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沉疴笔未歇：李镜池晚年的病中生活与思想

李镜池被视为“岭南周易研究第一人”。他1954年发病，后被诊断为脊髓前角灰白质炎（小儿麻痹症），便间断性地处于治病和疗养生活中。

李镜池

旷达自适的生命体悟

在1956年初的日记里，李镜池记录了苏联专家的诊断结果：“面部有肌纤维震颤,右侧软腭稍低。舌面有错杂之沟纹,并有震颤。两上肢无力,双手肌肉均有轻度萎缩。手指有震颤。胸部亦有肌纤维震颤……诊断为亚急性脊髓前角灰白质炎,脑干脊髓型”（第37页）。据李铭建（李镜池嫡孙）统计，自1956年至1964年期间，李镜池先后9次到从化温泉疗养院治病，这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记录自己的思想碎片以及尝试文学创作。

这时期全国陆续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往往被贴上“小资产阶级”“右派”等标签，不断面临群众批判和自我怀疑。而李镜池由于出身寒微，较早地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进行学术科研，反而能够保持一份清宁。他经常能在治病的同时发现生活中的情调。1956年李镜池初到疗养院时，便发现有病人会太极拳，吸引不少病友向其学习，他就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学太极拳的心得。1965年，他认识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侦法局长宋克俭，并在其所讲述的革命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篇小说——《晋察冀边区抗日侦察队的故事》。日记里记载的如温泉的地理环境及性质、海南荔枝品类、灭蟑螂法等小知识，既能见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也能看出他并未身处改造漩涡的中心。

对待病痛的安之若素、对待生命的达观自适，也充分体现在李镜池对梦境的记录。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的梦境内容，就有十余次之多，而其中最有意思的便属“蝴蝶梦”：花甲之年的他曾梦见几个女子在花园里追逐一个大蝴蝶，蝴蝶却忽然飞到他腿上，正当他不知如何处置时，蝴蝶又幻化成一位美艳的女子。醒后，他又联想到前些时日梦见登上高楼。然而，他早已因疾病而行走不便，深感梦境和现实的差异。纵使如此，他依然乐观地写了一首诗：“老病岂能拘我身，青春美梦亦怡神；登楼健步如平地，蚨蝶佳人艳遇真。”（第275页）

后来，李镜池反复引用《易经·履卦》中的“眇能视,跛能履”来释梦。我们不难推测，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记录自己的梦境，也是对梦中“跛能履”状态有着深切的期盼。若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蝴蝶落在他的腿上，而不是其他身体部位，似乎也别有一番寓意。如李镜池本人所言：“我现在走动不便,可是我在梦里从来没有梦到我走动不便的事，总是健步的”（第752页）。虽然他并未过多地抱怨疾病带来的痛苦，但是期望身体康复如初的念想许是未曾断绝。梦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尤其是对行动受限的李镜池来说，这种自由更显难得。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在日记里记录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厨川白村说得好，“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李镜池将身体上所遭受的苦闷通过诗词升华成为艺术上的审美感受。可以说，日记里的诗词正是李镜池满足内心愿望的“白日梦”。

经粗略统计，李镜池在疗养阶段创作的诗词（含联语）大概有60首。在诗词的审美世界里，他延展了自己的精神生命，将自己对生活的所思所感，融入于艺术意境里。这些作品是李镜池生命情调的剪影，亦是其生命韧性的展现，比如“荔子满园花满径，应知良药在神怡”（1959《再咏从化温泉疗养》）、“参悟此中生意味，庭阶闲步避苍苔”（1959《山居即事》）、“山翠林深云出没，泉温瀑冷雪飞扬”（1964，此诗无题）等无不体现他内心深处对自然的喜爱；而“岂甘驽马辞鞭策，勉共人民尽力驰”（1959《题温泉疗养院》）、“须发虽斑白，壮志赛年青”（1959《水调歌头》）、“潜心锻炼，待重张旗鼓，力争上游”（1963《温泉中秋·洞庭春色》）等则又鲜明体现出他老骥伏枥、永不气馁的豪情壮志。

在李镜池的这些诗句里面，我认为有一句最能体现他在面对现实苦闷时，寻求内心超脱的心境——在1964年8月29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十载医疗难得艾，六来休养步芳庭”。1964年是他患病寻医的第十年，也是他第六次到从化温泉疗养院进行理疗，“难得艾”表明他身处现实的无奈困境，而“步芳庭”则是他寻求超脱的精神境界。李镜池在此句旁边注释道：“这种病，现在医学上还没有特效药”（第446页）。

《庄子·人间世》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李镜池内心的这种超脱，虽不能断言一定是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但也算是在道的层面实现殊途同归。

心怀天下的“士人”情怀

李镜池旷达自适的生命情调并没有让他受限于狭隘的“小我”之中，在他身上，反而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国情怀。许纪霖曾说，“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政治关怀可以说是李镜池身上最突出的特征，在日记里，几乎随处可见他对世界局势变化及国家发展情况的关注，以及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牺牲精神，具体体现在：

首先，四子同许国。李镜池与妻子王文栋共育有五个子女，其中四个子女先后参军报国。长女念慈、次子念民、幼子念华同于1949年考入中南部队艺术学校。念慈后来成为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钢琴演奏员，念民和念华两兄弟则都成为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长子念国入读岭南大学两年后，也于1951年参军，入朝作战，后在1961年福州“8·2空战”中荣立二等功。1964年他因为服役期满转业。彼时政府号召转业干部响应地方建设需要，到新疆工作。李镜池为此特意修书一封，要他服从组织分配，不必考虑回广州照顾父母。为此，部队特意来信表扬李镜池夫妇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我们认为李教授这种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谆谆教导自己后代的革命精神，是很值得我们钦佩学习的”（第357页）。

其次，退休不退责。在1960年的日记里，李镜池坦言自从患病以来，便常有退休的想法。虽然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顺利开展教学工作，但仍然承担着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直到1964年，他才给当时华南师院的王燕士院长复信：“虽然退休了，对于培养青年教师和做科学研究的职责，仍然要担负。这是做人的职责，是知识分子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尽的职责，不是退休后什么都不做。请求党照样使用,我乐意担任一切需要我做的工作”（第418页）。1965年，李镜池总结教师退休的原因不外是或老或病、思想落后、业务水平低等三方面的因素，而他自己则认为：“我们的人生观应该是：努力学习，改造思想，积极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603页）退休与否在他眼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别，人应该始终要有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精神态度。

最后，心怀天下事。李镜池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型学者，相反，他几乎时刻关注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发展。1954年8月23日的专题报告下方，他就写道：“今天报章发表政协委员议决和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一致主张收复台湾”（第9页）。1964年10月17日，他在得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及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的两个消息后，激动地创作了《定风波》和《好事近》两首词。次年，当中国第二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李镜池则将公报的内容都摘录下来。据李镜池的嫡孙、日记整理小组成员李铭建先生讲述，未出版的日记原稿中还有不少李镜池摘录的《参考消息》等报刊时政内容，可见他对国家发展情况的关心。时局的变化也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1965年因为受到越南战争影响而不得不做战备疏散时，李镜池四处托人寻找房源，在经过认真分析后，他最终决定迁居到新会的盆趣园。由于房屋漏雨，他不禁想到一千多年前的爱国诗人杜甫，想到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想到在安史之乱中诗圣也是那般颠沛流离，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在党的关怀下更幸福些，感慨之余写下一首《屋漏书感》。

李镜池曾经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概括为三个阶段：幼年被土豪恶霸所欺压，后来受帝国主义所拘囿，直到解放后才迎来光明。他深知，有国才有家，他把自己的家比作嫩芽，并为此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自传体小说，以表现作为萌芽的民主思想，如何同封建社会的剥削阶级作斗争。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传统在清末废除科举后便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但是，“‘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我们透过李镜池“公而忘私”的爱国情怀，不难看出这种“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意识，早已熔铸于每一代有灵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中。

因此，在李镜池的日记里，我们不仅看到沉潜于易学研究的学者，也看到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那个关心粮食产量、关注农作物生长情况的“士人”。

《李镜池岭南日记（1954—1965）》，李镜池著，李铭建、吴辛丑等整理，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

“守正出新”的文艺关切

在病中，李镜池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便是阅读和观影，日记里详尽地记录了他这段时间的阅读和观影体验。他早就对现代文学多有留意，甚至进行过白话小说、话剧的创作。他从岭南大学调往华南师院后，首先是讲新文学课，后增教基本国文，担任新文学教研室主任。然后才转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他一直保持着对新文学的兴趣和关注。李镜池的助教曹础基曾回忆说，李镜池经常和青年教师谈起最近新出的电影和小说，很多作品他们甚至是先从李镜池那里才听说的。

李镜池的家国情怀和生命情调形成了他在文艺关切上非常鲜明的两个特质：守正和出新。1954年至1965年刚好处在文学史上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十七年文学”由于受到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艺术要服从无产阶级政治并反作用于现实斗争。在这样的号召下，艺术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便得到了紧密的结合。以寓言作品为例，李镜池认为作寓言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它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概括。对于民间文学，他说道：“过去的文学史，不重民间文学，是个重大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现在重视民间文学是好的，正确的，但发生另一个偏差，是抹煞文人文学中的进步作品”（第152页）。因此，李镜池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始终保留着阶级意识，这是他坚持人民性的审美立场的体现。李镜池这方面的思想显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日记中共有161处提到“毛主席”，他自己也毫不讳言三次梦见毛主席的情境。李镜池还专门研究过毛主席的诗词，甚至在毛词的影响下，尝试自己作词。

如果说，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李镜池文艺思想上的“守正”，那么散见于日记各处关于作品艺术性的批评则无疑是他的“出新”之处。李镜池曾将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为如下三点：“1、写笔记，2、细心分析，3、独立思考”（第210页）。1957年，他在看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主题相近的作品后，评价道：“吴笔明快，李作细密”（第68页）。短短八个字，便将两人的艺术风格作了本质性的区分。再如，他在1959年答复江西康凤冈中学李凤山的回信里，对《诗品》的品评标准和主要根据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在探讨到如何学习杜甫的诗歌时，他独辟蹊径，不谈杜诗的用字格律，反而叮嘱李凤山要体会杜诗中与《诗经》《楚辞》寄兴精神相符合的地方。这并非因为他不懂音韵而刻意回避格律问题。李镜池既研究诗词，同时又颇爱写诗。退休后，他多次同教育系的何绍甲教授探讨诗歌。他在1965年5月5日的日记里，几乎通篇都在讨论诗词的音韵问题。他指出近体诗和新诗有各自的音韵系统，进而主张作新诗要用现代语，而作近体诗则不能用新韵，可见，在文艺创作和鉴赏方面，他始终能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独立思考后的见解。

《李镜池岭南日记（1954-1965）》内容包容万象，既有李镜池本人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也有治病疗养的心路历程，既有易学研究的思维轨迹，也有诗文创作的艺术感悟。在日记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名教师、一位学者在病中的话语，更是激荡历史烟云的见证者所记录下的时代和社会的缩影。

翁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