线的向导，又像一个早已知晓目的地的同行者。车窗之外，山体、沙地与公路被沙尘暴般的红色笼罩，车内亮起的屏幕，既像导航，也像某种游戏界面。

调达走进今日，面对的是由代码、规则与算法统领的“新神”

在《九色鹿》的原型故事中，背叛是一个高度清醒且具有道德主观能动性的行为。调达面对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是在国王重赏的诱惑与出卖恩人的道德冲突之间，基于个体自由意志做出的明确权衡。然而，当调达进入今天的现实，他面对的不再是古典故事中的神，而是一整套由技术、信息、规则与算法构成的“新神”。即使他乘坐智能汽车穿行于看似荒芜的戈壁，这里也并非真正的空白——导航定位、通信网络与数据采集早已覆盖并重新组织了空间的感知与行动方式。

新神的领地

戈壁成为了“新神”的领地。曾经人与神之间的背叛，在今天也呈现出另一种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交出自己的信息。点击“同意用户协议”、开启定位权限、让算法记录浏览偏好，这些动作已经如此普通，以至于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意味着什么。个体并没有背叛谁，却在一次次对便利的选择中，将自己的行动轨迹交予背后的系统。

艺术家张鼎 摄影：Yiwei

“当代人永远在背叛自己，”张鼎说，“我们把自己的信息出卖给系统，你不交出去，你就用不了。”

古老故事里的背叛者不再跪伏于九色鹿面前等待惩罚，而成为一个置身于现代系统中的参与者：遵循规则，交换信息，然后继续上路。他被历史、神话与技术共同卷入其中。车行驶在荒原上，像是在寻找九色鹿，又像是在逃离它。至于方向盘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画面并未给出答案。

张鼎的新作《调达》系列与唐代红陶骆驼俑一起展出

无论是调达乘坐的新能源汽车，还是九色鹿面前的巨大光伏板，都不是被刻意植入的符号，而是张鼎持续关注的现实对象。从敦煌市区向南行进，广袤的戈壁滩上铺满了蓝色光伏板。它们如同一种新的地貌，一片片反射着西北强烈的阳光。这并非他首次将目光投向能源设施。早在2018年与2019年，张鼎便开始创作与新能源及汽车相关的作品。他曾在美术馆里搭建过模拟的高速公路，也用硅胶制作过汽车电池的雕塑。在那些电池表面，布满了肝脏、心脏与老鹰的刺青，意象取自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盗火者被缚于高山，任由雄鹰每日啄食肝脏。张鼎将这个关于能量、盗取与惩罚的古老隐喻，直接刻写在了当代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之上。

“不对劲”的现实

“我一直在做我看见的东西。”他说。光伏板是他看见的，摄像头是他看见的，调达也是他在旧有神话中看见的。他不再去制造那些需要观众“用力”去拆解的抽象装置，而是将这些日常中无可回避的技术产物，直接抛置于画面之中。即便没有艺术专业背景，观者也能轻易指认它们——它们并不陌生，甚至过于熟悉，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自己早已身处其中。

张鼎位于上海的工作室，摄影：Yiwei

而他真正着力去做的，是重组它们之间的关系：让九色鹿立于光伏板前，让调达坐进汽车的副驾驶，让监控探头冷冷地对准画面中央。这些关系的重构产生了一种微妙的错位感，让原本熟悉的事物显露出一种莫名的“不对劲”。这种“不对劲”，或许正是他试图建立的视觉内核。“你规避不了，回避不了，”张鼎说，“你不回避的情况下，你怎么呈现它？”他拒绝给出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只是冷静地将这套系统展示出来，让站在作品前的人，自行去感受那种被庞大能量捕获、被无休止目光笼罩的知觉震颤。

这套不加评判、用现实物象去重构当代现场的视觉语言，他构建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岁时，年轻的张鼎在破旧车库里以仙人球为媒介进行装置创作。那时的作品直接、猛烈，甚至带有攻击性。刚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他，更依赖感性的冲动，追求形式上的强烈刺激。

《工具》（装置&录像，2007）

大型灯光声音装置《正午》（NOON，2024）

“那个时代需要那种东西，大家都在找新的形式，想做更实验、更激进的东西。”他说。二十二年过去了。从张掖到上海，从装置实体到AI生成图像，从倚重荷尔蒙到仰赖经验，从香格纳画廊早期的展览，到“控制俱乐部”的现场演出，再到带有摄像头的“安全屋”与普罗米修斯的电池。他的工作核心常常在反复打磨一件事：如何把“自己看见的东西”，被放置在一个足够有力量的现场中。

早期的“控制俱乐部”强调互动、现场与群体——他将观众、音乐人和表演者置于同一空间，制造出一种混合了声音、灯光与身体参与的集体体验。那种状态是向外打开的。但三十岁之后，他开始关心另外的事情。那不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而是表达的实质——你在表达什么？在对谁说话？

《控制俱乐部》（个展），上海复星艺术中心

《龙争虎斗》，装置、表演，英国伦敦 ICA 剧院

从狂欢到沉静，从向外膨胀到向内收缩，是一个艺术家从青年步入中年的轨迹，更是他对于创作本身理解不断变化的过程。

二十多年前他看见的是仙人球、车库、破旧的墙面，如今他看见的是光伏板、摄像头、AI。但“看见”这个动作本身没有变，他也不打算让它变。离开张掖二十二年后，张鼎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早已超过了在甘肃的时间。也是在定居上海之后，他开始频繁被问及敦煌。张掖到敦煌，五百多公里。每次被当作“敦煌那边的人”，他总要纠正一下：张掖是张掖，敦煌是敦煌，中间差着几百公里呢。但对于常年生活在东部都市的人来说，五百公里不过是地图上的一寸，距离是解释不清楚的。后来，他索性也就不怎么解释了。

他对西北没有太多浪漫化的乡愁滤镜。“当地人对敦煌没那么大感觉，”他说，“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如今再回西北，他同样会感到陌生。拔地而起的高楼与金融区让城市的样貌变得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他说现在的一些中国城市“缺少个性”。敦煌也早已不只是洞窟和壁画，它已是旅游、商业、社交媒体和当代基础设施共同塑造出来的地方。误解与巨变始终存在，但对于张鼎而言，这片土地仍然提供着不断观看的可能。“我可能还是会想再去一下，”他说，“可以不停地去，不停地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做完，因为我还想继续再做。”

编辑：echo

撰文：谭小云

图片：由张鼎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