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3年1月21日凌晨，天津东站寒风如刀。
年近七旬的段祺瑞在吴光新、魏宗瀚和侄儿段宏纲的陪同下，登上津浦铁路局安排的特别专车。车窗外，日租界宫岛街的灯火渐次远去，那座由妻弟吴光新出资兴建的三层欧式公馆——当年天津日租界最豪华的私人住宅之一，此刻已人去楼空。
段祺瑞不会想到，这趟南下列车将把他载入人生最后三年，也将把一个旧时代最后的体面与倔强，完整地带到蒋介石面前。
段祺瑞与蒋介石的关系，要从三十七年前的保定说起。
清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清廷批准设立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出任总办。学堂附设留日学生预备班，官派留学者必须在此学习后经考核合格方可出国。来新夏等人在《北洋军阀史》中记载，蒋介石、杨杰、张群、王柏龄等人都是在该学堂上完预备班后留学日本的。
段祺瑞从1895年担任新建陆军炮队随营学堂监督兼代理总教习起，先后在多所军事学堂专任或兼任领导职务，袁世凯1907年上奏时曾说："现任陆军营队所有得力学生亦半接受其陶熔。"
段祺瑞之侄段宏纲在《段祺瑞家世琐记》中回忆，长期在军校当校长的经历，使得北洋军阀集团中各种层次的军官大都算是段祺瑞的门生。
这段师生缘分只维持了一年，蒋介石通过留学预科考试后进入东京振武学校，此后二十三年，师生二人再未谋面，却各自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校长成了北洋政府的执政，学生成了北伐军的总司令。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时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原本拟定于3月24日下午三时亲赴中央公园吊唁，并已通知治丧处，但最终并未到场。
据3月22日《大公报》报道，北洋官方的解释是"在穿着礼服时，段执政忽觉皮鞋太小，洗脚后再穿，更觉不能入，故急派代表前来代祭"。而3月29日《申报》的《段执政中止亲祭中山之原因》则披露，段氏本拟亲往，但有人以电话报告"民党某派分子今日已有预备，如段氏亲往，恐遭危险"，又有人警告"梁任公、王来、卫兴武前车可鉴"，段氏"深以为然，遂命龚心湛代往"。
无论真实原因如何，这一缺席成为段祺瑞与南方革命势力之间的一道裂痕，也为日后他与蒋介石的复杂互动埋下了伏笔。
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被冯玉祥武力驱逐下台，宣布下野，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
这位曾四任总理、一任执政的北洋元老，下野后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段祺瑞一生践行"六不"原则——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执政十余年未置一处房产，一直租房或借房居住。下野后所住公馆还是袁世凯所赠，经济拮据，主要靠旧部接济。
据管家王楚卿回忆，段祺瑞甚至不得不亲自过问家中账目，嘱咐详细记账并亲自审查，公馆规模大幅缩减，厨房工作人员只剩八九个，当差打杂的加上看门的也不过十几人。
他在天津日租界寿街家中辟了一间佛堂，清晨焚香诵经，吃斋念佛，自号"正道居士"。但"段"姓与"寿"街谐音"短寿"，他觉得不吉利，后搬到宫岛街（今鞍山道38号）吴光新的寓所，又因睹物伤情——曾在此与张作霖、冯玉祥开"天津会议"后东山再起——最终由老部下魏宗瀚接到须磨街（今陕西路西段）自己的寓所。
三十年代初，段祺瑞又迁居英租界47号路（今岳阳道），此时身体日渐衰弱，经常闹腿疼，很少出门。每日晨起默诵金刚经约半小时，一日三餐多为米粥、馒头，佐以素味二三品，四季衣着均为布制。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政治影响力始终被人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随即又将矛头指向华北。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数次到天津秘晤段祺瑞，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表示日本愿以全力支持，甚至提出提供三千万元经费，先拨六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段祺瑞的老部下王揖唐已暗投日军，三番五次前来试探，天天呆在段府劝说"芝泉老"与东洋人"合作"。段祺瑞始终不表态，但也不敢断然拒绝，怕遭不测之祸，只能与日寇虚与委蛇。
这种情况让蒋介石深感不安——段祺瑞虽无兵权，但资历声望犹在，一旦被日本人利用，号召北洋旧部，必然造成华北分离的严重后果。
蒋介石决定启动"护段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