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档案室的霉味呛鼻子。
明楼翻到半夜，指尖触到一卷硬壳线装本，封面上的证件照让他手一滞，是阿诚。
照片里的人眉目温和，嘴角带笑。
卷宗正文处，一行红字扎眼：永久封存。
他掀开卷宗，夹层里掉出一页批令，落款民国三十六年九月。批准人的姓名让明楼浑身发凉。
叶金宝。
他亲眼看过叶金宝1944年的处决通报。一个死了三年的人，怎么还能批这份卷宗？
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明楼把批令攥进掌心，指节发白。这一夜，他没合眼。
01
1949年6月，上海入了梅。
公安局机关大院里的梧桐叶子湿漉漉的，楼道里渗着一股潮气，踩上去都觉得脚底发黏。明楼调任侦察处处长的第三天，就一头扎进了档案库房。
接收的敌伪档案堆成小山，上头顶得紧，要求限期整理造册。他偏偏一份一份翻得仔细，别人以为他在筛要案线索，其实他是在找一个人名。
阿诚。
这个念头他没跟任何人提过。
调任头一天，他让干事去档案室调“明诚”的人事卷宗，干事回来两手空空，说那边查了，卷宗早就被人封存了，而且封存的级别很高，要处长本人签字才能调阅。
明楼坐在办公桌后头，手里的钢笔停在半空。
“谁封的？”
干事摇摇头，递过来一张回执单。单子上盖着一个红章，四个字：永久封存。日期是民国二十年。
明楼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民国二十年，那就是1931年，阿诚才刚被送到明家不久。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就值得当时的敌伪特务系统把他的档案永久封存？
等干事出了门，明楼才拉开左手边的抽屉。
里头压着一封信，信封泛了黄，没有落款。他抽出来，信纸上只有一行字，是阿诚的笔迹，歪歪斜斜，像是赶时间写的。
“大哥，你看过卷宗就明白了。”
这封信是1949年3月收到的。那时候上海还没有解放，阿诚说要去苏州办点事，过两天就回来。结果人走了三个月，信到了，人却再没出现过。
明楼把信纸折好，重新放回抽屉里。窗外的雨下大了，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响。他坐了一会儿，起身把门锁上，又从柜子底下翻出一把旧伞。
档案室钥匙是向老保管员要的，他自己配了一把。
值班室的灯亮着，里头没人，门廊里静悄悄的。
明楼侧身闪进去，摸着墙边的电灯开关，拉了一下，头顶的白炽灯嗡地亮了，照出满屋子的铁皮柜。
他按编号找到第四排第七格，柜门一拉开，一股灰尘呛得他连打了两个喷嚏。
里面摞着几捆散乱的卷宗，中间夹着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没有编目，也没有归档号，就那么孤零零地塞在铁皮柜的最里头。
明楼把文件袋抽出来，掂了掂，分量很轻。
拆开封口，里面只有两张纸，一张是人事登记表，贴着一张黑白的证件照，另外一张就是那份调档回执单，盖着“永久封存”的章子。
他把登记表拿到灯下仔细看。
姓名栏写着“明诚”，籍贯栏一片空白，家庭成员一栏里填了两笔，一个是“养父明镜”，一个是“养兄明楼”。
而备注栏里，一行小字像是后来用钢笔添上去的，墨迹比正文深一些：此件已封，不可调阅，附批令一份。
批令是另一张纸，折得整整齐齐。
明楼把它展开，纸面有些发脆，边缘泛了黄，上面只写了几行字，落款是民国三十六年九月，批准人的签名是叶金宝。
明楼的手猛地一抖，纸张差点脱手。
他扶着铁皮柜站稳，又重新看了一遍。
那三个字写得遒劲有力，笔锋带锋，确实是叶金宝早年惯用的签名笔体。
他太熟悉了，因为叶金宝曾是他的上线，1938年到1944年间，他们单线联系了整整六年，每次对接文件的落款，都是这三个字。
可叶金宝明明已经死了。
1944年冬，叶金宝因为叛徒出卖被捕，三天后在城北刑场被公开处决。
明楼当时潜伏在敌人内部，亲眼看过下发的处决通报，上面连行刑时间、执行人、目击法医的签章都列得清清楚楚。
他还想办法安排人去收尸，但尸体被伪警署连夜拉走，说是另有用途。
他为这事儿整整难受了半年。
如今，一个死去三年的人，签字批准了一份永久封存的档案。而且这份档案封存的对象，是他自己亲手送到明家的亲生儿子。
明楼把两张纸叠好，塞回文件袋里，又放进铁皮柜，关好门。他站了一会儿，觉得档案室里的空气闷得让人喘不上气，才转身推门出去。
雨还在下。
他站在门廊下，把伞打开，伞面上的水珠顺着骨架滴下来，砸在水泥地上。
他忽然想起阿诚离开那晚，也是这样下着雨。
那晚他坐在窗前看文件，阿诚推门进来，给他披了件外套，说夜里凉，别冻着。
明楼笑了笑，没在意。阿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等他说什么，又像只是看了看他的背影，最后轻轻带上房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慢慢远了。
那块披在肩上的外套还在，人却再没有出现过。
明楼抬头，雨水夹着风，落在他的眉毛上。
他忽然有一个预感，那晚阿诚站在门口的时候，眼睛里大概藏着什么话，只是他没来得及问，也就再没有机会问了。
02
第二天一大早，明楼没去局里。
他先去了一趟户籍科，查“罗长”这个名字。
老档案员罗长，民国十九年在中央档案科当保管员，后来调到上海伪市政府的文书室，解放前两个月离职。
比对这些信息，明楼在菜市场旁边的户籍底册上找到了一个名字，地址栏填着沪西某巷十五号。
明楼骑车过去，巷子窄得只能侧身走，两边是低矮的石库门房子，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他在十五号门口停下，门虚掩着，里头传出水声，混着难闻的鱼腥味。
罗长正在院子里剖鱼。
三年没见，他老了不少，头发灰白，背也驼了，穿着一件油滋滋的旧布衫，腰上系着围裙，围裙上沾着鱼鳞，整个人像被咸菜腌过一样，透着一股菜市场的潮气。
明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开口叫了一声：“罗科长。”
罗长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几秒，脸色一变，手里的菜刀“啪”地掉在水盆里。
“明……明处长？”
明楼跨进门，也没坐，就站在水缸旁边。罗长忙扯下围裙，又想倒水又想搬凳子，手忙脚乱，最后索性一屁股坐到矮凳上，把脸撇到一边。
“你来找我，我猜到了。”
罗长的声音沙哑：“那天局里调档案的事，传到耳朵里了。”
明楼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罗长从裤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两口，才又开口：“明处长，我当年就是个管库房的，上级让封我就封，让锁我就锁，别的我真的不知道。”
“你封过多少卷宗？”
明楼问得平淡，罗长却被这句话噎了一下。
“……是封过一些，都是上头批了条子的，我照着执行。”
“明诚的卷宗也是？”
罗长的吸烟动作停了一瞬。他把烟头摁在地上，用脚碾了碾，压低声音说：“那份卷宗不一样。批令是直接从最高层下来的，签字的人用的是代号，叫渔夫。”
渔夫。
明楼把这个词在心里翻了两遍。
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代号，在地下战线的序列里也没有接触过。
罗长见他不说话，又补了一句：“我当时也觉得蹊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让上面的人亲自批这份东西？但我问过一次就被训回来了。组长说，再问，这碗饭就别吃了。”
明楼又问：“批令原件呢？”
“签完以后就被提走了，说是上面统一保管。我手里只留了一张副本，在档案室抽屉里锁了两年，后来也被收走了。”
罗长说完这些，像卸了块大石头，靠在墙上喘了口气。
他抬眼看了看明楼，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明楼没逼他，转了身往外走。
走到门边的时候，罗长喊住他：“明处长！”
明楼回头。
“你查这个……能查到什么？”罗长的眼神闪了闪，“我劝你一句，一个人要是自己不想被人找到，那档案里还能剩下几个字，你自己掂量掂量。”
明楼没答话，推开门出去了。他骑车骑出巷口，心里来回翻滚着那个词，渔夫。一个从未出现的代号，一句打不破的哑谜。
回到局里已经过了晌午。他坐在办公室又把阿诚那封信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信纸上的字迹在光线里更淡了，像是被水洇过。
那行字静静躺在纸面上，像是说完了所有能说的，又像什么都还没说。
03
三天后，明楼去了一趟明家老宅。
老宅在南市城区，三层洋楼，院子里长了半人高的草，门锁锈得拧不动，费了好大劲才打开。
屋里落满了灰，家具都用白布蒙着，楼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
阿诚的房间在二楼最东头，门没锁，一推开就是一股潮湿的老木头味儿。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一只矮书架。
墙上原来挂着一张照片取走了，留下一个四四方方的淡印子。
明楼站在门口，目光巡了一圈。
桌面上干干净净，连灰尘都没有，像是有人在走之前认真收拾过。
他拉开抽屉，里面只有几支秃了头的毛笔，一本簿子，簿子是空白的。
他又翻了枕头和褥子底下，什么也没找到。
直到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目光落在书架最底下那一格，靠着墙的位置露出一个纸角。
他把书架挪开，从夹缝里抽出一本线装的簿子，封面磨破了大半，但还看得出是民国二十五年的日记本。
扉页上写着两个字：明诚。
明楼翻了几页，都是阿诚记的日常琐事，譬如读了几页书，买了几个烧饼，月亮圆不圆，院子里的枇杷熟没熟。
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像是怕写得不好看似的。
他翻到中间的时候，看到好几处被毛笔涂掉的墨块。
墨块涂得很重，但透过层叠的墨痕还能依稀辨认出被盖住的字。
他借来一盏煤油灯，把本子侧着看，光线从纸背面透过来，隐约能看到笔画。
有一个词反复出现了四次，涂得最深。明楼凑近看了很久，从残余的笔锋里认出了两个字：金宝。
他心里咯噔一下。
阿诚的日记里，怎么会写叶金宝的名字？
明楼又往前翻了几页，在一处被涂掉的字迹旁边，看到一行没有涂掉的备忘：“今日城外有人来，娘托带土物。晚归，灯下读旧书，至夜半。”再往后翻，缺了一页，撕口发脆，是浸过水又干透了以后才撕下来的。
他把日记本合上，坐在阿诚的床上，被褥的棉花已经塌得没了形，坐下去就陷进一个坑里。他把日记本翻回第一页，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一件事。
阿诚刚到明家那年，是个秋末的傍晚。
父亲明镜领回来一个少年，少年瘦瘦小小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两只手攥着衣角。
明楼那年十七岁，站在楼梯口往下看，父亲仰起脸来招呼他：“这是阿诚，往后就在我们家住。”
他喊了一声：“阿诚。”少年抬起头来，怯怯地应了一声，没叫大哥，只拱了拱手。
晚饭的时候，少年坐在桌角，吃得很少，筷子夹菜也不利索。
明镜给他碗里添了一块红烧肉，他看了好一会儿才动筷子，那块肉吃到一半，他忽然把筷子放下来，低头抹了一下眼睛。
明楼当时只当是少年离家想娘。
如今想起那个抹眼睛的动作，忽然觉得，那里面藏着的未必是思念，倒有点像一个人，突然得到了从前不敢想的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承受。
他把日记本装进包里，又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再没有别的发现。
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院门口回头望了一眼那栋老楼。
二楼的窗户里黑洞洞的，像一只睁着眼的空眼眶，什么也没说，又像什么话都说了。
04
日记本里夹着一张旧书票，票面上印着“苏州文渊书肆”的字样，边角已经发脆。明楼没耽误，第二天就买了去苏州的火车票。
文渊书肆在苏州城东的一条巷子里，门脸不大，门口支着个旧摊子，堆了一排旧书。
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男人，戴着副断了腿的眼镜，正坐在柜台后面翻书，见他进门，眼皮也没抬。
明楼把书票放在柜台上：“老板，认这张票？”
男人拿起书票，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一会儿，搁回去：“是我的票。有事？”
“我想打听一个人，以前常来买书，署名叶文博。”
男人扶了扶眼镜，又看了明楼一眼：“你是他什么人？”
“他哥。”
男人眯着眼睛打量了他半晌，才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皮上没有字。
他把信封推过来：“他说过，要是有人拿着旧书票来问，就把这个给他。”
明楼接过信封，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
他展开一看，是一封信，落款是叶文博，字迹工整，和日记本上一模一样。
信很短：“娘亲敬启。儿在沪一切安好，勿念。金宝之事已托人转达。待局势稍稳，即返乡探亲。文博拜上。”
信没写收件地址，信封上也没贴邮票。明楼把信纸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此信转宋银兰，皖南绩溪县近郊，原叶家祠堂旧址附近。”
明楼心头一跳。
宋银兰。
叶金宝的妻子，明楼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她，但这个人的名字，他早年间从组织的联络记录里瞥到过一次。
如今阿诚写给她的信，却要经由苏州书商转寄，阿诚的笔迹确凿，信里的称呼更是直白。
娘亲。
阿诚叫宋银兰娘亲，那阿诚和叶金宝之间，到底隔着什么？
他把信纸小心叠好，放进口袋，又问老板：“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的样子？”
老板想了想：“来过几次，话不多，戴着顶旧帽子，穿蓝布长衫，买书也不挑，每次就是拿两本就走。但有一回，他来的时候，另一个中年男人跟着进来，坐在角落的竹椅上等他。那人瘦瘦的，穿一件灰夹袍，戴着礼帽，看穿着像个教书先生。文博没跟我介绍那人，但我看见那人走的时候，拍了拍文博的肩膀，像个长辈。”
“那人长什么样？”
“清瘦，高个子，左眉角有一颗黑痣。”
明楼的心像被人猛地攥了一下。
眉角黑痣。
叶金宝的左眉角就有一颗黑痣。
他太熟悉了，他们接头那几年，隔着一张桌子说话，那颗痣就在叶金宝的眉骨上方，微微凸起，说话时会随着表情轻轻跳动。
1944年冬天的行刑通报上写得很清楚：叶金宝，就地枪决，尸体已收殓。
但那个被枪决的人，眉角有没有痣？
没人验证过。
明楼当年只看到一份纸面公文，行刑现场的细节一概没有。
他把旧书票收好，道了谢，走出书肆的门。巷口的风吹过来，他站在门槛边，太阳很大，可他浑身觉得冷。
阿诚没有失踪。他用叶文博的名字活着，给宋银兰写信，和叶金宝在苏州碰过头。而这些事，他从头到尾一口风都没有对明楼漏过。
他攥着口袋里的信纸，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有认识过阿诚。
05
从苏州回来后，明楼又去了档案局废弃库房。这地方在局办公楼后面的独栋平房里，雨水顺着墙根渗进去，地面一片潮湿，堆着待焚毁的旧纸。
他翻了一个下午，终于在一堆碎纸和烂纸箱底下找到一张发黄的薄纸。
纸张是当年那种老式的公文纸，抬头印着伪政府的机构名，中间几行字已经褪了色，边角卷起来了。
他一点点抻平，放到窗口的光线里逐字辨认。
纸上写的是：兹经批准，将明诚卷宗列为永久封存，非经批准不得调阅。
落款处签着三个字：叶金宝。
日期是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明楼一动不动站了很久。
这张纸上的笔迹，他在苏州旧书商那里看到信的时候就觉得眼熟，如今拿到真迹对比，心里那点侥幸也熄灭了。
封存令的笔锋、顿笔、收笔都和信上的字一样，是同一个人写的。
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叶金宝还活着。
也就是那时候，阿诚还在上海。
他忽然想起1947年秋，阿诚确实有一阵子不太对劲。
常常半夜不睡，坐在院子里看月亮，有时候叫他好几声才应一句。
他还以为阿诚是想家了，现在想来，那时候阿诚正在处理一封“封存令”，一封由他亲生父亲签发的，要把他自己永远藏起来的批令。
明楼把两张纸叠在一起，贴胸放好。他出了库房，站在走廊里抽了一根烟，烟抽到一半，他低头看着指间的火光，心里像压了一块老锈的铁。
罗长说，封存令是代号“渔夫”的人签的。
可这张纸上签的是叶金宝的名字。
也就是说，叶金宝就是渔夫。
那个代号，就是叶金宝本人在敌后使用的隐蔽身份。
他在表面的“死亡”之后，没有离开，而是换了一条更隐蔽的路继续活着，直到1947年。
明楼把烟掐灭，回到办公室，拨了一个长途电话。
电话接通，他对着话筒只说了一句：“帮我查一个小地方，皖南绩溪县，叶家祠堂附近，现在就查。”挂了电话，他又从抽屉里翻出那封信，看了最后一个字。
“儿在沪一切安好，勿念。”
阿诚写在信上的字，安安稳稳的，像是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明楼知道，一个写下“勿念”的人，心里往往有千万个放不下。
他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里，锁上抽屉。
第二天清早，明楼向局里请了假，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窗外田野连成片，麦子绿油油的，春天的气息浓得扑面而来。
他靠着车窗闭了一会儿眼睛，脑海里却不停地浮现出罗长的那句话。
“一个人要是自己不想被人找到，那档案里还能剩下几个字？”
他就不信这个邪。阿诚若真的是自己不想被找到，他临别前就不会留那封信。一个留下线索的人，分明是在等一个读懂线索的人。
明楼睁开眼睛，车窗外的树影飞快地往后退。
他想着那张批令上的签名，想着苏州书商的描述，想着宋银兰这个名字。
一路的景物在眼前晃过，他却什么都看不进去，只觉得火车太慢。
06
绩溪县在皖南山间，火车转汽车，汽车转马车，颠了大半天，明楼到的时候已经是暮色四合。
叶家祠堂旧址在县城近郊，已经破败得只剩半堵墙，周围稀稀拉拉散着几户人家。
明楼挨家挨了几户人家，问到宋银兰。一个挑水的妇人往山脚那边指了指：“河边第三户，门前有棵歪脖子槐树的就是。”
他顺着河沿走，暮色里果然看到一棵歪歪扭扭的大槐树，树底下一间泥墙瓦房，灯亮着。他站在门口，敲了两下。
里头静了一会儿，门才从里面拉开。
一个瘦小的老妇人站在门缝里，穿着灰色的布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却清亮。
她看了明楼一眼，声音不高：“你找谁？”
“宋银兰？”
“我是。”
明楼报了名字。宋银兰的脸上没有一丝波动，只是沉默了几秒，把门让开一条缝，说了声：“进来吧。”
屋里简陋，一张木桌，两条矮凳，墙角堆着柴火。
灶台在里间，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冒着白汽。
宋银兰没有倒茶，坐在桌边，两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等他先开口。
明楼从怀里掏出那封转寄信，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宋银兰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拿起来，但握着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
“是你儿子写的？”
宋银兰没有回答。
“文博是你的儿子，对不对？”
还是没有回答。
明楼又掏出那张封存令的副本放在信旁边。屋里光线暗，他往灯前挪了挪，把那两行字指给她看：“这张批令，是叶金宝签的。叶金宝是你丈夫。”
宋银兰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从他脸上扫过。
她站起身来，走到里间的灶台边，弯下腰，搬开灶台下的一口水缸，露出缸底的砖面。
她伸手在那块砖上推了一下，砖头松动，她从砖洞里拿出一个油纸包，走回来放到桌上。
油纸包拆开，里面是一块木板，木板正面用墨笔写了几个字，灯光一照，清清楚楚：“先夫叶金宝灵位。”宋银兰把灵牌立在桌上，自己在凳子上坐下来，目光落在灵牌上，声音沙哑又平静。
“他没死。1944年那些事，都是替身顶的名。”
明楼看着那块灵牌，半天没说出话来。
宋银兰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水，又放下：“1946年秋天，他肺病发作，我背着他去县城看病，医生说熬不过那年冬天。他跟我说，银兰，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文博。”
她看了明楼一眼：“你是文博的结拜大哥，他跟你提过他阿爸的事吗？”
明楼摇了摇头。
“他不敢提。”宋银兰说，“叶金宝的名字在他嘴里，就是一个炸药包，他怕一开口就把你炸着了，所以只好不说。”
明楼靠在椅背上，心里翻江倒海一般。
他一直以为阿诚是明家的养子，是父亲故人的孩子。
他从来不知道，阿诚血管里流淌的，是他恩师叶金宝的血。
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
阿诚刚到明家的头三年，每年冬至的晚上都会一个人在后院里，拿树枝在泥地上画东西。
有一年明楼好奇，偷偷看了一眼，发现他画的是一个人形，高高的，清瘦的，戴着帽子。
画完蹲着看了半天，用脚把那幅画抹掉了。
那时候明楼以为那只是少年的涂鸦，现在才明白，阿诚画的是自己的父亲，一个他不能叫出口的父亲。
明楼抬起头来，发现宋银兰一直在看着他。
“你查到这里，够了。”她说，“文博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金宝费了半条命才把他藏住，你不要把他再翻出来。”
明楼把灵牌放回油纸包里，推回给她。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晚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田野里的草木味。
他转过身，问了一句：“叶金宝生前，有没有提到过一个代号？”
宋银兰的身形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
“渔夫。”她轻轻地说，“他签文博的封存令时，用的就是这个代号。”
明楼闭上眼，像是被人浇了一盆冷水。
原来如此。
07
明楼没有连夜走。
他在绩溪县城的旅店里住了一晚，翻来覆去没睡着。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宋银兰家。
这一次，宋银兰没有让他进门。她站在门槛里面，隔着门缝递出一个铁盒。铁盒锈迹斑斑，里面放着一叠旧纸，最上面那封是叶金宝的亲笔绝笔信。
宋银兰说：“昨夜想了想，还是该给你看。你既然查到了这里，就替他看完吧。”
明楼接过铁盒，在门前的槐树底下蹲下来，展开那封信。
信纸已经发黄，字迹歪歪扭扭，是病重时写的，墨痕断断续续。
明楼逐字逐句地看，信里叶金宝用很平淡的语气交代了自己的后路，说替身已于1944年行刑顶替，本人移居皖南养病。
然后他提到阿诚，笔迹更重了一些：“文博自幼寄养明家，明公待之如子，吾甚感念。此子秉性内敛，不善自辩，诚恐父辈之事牵连其身，故请以封存令绝其档案，永世不受父名所累。望组织成全，金宝顿首。”
信纸的最后，是一行比正文更潦草的字，像是写完后才补的：“吾儿文博，见字如面。父之一生，亏欠你多年。愿你来生不入乱世，做个寻常人家的儿子。”
明楼把信纸放下来，槐树的叶子在头顶轻轻摆着，阳光透过叶缝落在地上，一片一片的光斑。
他坐了很久，直到宋银兰从屋里端了一碗水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写完这封信，不到半个月就走了。”宋银兰蹲在门边，声音很轻，“走的时候，手里攥着文博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攥得太紧，指关节都是白的。”
明楼端碗的手停了一下。他没抬头，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阿诚知道这件事吗？知道你还在，知道他爸签了那份封存令？”
宋银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来过一次，1948年春天。他站在那棵槐树底下，远远看着这个门，没有进来。”
“为什么？”
“他怕他的行踪牵连了我们。他说，‘娘，我在外头树敌太多，我不能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家。’”宋银兰顿了顿，“他这话说的时候，声音跟平时一样轻。但我听得出来，他在发抖。”
明楼站起来。
他本想再问阿诚的去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如果他问了，宋银兰也未必知道。
就算知道，她也未必会说。
一个为了保护家人把自己从人海中藏起来的人，最懂什么叫闭嘴。
他把那封信折好还给她，说了声“谢谢”。宋银兰接过铁盒，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明家小子，你比他大几岁？”
“八岁。”
“他提过你。”宋银兰说，“头一年冬至回来，他跟我坐在这屋里，说到你的时候，他说‘我大哥冬天怕冷，我走之前给他缝了件棉坎肩，他穿上了没有。’”
明楼的脚步骤然顿住。
他想起那年冬天，他确实收到过一件坎肩，棉布面子，细密的针脚，送来的人没有留话，只搁在门房就走了。
他以为是母亲缝的，穿了一个冬天，从来没有多想。
原来那是阿诚缝的。
他背对着宋银兰，站了几秒，没有回头。巷口的阳光落在他的肩膀上，空气里有一股稻秆的味道，远处是绵延的青色山脊。
明楼迈开步子，走了出去。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头顶的天。皖南的天很蓝，蓝得像一块没人碰过的布，干干净净的，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