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九台事件，《毛泽东选集》中提及，中共对美武装博弈的前奏

文/周守高 赵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美国逐渐采取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削弱共产党的政策。这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继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对美政策、涉美宣传舆论，以及军事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性。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中共军队与在华美军发生了多起武装冲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提到，“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这些“接触”都是中共军队对在华美军横行的武装博弈。九台事件是指1947年3月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的一支侦察部队在吉林省九台县卡伦镇附近，俘获两名对解放军阵地进行侦察活动的美国驻华军官的事件。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当时美方强大压力下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超强智慧，无疑为后来再对付美国的欺压与霸权增加了抗衡的经验和信心。

一、九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政策张力

二战结束初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从有限合作到矛盾激化的复杂演变过程。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1944年7月，首批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双方关系进入缓和升温阶段；同年8月，第二批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将这一事件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并提及美军将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这一表态，充分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以抗战胜利为核心目标，希望让美国充分了解中共的抗战力量，增进双方的互信，进而争取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甚至实现合作，本质上是为了凝聚抗战力量、推动民族解放进程。

然而，局势的关键转折出现在1944年底。当作为国共两党调停人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着其与中共在延安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这份草案。此时的赫尔利不但没有坚持要蒋介石同意这份草案，反而告诫中共要顺从蒋介石的意思。这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明显偏向国民党，中共同美国的关系也因此产生裂痕。1945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作出指示，明确对美态度，即反对其错误的对华政策，支持美国国内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严格限制美军观察组等人员在根据地的活动范围。中共态度转变的根源，在于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诉求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非允许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统治，这是基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考量；而美国无论如何调解国共关系，其核心前提始终是维护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地位，确保蒋介石牢牢掌控中国政府。所谓“调停”，也只是其担忧中国发生内战而影响自身在华利益的行为。因此，美国政府选择支持蒋介石政权几乎成为必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方面的分歧以及美国自身对华政策的张力，使双方关系逐步走向对抗也就在情理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愈发强烈。美国逐渐加大对中国内战的介入力度。美军以协助受降为名，在华北的塘沽、青岛等地大规模登陆，其真实目的是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阻止中共接收相关区域。对于中共而言，美军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严重威胁到解放区的安全，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此后，双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摩擦开始频繁发生。1945年10月，美军在秦皇岛扣押中共谈判代表，并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是抗战胜利后双方首次正面军事冲突。彼时，《双十协定》签订不久，这一冲突彻底暴露了和平协议的脆弱性。它不仅是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前奏，也意味着美军在华角色从二战盟友转变为中国内战的直接参与者。1946年7月，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爆发，美军与中共冀东军区部队在河北香河安平镇发生武装冲突，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均有人员伤亡，这一事件也成为双方关系公开破裂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面对美军日益增多的对华武装干涉，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也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被动克制转向主动应对。在安平事件发生前，针对美国出台的《军事援华法案》和驻华美军的存在，毛泽东于1946年6月22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对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要求美军撤出中国。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举行示威大会，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要求撤回驻华美军。这一时期，中共反美的政策还是保持克制、相对保守的，尚未完全走向对抗。安平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群众，通过宣传手段开展了“美国退出中国周”活动，将反美与反内战相结合，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1946年底，北京“沈崇案”引发了全国范围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积极响应，推动运动向孤立美蒋的方向发展，并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提出要“争取美军全部撤退”。1947年1月，马歇尔调处失败离华，国共和解无望，之前国共美三方共同设立的军事调解执行机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随之解散。而在东北战场，1947年初，东北民主联军正在进行三下江南战役，与国民党军处于激烈交战状态，美军人员在前线的任何活动，都极易被中共认为是直接的军事侦察和干预行为。

◆《东北日报》刊登有关两位美军被俘事件的调查报告。

九台事件正是发生在马歇尔调处彻底失败、国共内战全面升级的大背景之下的。这对当时的中共而言，绝非偶然或意外，而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军武力介入国共内战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共对美政策更加清晰化和主动化，对美博弈从“争取中立”转向“坚决斗争”。中共通过此事件的处理，向国内外清晰传递了其政策信号，即在美军实质援蒋的情况下，不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明确将对美关系的核心转向“主动应对”。这一政策的目标具有双重性，在实践层面，削弱美军在华影响力，揭露国民党依赖外援的反动本质；在舆论和道义层面，塑造自身作为国家主权捍卫者和民族利益代表的形象，与国民党“依赖外援”的“卖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事件一经发生，中共便迅速将其定性为政治事件，并借此事影响，开展了一场旨在揭露美蒋勾结、动员民心的政治宣传。将这一具体的涉美军事外交事件，转化为有效的政治斗争和舆论宣传工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的总目标服务。

二、九台事件的经过

1947年2月底，解放战争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在二下江南的城子街战役后，东北民主联军1纵3师乘胜攻克九台县城，随即进逼长春。3月1日上午8时左右，9团2营成功占领长春东北20公里左右的九台县卡伦镇。随后，5连副连长马如起奉命率3排沿吉长公路侦察长春方向的敌情。当侦察部队行至九台县卡伦镇西南方向的祁家窝棚时，与此地的国民党部队发生遭遇。在敌方重武器压制下，马如起下令部队后撤至卡伦镇西南约3里的河溪堡，并迅速构筑简易工事，准备应对可能的进攻。

◆马如起

约上午11时，一辆涂有青天白日徽记的美式吉普车自国民党军控制的李家店东北方向驶来，在距解放军阵地约200米处停下。车上三人下车，其中两人身着美军军官制服，一人持望远镜观察解放军阵地，另一人则用相机进行拍摄。中共阵地的哨兵见状鸣枪示警并呼喊制止。随行的中国译员受惊慌忙返回车内，随即驾驶车辆调头向长春方向逃离，两名被弃下的美军军官试图追赶车辆未果。马如起果断下令开火以阻止吉普车逃跑，这时李家店和祁家窝棚方向的国民党军队为掩护吉普车，以机枪向解放军阵地射击。吉普车逃脱后，被落下的两名美军军官迅速被马如起所部战士包围。其中一名美军试图伸手拔枪，战士立即对空鸣枪警告，两人遂放弃抵抗投降。后经调查询问，两人身份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骑兵少校罗伯特·芮格和步兵上尉约翰·柯林斯。这一事件史称九台事件。

◆马如起立功证明书。

事件发生后，国、共、美三方关于双方相遇具体细节的陈述各有侧重。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方面的报告称，部队发现吉普车靠近后，车上人员下车用望远镜侦察我军阵地，美方人员在我方警告后仍进行侦察活动，我方遂采取行动；而国民党《中央日报》则将事件描述为两名美军军官在“郊游”或“视察”途中，误入“匪区”而被俘。美国媒体则称二人系在执行例行观察任务时遭到中共军队伏击。尽管出于不同立场和政治意图，各方陈述并不一致，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两名具有外交官身份的美国现役军官，在国共交战的前线地区，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人员俘获。这一事件对于中共而言，因涉及外国军事人员在内战中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意义。

三、事件发生后美国与中共的交涉

针对这一突发事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第一时间表示高度重视。3月2日，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联军总部就此事的基本情况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送急电。随后，我军立即将两名被俘人员转移至哈尔滨，对他们展开更为细致的调查。

与此同时，远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事件当天下午便得知消息。据美国务院整理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记录，当时驻华大使馆方面判断，延安方面因信息不畅而尚不知情，认为可以通过地方层面的行动促使两人尽早获释，而任何与延安方面的沟通都可能使情况更加复杂。因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未向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提出正式抗议，而是通过公使衔参赞巴特沃斯与中共代表王炳南、董必武沟通，请求协助释放被俘军官。

◆行进中的东北民主联军。

3月5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仍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负责人跟进此事，要求其充分利用在延安的最后几天时间，促成被俘军官释放的相关安排，并密切关注延安方面就此事件可能采取的各类行动。当日下午，美军观察组的塞尔斯向美国驻华使馆回电称，已就被俘军官释放事宜与第十八集团军秘书长杨尚昆进行了交涉，杨尚昆表示被俘军官的安全将得到充分保障，朱德总司令在收到东北总部的详细报告后，会对相关事宜进行处理。

3月7日，美驻华大使馆在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发送的电文中提到，中共方面周恩来在给大使馆关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撤退事宜的信函中表示，已经就长春附近九台地区被俘的两名美军军官事件，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紧急电报，要求总部提供详细情况并采取适当措施，同时会保障被俘军官的生命安全。司徒雷登在回信中向周恩来询问，能否告知被俘军官预计的释放时间。

总体来看，在与美驻华大使馆就此事接触的过程中，中共方面并未表现出激烈的抗议与抵触，而是采取了较为配合的态度，并承诺保障被俘人员的人身安全，会采取适当措施处理相关事宜。美方与中共的沟通也相对顺利。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在华美军的数量已达到12万人，对于中共武装而言，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政府将协助中共谈判人员分批离开国统区，返回中共辖区，而中共方面接受了这一提议。这些因素使得双方均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

3月11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同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也返回南京。美驻华使馆在当日晚间发给马歇尔的电文中提到，“美军观察组撤离前，叶剑英表示芮格和柯林斯现正前往哈尔滨，且朱德已命令林彪在二人抵达哈尔滨后予以释放。”

但直到3月底，中共方面对此事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自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后，国民党部队便开始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并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被迫转战陕北，导致双方联络不畅；其二，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正处于东北解放战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关键战役阶段，军事任务繁重，无暇顾及被俘美军军官释放这一事宜；其三，从4月后续发生的事实来看，中共方面也希望借助此事开展宣传工作，以达到促使美军退出中国战场的目的，因此需要充足的时间对两名被俘美军军官进行审讯。

在此期间，美方一直没有得到中共关于此事的其他回应，于是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尽快解决这一问题。4月4日，美国方面在致司徒雷登的电文中敦促，考虑是否有可能采用任何未尝试过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获释，并提到除了派遣英国领事前往哈尔滨就此事作出交涉或联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以外别无他法。4月9日，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的电文汇报中提到，“尽管已竭尽全力，但所有渠道的尝试目前来看都没有奏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由苏联驻南京大使馆请求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向中共有关当局转达信息，以期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促使中共方面履行承诺，立即释放芮格和柯林斯。”对此他已致电苏联方面，但苏联回应，“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很微妙，而且由于他们与中共在东北的人员没有直接联系，情况更为复杂，但他们很乐意在收到现已送达的备忘录后，将美国的请求转交莫斯科，再由莫斯科转交哈尔滨。”

◆中共方面负责处理九台事件的李立三。

同日，中共方面一直负责跟进此事的李立三通知了被俘的两位美军军官，将如约释放他们。直到4月13日，新华社英文广播播报了相关情况的公告，公告中称，“美驻华使馆助理武官芮格少校和柯林斯上尉在国民党军队掩护下侦察东北民主联军军事部署时被活捉。这一事实经仔细调查，有证人、物证和被告供词为证。”公告还强烈抗议“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告美国政府必须对类似行为所引发的后果负责。公告中提到，“出于人道主义，芮格和柯林斯将被释放并护送出境。”美驻华大使馆此时也才获悉两人即将得到释放，其在次日发给马歇尔的电文中也提到，“（新华社）广播讲述了抓捕的情况，与大使馆此前掌握的信息没有实质性差异。”

4月19日，新华社英文广播播报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释放美军俘虏的布告，“总部决定于4月24日12时，将3月1日在长春附近高家堡战斗中俘获的两名美军军官芮格少校和柯林斯上尉护送离开解放区。他们将从陶赖昭以南的红房子地区出境。请长春美国领事馆派有证件的人员到红房子附近迎接。前往迎接的人员应携带白旗作为信号。”

4月22日，芮格和柯林斯如约被释放，并于24日清晨在联军战士的护送下，安全抵达红房子。当日12时半，美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及美驻华使馆部分武官摇晃着手中的白旗与芮格、柯林斯会合，并与民主联军人员完成交接。当晚，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汇报了这一消息。

纵观两名美军军官从被俘到被释的全过程和此后中共方面的宣传可见，中共逐渐形成了一套处理被俘美方人员的非正式机制。即前线发生类似事件后，通过后方高层政治渠道进行交涉解决，期间伴随对美蒋的舆论战和宣传揭露。在其后的浪暖口事件和王疃院事件中，这种机制也得到充分发挥。这使双方在此类情况发生时能够有效避免军事冲突的升级，也使中共能够持续获得政治宣传的素材。

四、中共在事件发生后进行的政治宣传及历史影响

在4月13日新华社的公告发出后，《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在其15日的报道中同时刊登了有关两位美军俘虏事件的调查结果。报道中提到，“芮格与柯林斯并供称：彼等‘经常往来于国民党区域，自由采集情报，并可向国民党军事机关要求供给情报’。国民党军事机关亦经常送给‘战况通报’‘敌情通报’等，彼等并可自由进出前线，‘采集情报’云云。由此可见美蒋间军事合作的密切关系。”报道还提到，“根据一切人证物证及芮格等之亲口陈述，已获铁证，至此本案真相业已大白，美帝国主义分子援助中国卖国贼蒋介石进行内战，竟不惜于紧急关头派出美方外交武官从事军事侦察，实已再一次暴露美蒋狼狈为奸进攻中国人民之狰狞面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进一步“向美国进步人士及全世界舆论呼吁，根据国际道义制裁美国政府直接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的罪恶行为，并号召我国人民警惕蒋美勾结进行卖国内战愈益露骨之阴谋，奋起救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凶恶阴毒的侵略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早日实现”。作为中共的官方报纸，此次报道对美国的行为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与抗议，这在此前是较为罕见的。这篇报道中可以明确说明，中共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已经有了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美博弈也已经明确转向全面对抗。

针对新华社英文广播在13日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司徒雷登在15日致电马歇尔时提到，“大使馆希望声明，芮格少校和柯林斯上尉只是在执行他们所驻国家的正常军事观察任务，以履行武官职责，并且是以独立身份执行此项任务的。”同日，美联社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报道。

◆1947年《东北日报》报道军收复九台农安。

17日，《东北日报》将此前未披露的调查细节进行了部分报道，报道称，“芮格则供述：美国为了‘了解东北情况’，不仅派了领事及武官从国民党军方取得情报，并设有所谓‘国外调查团’的情报组织”，“基本上他们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和地理的调查，机关设于长春及沈阳，一部情报人员曾派赴开鲁、通辽等蒙古地带活动。柯林斯则说，他们调查地图，特别是航空地图……”

4月24日和26日，中共报刊《东北日报》及《人民日报》分别对司徒雷登15日的言论进行了批驳。《东北日报》的报道称，“所谓‘中立观察’在人证物证，铁的事实面前都无法施展”；《人民日报》报道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接见记者时的话语：“‘这是蒋介石彻底卖国和美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再一次暴露，全国人民应万分警惕。’对于南京美大使馆所称‘彼等待执行武官之正常职务’及‘中立行动’之狡辩（见美联社上海十五日电），高副主席嘲之为‘掩耳盗铃’。他说：‘美帝国主义以飞机大炮装备蒋军，派军事顾问团为蒋军计划军事，屠杀中国人民，甚至直接参战，干涉中国内政，还谈什么正常和中立。’”

中共的一系列报道说明，美军人员在东北的活动，绝非司徒雷登所言的“正常军事观察任务”，而是带有明确目的的军事侦察行为，其意图是在东北战场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情报，甚至直接提供军事支援；这一行为也进一步坐实了蒋介石联合美国挑起内战的卖国行径。中共通过对此事的报道，旨在揭露美蒋的这一行径，在宣传层面让美蒋两方陷入被动。

此后，中共针对九台事件本身的宣传报道逐渐减少，但中共报刊中揭露美蒋挑起内战、批判美军在华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揭露美国反动本质的相关报道一直持续不断。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媒体开始对事件进行歪曲报道，大肆宣扬芮格和柯林斯在被俘期间遭受了所谓的“不公待遇”“威胁”等，试图通过宣传手段影响主流舆论，抹黑中共形象，歪曲事件的真相。但无论如何，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以及美国扶持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插手中国内政的霸权行为，是中国社会各界有目共睹的，其在舆论上对中共形象的抹黑已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

九台事件最核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成为揭露美国“调停”虚伪性、动摇驻华美军合法性的推动性事件。中共通过详尽的“证据”展示，成功地将两名美国外交武官在前线的活动，与美国政府“中立调停”的公开姿态联系起来，揭露其“军事援蒋”乃至直接进行战场侦察的实质。毛泽东在文章中特意点出此事，正是将其作为证明美国“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典型案例。这种揭露极大地动摇了驻华美军在中国人民乃至国际舆论眼中的“合法性”与“道义性”，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从一个政治口号变成了有具体事件支撑的正义诉求，极大削弱了其驻华的道义基础。即便在1947年9月，蒋介石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使得美军获得了驻华的“合法”地位，但其驻华的合理性始终缺乏道义和舆论上的支撑，也并不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这种“合法性”反而更加坐实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插手国共内战的意图。

回顾九台事件的全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后初期中共的对美政策，绝非僵化或单一的，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力量对比，高度灵活且富有弹性的博弈策略。这一策略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共以民族利益和政治斗争大局为核心，以坚定的原则立场为根基，以具体的事件为抓手，以灵活的处置手段为依托，将军事、外交、舆论等多重战线有机结合，最终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大局。九台事件的解决，正是这种策略的成功实践，它不仅为中共处理涉外军事摩擦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争取国际舆论、孤立美蒋反动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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