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砚秋啊，你表弟周明辉下个月结婚，女方要35万彩礼，家里实在凑不齐。你在大城市上班，一个月挣多少？”
“二婶，我……我月薪5000。”
“5000？那正好！反正你也攒不下钱，这35万彩礼就你来出吧！”
电话那头，二婶赵秀兰的声音斩钉截铁，仿佛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我握着手机，站在上海陆家嘴某栋写字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流，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我叫沈砚秋，今年三十二岁，现任盛恒资本投资部高级副总裁，年薪550万，算上项目奖金和股权激励，年收入稳定在八百万左右。可就在刚才，我对老家的二婶撒了个谎——我说我月薪只有5000块。
这个谎，是我回老家前就决定要撒的。
三天前，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我爸的忌日快到了，让我回去一趟。我爸沈国栋去世十三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回柳溪镇。但这次不一样，母亲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二婶赵秀兰最近总往她那儿跑，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我的收入情况。
“你二婶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嘴碎得很。”母亲压低声音说，“你要是挣得多，她肯定到处嚷嚷，到时候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你借钱，你怎么办？”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柳溪镇不大，谁家出了个有出息的，立马就成了全村的提款机。我当年考上名牌大学，后来又进了投行，这事儿在镇上早就传开了。这些年我很少回去，就是怕应付这些事。
但我没想到，二婶会这么直接。
那天下午我刚到家，凳子还没坐热，二婶就拎着一篮子鸡蛋上门了。她穿着一件花哨的碎花衬衫，头发烫得卷卷的，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哎呀，咱们家的大才子回来了！”
我妈客气地给她倒了杯茶，她就坐在客厅沙发上，眼睛滴溜溜地打量我。我穿着普通的T恤和休闲裤，手表也没戴，看起来确实不像个有钱人。
“砚秋啊，在上海干得怎么样？”二婶笑眯眯地问，“听说你在什么投行上班，一个月能挣多少？”
我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不显山露水：“二婶，我就是个普通职员，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
“几千？具体多少？”
“五千。”
“五千？”二婶的眼睛瞪得溜圆，“你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就挣五千？”
我点点头，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上海消费高，房租就得三千多，剩下两千吃饭都不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二婶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但还是没走，继续跟我妈东拉西扯。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才终于说出了真正的目的。
“砚秋啊，你表弟明辉谈了个对象，姑娘家要35万彩礼。”二婶一边夹菜一边说，“我和你二叔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还差一大截。你看你能不能帮衬帮衬？”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二婶，我一个月就挣五千，哪来的钱帮衬？”
“你跟同事借借嘛！”二婶理所当然地说，“你们大城市的人工资高，你那些同事肯定有钱。再说了，你一个人在上海，也没什么花销，攒几年总能攒出来吧？”
我被她的逻辑惊呆了：“二婶，我一个月五千，不吃不喝一年也才六万，35万我得攒六年。而且我还得交房租、吃饭、坐地铁……”
“那就让你妈帮你出！”二婶打断我的话，转头看向我妈，“嫂子，你家砚秋好歹是个大学生，总不能看着弟弟娶不上媳妇吧？”
我妈脸色很难看，但还是忍着没发作：“秀兰，砚秋刚工作没几年，手里确实没钱。要不这样，我们凑一万块给你，算是心意。”
“一万？打发叫花子呢？”二婶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嫂子，你可别忘了，当年国栋生病的时候，我们家可是借了两万块钱给你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连利息都没还！”
这话一出，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我爸当年查出肝癌，治疗费花了二十多万，家里的积蓄全部掏空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二婶说的那两万块钱，确实是她家借的。但后来我爸还是走了，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还债还了整整八年。
“二婶，那两万块钱，我妈早就还清了。”我压着火气说，“而且当时还多给了两千块利息。”
“利息？那点利息够干什么的？”二婶撇撇嘴，“你知道现在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吗？两万块钱放银行存到现在也不止那个数！”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冷静。跟这种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二婶，我现在真的没钱。”我重复道，“月薪五千，你自己算算能剩多少。”
二婶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笑了：“砚秋啊，你别以为二婶不知道。你表哥在县里上班，他说你们投行的人工资都很高，一年几十万都是少的。你是不是怕二婶找你借钱，故意瞒着呢？”
我心里一惊，但脸上依然平静：“表哥那是听别人瞎说的。投行确实有人挣得多，但那都是高层领导，我一个基层员工，哪有那么高的工资。”
二婶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最终还是没再说什么。吃完饭她就走了，临走前撂下一句话：“明辉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十八号，你这个当哥的，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送走二婶，我妈叹了口气：“砚秋，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挣多少钱？”
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心里一阵酸涩。这些年我在上海打拼，每次打电话都说自己过得很好，但从不敢告诉她真实的收入情况。不是我不想让她过好日子，而是我知道，一旦说了，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妈，我真的就挣那么多。”我违心地说，“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我妈没再追问，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妈不指望你挣多少钱，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就行。”
那一夜，我躺在小时候睡过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留下一道惨白的光影。
我知道，二婶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二婶又来了。这次她带来了我的表弟周明辉——一个染着黄毛、叼着烟的小青年。
“砚秋哥，听说你回来了？”周明辉嬉皮笑脸地跟我打招呼，“我在县城开了个理发店，生意还不错，就是缺钱扩大店面。你要是有闲钱，借我点呗？”
我看着他吊儿郎当的样子，心里一阵厌烦：“明辉，我昨天跟你妈说过了，我没钱。”
“别装了哥。”周明辉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听人说，你们投行的人一年少说百八十万。你就帮帮我呗，等我发达了肯定不会忘了你。”
“你听谁说的？”
“我有个同学在上海打工，他说他们老板就是搞金融的，开的是保时捷。”周明辉一脸羡慕，“哥，你也买保时捷了吧？”
我哭笑不得：“我连电动车都买不起，还保时捷？”
周明辉不信，非要拉着我去镇上逛逛。我拗不过他，只好跟着去了。
柳溪镇这几年变化很大，修了新马路，盖了新楼房，但骨子里还是那个熟人社会。走在街上，时不时有人跟我打招呼：“砚秋回来啦？”“听说你在上海发财了？”“什么时候带带你弟弟？”
我一一敷衍过去，心里却越来越烦躁。
走到镇中心广场的时候，碰见了几个初中同学。他们有的在工厂打工，有的开了小店，看到我都围了上来。
“沈砚秋，你现在可是咱们班最有出息的了！”一个胖乎乎的同学拍着我的肩膀说，“听说你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
“没有没有，就是普通上班族。”我谦虚地说。
“别谦虚了，谁不知道投行工资高啊！”另一个瘦高个挤眉弄眼，“什么时候请兄弟们吃顿饭？”
我正要说话，周明辉抢先开口了：“我哥说了，等他发了年终奖，请全镇的人吃饭！”
众人一片欢呼，我却在心里骂娘。
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些人，我拉着周明辉到路边，严肃地说：“明辉，你以后别在外面乱说。我真的没什么钱，你这样搞得我很被动。”
周明辉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哥，你就别装了。我又不找你借多少，就十万块，行不行？”
“不行。”
“五万？”
“一分都没有。”
周明辉的脸色变了，语气也变得不好听：“沈砚秋，你别不识好歹。我好声好气跟你商量，你还端起架子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也火了：“周明辉，你搞清楚，我不欠你的。你结不结婚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是我哥！”周明辉吼道，“我爸当年还借过钱给你爸呢！你现在发达了就想翻脸不认人？”
“那两万块钱早就还清了！”
“还清？那点钱顶什么用？你知道现在彩礼涨到多少了吗？三十五万！你让我去哪儿弄？”
“那是你自己的事。”
“行，你狠！”周明辉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这就去告诉全镇的人，你沈砚秋在上海挣大钱，却装穷骗亲戚！”
说完，他转身就走。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这就是我拼命逃离的地方——一个亲情可以用金钱衡量、血缘可以变成筹码的小镇。在这里，你的成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整个家族的。你有钱了，就必须分给大家，否则你就是忘恩负义、白眼狼。
当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二婶在镇上到处说我坏话，说我忘本、小气、见死不救。更过分的是，她还跑到我爸坟前去哭诉，说我爸养了个不孝子。
“妈，对不起。”我低着头说，“都是我连累了你。”
母亲摇摇头：“傻孩子，你说什么对不起？是妈没用，让你受委屈了。”
“妈，要不……我给你们在县城买套房子，你搬过去住吧。离这些人远一点。”
“算了，我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习惯了。”母亲笑了笑，“再说，你爸还在这儿呢，我走了，谁给他扫墓？”
我看着母亲，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更好的生活奋斗，可现在才发现，有些东西，是钱改变不了的。
比如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纠缠不清的人情。
第三天早上，我准备回上海。临走前，二婶又来了，这次她带来了一个让我措手不及的消息。
“砚秋，明辉的对象说了，要是凑不够彩礼，这婚就不结了。”二婶眼圈红红的，“你忍心看你弟弟打光棍吗？”
我沉默不语。
“这样吧，我也不让你全出。”二婶退了一步，“你出二十万，剩下的我们自己想办法。”
“二婶，我真的没钱。”
“你没钱？那你这几年在上海干嘛呢？难道天天混日子？”二婶的声音尖锐起来，“我可听说了，你们投行的实习生一个月都有一万多！”
我心里一惊：“谁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撒谎！”二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你看看这是谁？”
照片上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去年公司年会时的照片，不知道怎么被人拍下来了。
“这是你吧？”二婶得意地说，“你表哥在网上搜到的，说是你们公司的宣传照。穿得人模狗样的，还站在豪车旁边，这叫月薪五千？”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千算万算，没算到会有这么一出。
“砚秋，二婶也不是贪心的人。”二婶的语气软下来，“但你既然有这个能力，帮帮家里人怎么了？你表弟要是结婚了，以后也会记得你的好。咱们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我看着二婶那张看似真诚的脸，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谎言一旦开始，就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而当你所有的谎言都被戳穿的时候，你面对的就是一场无法逃避的审判。
“二婶，那照片是公司活动拍的，车是公司的。”我硬着头皮说，“我确实没什么钱。”
“行，你不承认是吧？”二婶冷笑一声，“那我问你，你在上海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
“三千。”
“三千？你当我没去过上海？”二婶步步紧逼，“三千块钱能在上海租到什么房子？地下室都不够！”
我哑口无言。
“沈砚秋，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二婶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要是不出这二十万，我就把你的事儿捅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沈砚秋是什么样的人！”
说完，她转身离开，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原地。
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看着我苍白的脸色，轻声问：“砚秋，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挣多少钱？”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出来。
窗外的阳光很刺眼，照在我脸上，我却感觉浑身冰冷。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场仗，才刚刚开始。
回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接到了表哥赵鹏的电话。
赵鹏是我二姨的儿子，在县城的工商所上班，平时跟我没什么来往。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开一个项目评审会，手机震个不停。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犹豫了一下，还是按掉了。
会议结束后，我走出会议室，发现手机上有十七个未接来电——赵鹏打了八个，我妈打了五个，还有四个陌生号码。
我心里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先给我妈回了过去。
“砚秋，你可算接电话了。”我妈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你二婶昨天又来了，这回带了你们村支书一起。”
“村支书？她带村支书来干什么？”
“她说要查咱们家的扶贫资格。”我妈苦笑了一声，“说咱家有人在城里挣大钱，不符合低保条件，要把你爸的抚恤金都给停了。”
我愣住了。
我爸当年因公去世，单位给了一笔抚恤金，虽然不多，但每个月按时发放，是我妈的主要生活来源。这笔钱跟低保没有任何关系，是独立的政策补贴。但二婶不懂这些，她就是纯粹想给我找麻烦。
“妈，你别担心，那笔抚恤金跟低保没关系，谁也停不了。”我安慰她，“我回头找人问问，给你写个说明，你拿着去村里解释清楚就行了。”
“砚秋，要不……你就给他们一点钱吧。”我妈犹豫着说，“你二婶那人你也知道，不达目的不罢休。你给她三五万，打发她走算了。”
“妈，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耐着性子说，“今天给了她三五万，明天她就敢要三五十万。这种事情，开了头就没完没了。”
“可是……”
“妈，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挂了电话，我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揉了揉太阳穴。
这些年我在投行摸爬滚打，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处理过各种棘手的案子，但从来没想过，最难缠的对手竟然是自己的亲戚。
这时，手机又响了。是赵鹏。
我深吸一口气，接了电话。
“喂，表哥。”
“砚秋啊，你可算接电话了。”赵鹏的声音很热情，“听说你回老家了？怎么也不来县城找我喝两杯？”
“太忙了，待了一天就走了。”
“哦，这样啊。”赵鹏顿了顿，“那个……你二婶的事儿，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赵鹏试探着问，“我跟你说句实话，你二婶这个人吧，就是嘴碎，心眼不坏。但她那个儿子周明辉，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现在到处说你坏话，说你在大城市发财了就看不起穷亲戚，还说要找媒体曝光你。”
“曝光我什么？”
“曝光你……嗯，就是说你为富不仁呗。”赵鹏干笑两声，“当然，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你想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万一真有人信了呢？对你名声不好。”
我冷笑了一声：“表哥，你这是替二婶当说客来了？”
“没有没有，我就是好心提醒你。”赵鹏连忙否认，“咱们是亲戚，我当然向着你。但你也得体谅体谅你二婶，她也是没办法了。明辉那对象家里催得紧，再不凑够彩礼，这婚事真要黄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是他堂哥啊！”赵鹏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砚秋，我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但咱们中国人讲究个落叶归根。你以后总要回老家的吧？得罪了亲戚，你妈在镇上怎么过日子？”
这句话戳中了我的软肋。
我可以不在乎二婶怎么说我，但我不能不在乎我妈。她一个人在柳溪镇，左邻右舍都是熟人，要是被孤立了，日子确实不好过。
“表哥，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我松了口，“不过我先说好，三十五万我没有，最多五万。”
“五万？”赵鹏的声音明显失望，“砚秋，五万够干什么的？人家彩礼要三十五万，你给五万，这不是打你二婶脸吗？”
“那我能怎么办？我自己也要过日子。”
“你再想想办法嘛。”赵鹏循循善诱，“你们搞金融的，随便做个投资不就赚回来了？我听说明辉那对象家里条件不错，你要是帮了这个忙，以后说不定还能攀上关系呢。”
我心里一阵厌烦，敷衍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试图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专心工作。但二婶显然不打算放过我。
先是我的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叫“周氏家族群”的群聊，里面有二十多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亲戚。群主是二婶，她一上来就发了一段语音：“各位亲戚们，今天把大家拉进来，是想说说我家明辉结婚的事。大家都知道，明辉找了个好对象，但人家要三十五万彩礼，我们家实在拿不出来。我想请大家帮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尤其是咱们家那个在上海混得好的沈砚秋，他一个月挣好几万，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紧接着，群里就热闹起来了。
“砚秋现在这么有出息了？我记得他小时候还穿补丁裤子呢。”
“可不是嘛，人家现在是城里人了，看不上咱们这些穷亲戚了。”
“砚秋啊，你表弟结婚可是大事，你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
我看着屏幕上不断刷新的消息，手指攥紧了手机。
我没有回复，直接把群消息设成了免打扰。
但这只是开始。
两天后，公司前台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找我。我下楼一看，是二婶和周明辉。
二婶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色外套，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见到我就笑得合不拢嘴：“砚秋啊，二婶来看看你。你们公司真气派，这大楼得有好几十层吧？”
周明辉跟在她身后，叼着一根烟，东张西望，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把他们带到楼下的咖啡厅，点了两杯饮料。
“二婶，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二婶理所当然地说，“顺便也逛逛上海。我还是二十年前来过一次，那时候外滩还没这么多高楼呢。”
“你们住哪儿？”
“还没找地方住呢。”二婶眨眨眼，“这不来找你了嘛。你租的房子应该不小吧？我们凑合几天就行。”
我心里咯噔一下：“二婶，我租的是单间，就一张床，住不下三个人。”
“没事，我和明辉打地铺就行。”二婶摆摆手，“咱们农村人，没那么娇贵。”
“不行，我那里确实住不下。”我坚决拒绝，“我给你们订个酒店吧。”
“订酒店多浪费钱啊！”二婶心疼地说，“一晚得好几百吧？有那钱还不如省下来给明辉结婚用。”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火气：“二婶，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明辉结婚的事。”二婶收起笑容，正色道，“砚秋，二婶也不跟你绕弯子了。这三十五万彩礼，你必须得出。”
“凭什么？”
“凭你姓周！”二婶一拍桌子，“你爸是我们周家的人，你也是周家的种。周家有难，你不能不管！”
咖啡厅里的其他客人纷纷侧目，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二婶，这里是公共场合，咱们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我跟你好好说了多少次了？你听了吗？”二婶的声音越来越大，“沈砚秋，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话，这钱你到底出不出？”
“我出不了。”
“行，你不出是吧？”二婶突然站起来，冲着周围喊道，“大家快来看啊！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自己在上海住大房子、开好车，却眼看着亲弟弟娶不上媳妇！大家评评理，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彻底懵了。
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我赶紧站起来，试图拉住二婶：“二婶，你别闹了，有什么事咱们私下说。”
“私下说？私下说有用吗？”二婶甩开我的手，继续大声嚷嚷，“我告诉你沈砚秋，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我还要去你们公司门口坐着，让你们领导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明辉也在一旁帮腔：“哥，你就别犟了。不就是三十五万吗？对你来说还不是毛毛雨？”
我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二婶，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钱。”
“没钱？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二婶伸手就要抢我的手机，“让我看看你银行卡里有多少钱！”
我往后躲了一下，二婶扑了个空，差点摔倒。她站稳之后，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好啊，你还敢打我？沈砚秋，你真是长本事了！”
“我没打你。”
“你推我了！”二婶捂着自己的胳膊，做出痛苦的表情，“哎哟，疼死我了！我要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
周明辉也跟着起哄：“哥，你怎么能打人呢？就算你不想出钱，也不能动手啊！”
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在飙升，脑袋嗡嗡作响。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公司合伙人陈总打来的。
“砚秋，你在哪儿呢？下午的客户会议提前了，你赶紧回来。”
“陈总，我这边有点私事……”
“什么私事比客户重要？这个项目可是几个亿的单子，你赶紧的！”
我挂断电话，看着眼前的二婶和周明辉，突然觉得很疲惫。
“二婶，我现在要去开会。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晚上我再跟你们谈。”
“不行，你今天不答应我就不走！”二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我咬了咬牙，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你们先去吃饭，找个宾馆住下。晚上八点，我过来找你们。”
说完，我转身就走，任凭二婶在后面喊破嗓子也没有回头。
那天下午的会议，我全程心不在焉。陈总看出了我的异常，会后把我叫到办公室。
“砚秋，你今天状态不对，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家里有点小事。”
“小事？”陈总看着我，“你脸色很差。有什么困难就说，公司能帮的一定帮。”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陈总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砚秋，我给你一个建议。这种事情，你不能让步。一旦让步，他们就会得寸进尺。你应该明确告诉他们，你没有义务承担他们的彩礼。如果他们继续骚扰你，你可以选择报警。”
“报警？那毕竟是我亲戚……”
“亲戚怎么了？”陈总严肃地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骚扰，甚至可能涉嫌敲诈勒索。你不要因为所谓的亲情就一再退让，那样只会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们。”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还是犹豫不决。
晚上八点，我来到二婶住的宾馆。他们选了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房间又小又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砚秋来了？”二婶坐在床边，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想通了？”
我坐在唯一的椅子上，看着她和周明辉，缓缓开口：“二婶，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不愿意帮家里人，但三十五万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其次，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把所有钱都拿出来给别人。”
“那你到底能给多少？”
“最多五万。”
“五万？”二婶的脸立刻垮了下来，“沈砚秋，你打发叫花子呢？”
“这是我最大的诚意了。”我坚持道，“如果你不接受，那我也没办法。”
“行，你不给是吧？”二婶突然冷笑一声，“那我明天就去你们公司，找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你去也没用，这是我的私事，公司管不着。”
“是吗？”二婶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展开递到我面前，“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一看，瞳孔骤然收缩。
那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很多字。标题是《关于沈砚秋同志生活作风问题的举报信》，落款是“柳溪镇全体村民”。
“你……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二婶慢悠悠地说，“我就是想让你们领导知道知道，你沈砚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在外面装得人模狗样的，在家里却连亲弟弟都不管。这种没良心的人，你们公司还敢用吗？”
我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
“二婶，你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我怕什么？”二婶冷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沈砚秋，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这封信寄到你们公司去。不光寄给你们公司，我还寄给电视台、报社，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真面目！”
周明辉在旁边添油加醋：“哥，你就别硬撑了。三十五万对你来说算什么？你一年挣好几百万，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帮弟弟怎么了？”
我站起身，看着眼前这两个人，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我以为只要我退一步，他们就会收敛。但事实证明，他们只会得寸进尺。
“好，我给。”我一字一句地说，“但不是三十五万，是五万。而且我有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你们不许再来骚扰我和我妈。如果你们再闹事，我就报警。”
二婶和周明辉对视一眼，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
“成交！”二婶痛快地说，“五万就五万，先拿来吧。”
“我没带现金，明天转账。”
“不行，现在就转！”二婶掏出手机，“你微信转给我，我收了才放心。”
我咬着牙，打开微信，给二婶转了五万块钱。
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
不是因为心疼钱，而是因为心寒。
“行了，钱收到了。”二婶满意地点点头，“砚秋啊，你也别怪二婶。二婶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你弟弟好。你放心，以后二婶不会再找你了。”
我一句话没说，转身走出了房间。
走廊里昏暗的灯光照在我的脸上，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表情麻木，眼神空洞。
回到车上，我坐了很久，才发动引擎。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二婶发来的消息：“砚秋，今天的事别跟你妈说啊，免得她担心。”
我盯着那条消息，突然笑了。
笑得很难看。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我反复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二婶是怎么知道我公司的地址的？她又是从哪里弄到那份举报信的？还有那张照片，是谁拍的？
这些问题像一根根刺，扎在我的脑子里。
第二天一早，我给表哥赵鹏打了个电话。
“表哥，我问你个事儿。二婶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地址的？”
赵鹏愣了一下，然后支支吾吾地说：“那个……好像是明辉查到的吧。他不是有个同学在上海嘛，那同学好像也在你们那一片上班。”
“那举报信呢？是谁写的？”
“举报信？什么举报信？”赵鹏的语气明显心虚，“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我冷笑一声，“表哥，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要是知道什么，最好告诉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赵鹏叹了口气：“砚秋，我也不瞒你了。那封信，是村支书帮忙写的。你二婶给了他一千块钱好处费。至于地址，是明辉从他同学那儿打听来的，那同学好像在你们公司做过保安。”
我的心沉了下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二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好好商量，她早就准备好了后手。如果我乖乖给钱，那就算了；如果我不给，她就用这些手段逼我就范。
“砚秋，你也别怪你二婶。”赵鹏还在劝我，“她也是没办法了。明辉那对象家里催得紧，再不凑够钱，这婚事真要黄了。你帮了她这一次，以后她肯定记你的好。”
“记我的好？”我苦笑一声，“表哥，你觉得她还会记我的好吗？”
“这……”
“行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场仗，还没打完。
回到上海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通知——我的工资卡被冻结了。
我以为是系统故障，打电话去银行咨询，客服告诉我：“沈先生，您的账户因涉及司法纠纷，被河南省某县人民法院依法冻结。具体情况请您联系当地法院核实。”
司法纠纷？法院冻结？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立刻想到了二婶。
我拨通了二婶的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砚秋啊，有事吗？”二婶的语气听起来很轻松，甚至还带着笑意。
“二婶，我的银行卡被法院冻结了，是不是你搞的鬼？”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什么叫搞鬼？”二婶慢悠悠地说，“我只是去法院起诉你了而已。你欠我三十五万，现在只还了五万，还差三十万呢。”
“我什么时候欠你三十五万了？！”我几乎吼了出来。
“怎么没有？”二婶理直气壮地说，“你爸当年生病的时候，我们家借了两万块给你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本金加利息，加上精神损失费，算三十五万不过分吧？”
我气得浑身发抖：“那两万块钱早就还清了！而且当时还多给了利息！”
“还清了？谁证明？”二婶冷笑一声，“你有借条吗？有转账记录吗？什么都没有，你说还清了就还清了？”
我愣住了。
当年还钱的时候，因为都是亲戚，我妈没让二婶打收条，而是直接把现金交给了二叔。现在二叔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
“二婶，你这是敲诈勒索！”
“别说得那么难听。”二婶不紧不慢地说，“我只是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法院已经受理了我的案子，到时候开庭，你得亲自来一趟。对了，我还申请了财产保全，你的银行卡、房子、车子，都会被冻结，直到案子审完为止。”
“你……”
“砚秋啊，二婶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二婶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你要是现在把钱补齐了，我就撤诉。三十五万，一分都不能少。”
“我没有三十五万！”
“那就别怪二婶不讲情面了。”二婶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指关节捏得发白。
我怎么也没想到，二婶会做到这一步。她不仅不满足于那五万块钱，还要倒打一耙，用法律的手段来敲诈我。
接下来的几天，我焦头烂额地处理这件事。
先是找律师咨询，律师告诉我，这种陈年旧账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书面凭证。虽然从情理上讲，二婶的要求不合理，但在法律上，如果对方咬死了说没还钱，我还真不好举证。
“你当时还钱的时候，有没有证人？”律师问。
“没有，当时就我妈和我二叔在场，我二叔已经去世了。”
“那你妈可以作证吗？”
“她是我妈，属于利害关系人，法院可能不会采信。”
律师摇了摇头：“那就麻烦了。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庭外和解。你给她一笔钱，让她撤诉。”
“她要三十五万。”
“太多了。”律师皱了皱眉，“你可以跟她协商，给个十万八万的，让她撤诉。”
我苦笑了一声。十万八万？二婶要是肯接受，就不会闹到法院去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
“请问是沈砚秋先生吗？我是柳溪镇派出所的民警李明。”
“李警官你好，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案，说你涉嫌诈骗，金额巨大。请你配合调查。”
“诈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诈骗谁了？”
“报案人是你的二婶赵秀兰，她说你以投资项目为名，骗走了她三十五万元养老钱。”
我整个人都傻了。
二婶不仅起诉我欠钱不还，还报警说我诈骗？她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
“李警官，这完全是诬告！我没有骗过她一分钱！”
“具体情况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李警官的语气很公事公办，“沈先生，请你近期回一趟柳溪镇，配合我们的调查。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
挂了电话，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天旋地转。
我终于明白了，二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我。她要的不是三十五万，她要的是把我彻底搞臭，让我在柳溪镇抬不起头来。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我反复回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二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怎么会懂什么财产保全、法院起诉？这些东西，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点她。
还有那张照片，那个举报信，以及她找到我公司地址的方式——这一切都太有条理了，不像是二婶自己能策划出来的。
背后一定有人。
我猛地坐起来，拿起手机，给表哥赵鹏打了个电话。
“表哥，我问你一件事，你必须老实回答我。”
“什么事啊？大半夜的。”赵鹏打着哈欠。
“二婶背后是不是有人指点她？她怎么会懂起诉、财产保全这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赵鹏压低声音说：“砚秋，我跟你说实话，但你千万别出卖我。”
“你说。”
“你二婶去找了镇上开律师事务所的张建国。张建国你认识吧？就是你高中同学张志强的爸爸。他在镇上开了个法律服务所，专门帮人打官司。你二婶给了他两万块钱，让他帮忙策划这件事。”
张建国？
我想起来了。张志强是我高中同学，他爸确实是开法律服务所的。但张志强跟我关系一般，我们毕业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
“张建国为什么要帮她？”
“还能为什么？为了钱呗。”赵鹏说，“你二婶承诺，要是能从你这里拿到钱，分给他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那就是七万块钱。
难怪张建国这么卖力。
“还有一件事。”赵鹏继续说，“你二婶还找了你们村支书王德福。王德福跟你爸有过节，你爸当年当过村委会主任，举报过王德福贪污公款。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王德福一直怀恨在心。这次你二婶找他帮忙，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二婶、张建国、王德福，这三个人各取所需，联手给我设了一个局。
“表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砚秋，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心里有个数。”赵鹏叹了口气，“但你二婶那边，你还是想办法解决吧。她现在是铁了心要搞你，你不给她钱，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中，脑子飞速运转。
现在的情况是：二婶起诉我欠钱不还，还报警说我诈骗。法院冻结了我的银行卡，派出所要我回去配合调查。而我这边，除了我妈的口述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两万块钱已经还清了。
这局棋，看起来是我输了。
但我沈砚秋能在投行混到今天的位置，靠的可不只是运气。
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关于张建国的信息。既然他要搞我，那我就先把他查个底朝天。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张建国开的那个法律服务所，根本没有律师执业资格。他本人只是考了个法律工作者证，按照规定只能代理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但他却在镇上冒充律师，收取高额费用，还曾经因为虚假承诺被当事人投诉过。
我又查了查王德福。这个村支书在任期间，村里的账目一直不清楚，多次被村民举报，但每次都不了了之。我隐约记得，我爸当年就是因为查他的账，才跟他结下了梁子。
至于二婶，她的弱点就更明显了——周明辉。
我这个表弟，从小就不学无术，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他在县城开的那个理发店，名义上是理发店，实际上就是个聚众赌博的窝点。我有个朋友在县公安局上班，之前闲聊的时候提起过，说县城有个叫周明辉的小混混，经常组织人打牌抽水，已经被警告过好几次了。
这些信息，单独看没什么，但串联起来，就是一把锋利的刀。
第二天一早，我给公司请了假，订了一张回河南的机票。
临走前，我给二婶打了个电话。
“二婶，我明天回柳溪镇，咱们当面谈谈。”
“谈什么？”二婶警惕地问。
“谈钱的事。”我说，“我想通了，三十五万我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二婶的声音响起来，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真的？你同意了？”
“同意了。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撤诉，撤销财产保全。”
“没问题！只要你把钱转给我，我马上就撤诉！”
“不，我要当面交易。”我说，“明天下午三点，咱们在镇上的老茶馆见面。你把张建国也叫上，让他拟一份和解协议，咱们白纸黑字写清楚。”
“叫张建国干什么？不用他！”
“二婶，你找张建国帮你起诉我，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平静地说，“既然要和解，就得有律师在场，把手续办齐全了，免得以后再生枝节。”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二婶说：“行，那就明天下午三点，老茶馆见。”
挂了电话，我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二婶，你以为你赢了？
明天，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飞机降落在郑州新郑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
我没有直接回柳溪镇，而是在郑州市区停留了几个小时。我去了一趟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又去了一趟省公安厅。
傍晚时分，我才驱车赶往柳溪镇。
车子驶入镇口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路灯昏黄，街道上行人稀少。我摇下车窗，深吸了一口熟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
这个小镇，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快乐的，痛苦的，都有。
但现在，我要在这里打一场硬仗。
第二天下午两点五十分，我准时出现在镇上的老茶馆。
这家茶馆开了二十多年了，老板姓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跟我爸是故交。看到我进来，他愣了一下：“砚秋？你咋回来了？”
“刘叔，我来跟人谈点事。”我笑着说，“给我泡壶龙井，找个安静的包间。”
“好嘞。”刘叔打量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去泡茶了。
我走进包间，坐下没多久，门就被推开了。
二婶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瘦削，穿着一件廉价的西装，看起来四十出头的样子。
“砚秋，这是张律师。”二婶介绍道。
张建国伸出手：“沈先生，久仰大名。”
我没有握他的手，只是点了点头：“坐吧。”
张建国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还是笑着坐了下来。
“钱带来了吗？”二婶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支票，放在桌上：“三十五万，一分不少。”
二婶的眼睛立刻亮了，伸手就要去拿。但我按住了支票。
“别急。”我说，“先把和解协议签了。”
张建国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沈先生，这是我拟的和解协议，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协议的内容很简单：我一次性支付赵秀兰人民币三十五万元，赵秀兰收到款项后立即撤诉并解除财产保全，双方从此互不追究。
“协议没问题。”我说，“但我要加一条。”
“加什么？”张建国问。
“加一条：赵秀兰及其家属，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骚扰我和我的家人。如有违反，需双倍返还这笔钱。”
二婶和张建国对视了一眼，然后二婶点了点头：“行，加就加。”
张建国当场修改了协议，打印出来，一式三份。
我拿起笔，准备签字。
就在这时，包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警察。
“赵秀兰女士，我们是柳溪镇派出所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证件，“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涉嫌敲诈勒索，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二婶的脸瞬间白了：“警、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我怎么会敲诈勒索？”
“有没有搞错，回去调查了就知道了。”警官面无表情地说，“还有张建国，你也跟我们走一趟。”
张建国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警察同志，我是律师，我正在帮当事人处理民事纠纷，这怎么能叫敲诈勒索呢？”
“你确定你是律师？”警官冷冷地看着他，“据我们调查，你根本没有律师执业资格。你以律师名义代理案件，收取高额费用，已经涉嫌非法执业。”
张建国的嘴巴张了张，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二婶慌了，转头看向我：“砚秋，是不是你报的警？”
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沈砚秋！你竟然报警抓你二婶？！你还有没有良心？！”二婶歇斯底里地喊起来。
“良心？”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二婶，你起诉我欠钱不还、报警说我诈骗的时候，想过良心两个字吗？”
“我……我那都是被逼的！谁让你不给钱！”
“所以你就联合外人，设局坑我？”我冷笑一声，“二婶，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找张建国帮你策划，找王德福帮你写举报信，还让周明辉去查我的公司地址。你们三个人联手，想要从我这里榨出三十五万。”
二婶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你怎么知道的？”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扔在桌上，“这里面是张建国的违规执业记录，还有王德福在村里的账目问题。我已经把这些材料分别提交给了省司法厅和省纪委。二婶，你觉得他们还能帮得了你吗？”
二婶彻底傻了。
张建国的额头上冒出冷汗，声音都在发抖：“沈先生，有话好说，这都是误会……”
“误会？”我转向他，“张建国，你冒充律师，非法代理案件，光是这一条，就够你喝一壶的了。再加上你帮赵秀兰策划敲诈勒索，你觉得你还能在镇上混下去吗？”
张建国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这时，警官走到我面前：“沈先生，感谢你提供的线索。赵秀兰和张建国我们先带回去了，后续的调查还需要你配合。”
“没问题。”我点点头。
二婶被带走的时候，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怨恨和不甘。
“沈砚秋，你会遭报应的！”
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被押上车。
茶馆里恢复了安静。刘叔端着一壶茶走进来，看了看空荡荡的包间，叹了口气：“砚秋，你二婶这事，做得确实过分了。”
“刘叔，我知道。”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但她不该把我当傻子耍。”
刘叔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转身出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包间里，看着桌上那份还没来得及签字的和解协议，突然觉得很讽刺。
三十五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不想给，是因为我不能让二婶觉得，只要闹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风气一旦助长，后患无穷。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
我点开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沈砚秋，你以为把赵秀兰送进去就完了？你等着，这事没完。”
我盯着这条短信，眉头皱了起来。
这是谁发的？
我正准备回拨过去，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这次是我妈。
“砚秋，不好了！”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刚才有人往咱家门口泼了红油漆，墙上还写了字，说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我的心猛地一沉。
看来，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而且，背后那只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站起身，走出茶馆。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但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接通电话，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沈砚秋，你二婶的事，只是个开始。你爸当年做过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你不想你妈出事，最好乖乖听话。”
“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那个声音冷冷地说，“明天晚上八点，柳溪镇北边的废弃砖厂，一个人来。如果你报警，后果自负。”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烈日下，后背却一阵阵发凉。
我爸当年做过什么？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委会主任，一辈子老实巴交，能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但那个人的语气，分明是在暗示什么。
我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李队，我是沈砚秋。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查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什么事？你说。”
“帮我查一个人，柳溪镇的，可能是跟我爸有过节的人。”我顿了顿，“另外，明天晚上，可能要麻烦你带几个人，去一趟北边的废弃砖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