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女首富当保镖15年,为她出生入死,散伙时她只给我8千块,我回乡后她发来短信:看看你卡里多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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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张银行卡推过来的时候,我正站在她办公桌对面。

桌面很干净,茶杯撤了,连她用了十年的那只搪瓷缸子也不见了踪影。

她坐在大班椅里,隔着三米宽的桌面看我,那目光让我想起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她喊我一声孙长明,说这场缘分到头了,让我把这几年剩下的辛苦钱拿着。

我伸手接了卡,没问里面有多少。

要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住我,语气淡淡的,说孙长明,回老家好好过日子吧。

我没回头。

第二天傍晚我蹲在院子里剥玉米,手机弹出一条短信,她发的。

就一行字:看看你卡里多了多少。

我点开银行APP,屏幕上那个数字让我的手指僵住了,那不是遣散费的量级。

我蹲在那儿,玉米棒子滚了一地。

01.

事情从她辞退我那天说起。

那天是立秋。

公司大厅的空调开得很大,冷气顺着衣领往里钻。

我站在徐瑾办公室门前,抬手敲了三下门,里面传来她一句进来。

我推门进去,她正低头看文件,钢笔尖在纸上划拉出声响。

办公室里的窗帘拉着,光线发暗,空气里有股旧书页的潮味。

她没抬头,只说了句坐。

我没坐,站在原地等她抬头。

过了大约两分钟,她放下钢笔,伸手拉开抽屉取出一张银行卡搁在桌面上,又往前推了推,推到我能碰到的位置。

她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出生入死,人情也好,恩情也好,都算在这一张卡里了。

里面是八千块,够你回老家安顿一阵子了。

我盯着那张卡。

卡片很普通,甚至有点旧,边角磨出了白色。

我突然想起十五年前她第一次给我发工资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卡。

那时候她坐在仓库改造的办公室里,把卡递给我,说我叫徐瑾,你以后跟我了。

我问她,为什么是现在走。

她说,公司要重新调整,你年纪不小了,干不动了。

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一件跟她毫无关系的事。

我伸手去拿那张卡,指尖碰到卡面的时候,她眼皮轻轻动了一下,随即移开目光,看向窗外。

我说,行。

她没接话。

我把卡塞进上衣口袋,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她喊住我,说孙长明,钥匙留下。

我从裤腰带上解下那串跟了我十五年的钥匙,放在门边的矮柜上。

钥匙落下去的声音很轻,叮当一声,没了。

我走出门,顺手带上了门。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秋风吹进来,裹着一股子马路上的尾气味儿。

我走出公司大堂,门口保安老周看见我,愣了一下,问孙哥,这就下班了。

我说不是下班,是彻底走了。

老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最后只冲我点了点头。

我沿街走了两百米,又折回来,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眼公司大楼。

十五层,徐瑾的办公室在十一层,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的人影。

我回到自己住了十五年的那间宿舍。

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角放着一只军绿色的帆布行李箱。

部队转业那年我带着它来,如今还是它。

我蹲下来拉开拉链,把床底下的旧衣服一件件装进去。

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十五年前公司开业时拍的,徐瑾站在人群中间,穿着一件灰色西装,笑容很淡。

我在她旁边,穿着黑色外套,站得笔直。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两眼,又放了回去。没有带走。

窗外开始落雨,雨点敲在玻璃上,声音不大,闷闷的。

我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根烟,把那张银行卡掏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口袋。

八千块。

我给她挡过三刀,断过一根手指,有两年过年都没回老家。

八千块,够买半条命。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行李箱去了长途汽车站。

02.

回到老家那天是傍晚,天边烧着红云,村子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在村口下了车,提着行李箱沿着土路往家走。

走了约莫一刻钟,拐过村东头那棵歪脖子枣树,就看见自家院门敞着,院子里一畦韭菜长得正旺,墙角的葡萄架搭得齐整。

我喊了一声娘,没人应。

又喊了一声,堂屋里传来凳子挪动的声音。

老娘从屋里出来,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门槛上看我。

她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长明,你咋回来了。

我说,干完活,放假了。

她没再问,转身进厨房给我下面条。

锅里水烧开了,她打了两颗荷包蛋进去,又抓了一把青菜。

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像田里的沟壑。

她端着碗出来,放在矮桌上,说趁热吃吧。

我接过碗,筷子在碗沿上顿了一下,扒了一口,面很烫,烫得眼睛有点发酸。

吃了半碗,我才注意到院里靠墙的地方有一双鞋印。

黄土的,脚印很新,比我的脚大了半码,鞋底花纹是波浪形的,方口。

这人不是本村的,我们村没人穿这种深口的厚底布鞋。

我放下碗,蹲在地上仔细看了看那串脚印,脚印到院门口就断了,但方向不是从正门进来的,是从房后绕过来的。

我扭头问我娘,最近有人来过咱家吗。

娘从灶间探出头,说前些日子有个男的来,说是城里做工的,走错了路,进来讨口水喝。

他喝了水走了,没多坐。

我问她那人长什么样。

她说,四十来岁吧,穿件灰色夹克,眼挺小的,说话带着外地口音。

我蹲在院子里,又看了那串脚印一眼。水缸边还有半截烟头,牌子在当地根本买不着。我把烟头捡起来,捏碎了,丢进灶膛里。

晚上我躺在东屋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月光照进来,地上白茫茫一片。

我在想那串脚印,想那双鞋底的深浅,想那半截烟头。

我又想起徐瑾把银行卡推过来时的神情,突然觉得有点不对。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老是往左上方瞟,跟她平时撒谎时一个习惯。

她是有别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起早去镇上赶集。

路过邮局门口,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的旧海报,上面的鞋印图案让我停住了脚步。

跟院里那双鞋印是同一款底纹。

我把那张海报撕下来带回了家。

我娘问我进城干什么去了,我说去给老战友寄了一封信。

她没再问,蹲在菜地里拔草。

过一会儿,她抬头说了一句,长明,有件事我一直没问你。

你说这十年你每个月都往家里寄三千块钱,我一直以为是你在城里挣的。

可是上个月我去镇上取钱,柜员跟我说,那个汇款人的名字打的是你的字,但汇款的网点在省城。

我人在省城,你说的倒是没错。

可我想了想,你十年都没回过家,怎么汇款单上的字迹跟你以前写信的字不一样呢。

我愣在院子里,半天没说话。

03.

我给我娘说的老战友打了个电话。

他叫陈国栋,在省城刑警队干了十几年,从警校毕业就一直没挪窝。

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通,那头传来陈国栋的声音,带着点沙哑,说老孙,咋了。

我说你帮我查个事,省城有个叫徐瑾的,她是不是住院了。

陈国栋沉默了一下,说老孙你等一会儿。

我听见他在那头翻了翻什么东西,过了大约两分钟,他跟我说,查不到。

省城各大医院没有徐瑾的住院记录,这两天只听说她公司出了事,财务上的事,闹得挺大。

我问财务上怎么了。

他说曾波,你们公司那个姓曾的副总,说他暂代董事长职务,徐瑾因为身体原因休养,但根本查不到她人在哪。

我挂了电话,攥着手机站在院子里。

太阳很大,晒得头皮发烫。

脚边那棵韭菜被晒得蔫头耷脑,墙角有一只老母鸡蹲在阴凉处,嘴巴一张一张的。

我蹲下来,把手机放在地上,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

烟雾升起来,被风扯散。

我娘的这些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

十年了,每个月三千。

如果那些钱不是我寄的,那是谁用我的名字寄的。

我没法不想起徐瑾,她是最清楚我家地址的人。

不止清楚,从前每年过年,她都会让司机帮我往老家捎东西,从腊肉到棉被,从未落下过。

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太阳从头顶慢慢挪过去。

我想起徐瑾那天的神情,想起她推银行卡时急促的呼吸和躲闪的目光。

十五年了,我太了解她。

她不是个刻薄的人,这么多年公司那么多人,她从来没有亏待过一个员工。

她对我,更是没话说。

可那天她说的那些话,做的事,分明就是在赶我走。

像是怕我留下来,会碍着什么事。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晚上我躺下又爬起来,翻出手机看了一下这几天的新闻。

徐瑾公司的事成了头条,好几家媒体都在报道,什么财务造假、账目亏空,还有人说她涉嫌偷税漏税,正在接受调查。

最后一条新闻配的照片是曾波在公司门口下车的样子,西装革履,嘴角带笑。

我看着那张照片,想起那天我在走廊上遇见他。

他笑眯眯地喊了一声孙哥,语气温和。

可是那双眼睛里头没有笑,他是知道我要走的。

或者说,是他让我走的。

那一夜我没睡。

凌晨三点多,我爬起来,在院墙根下挖出一个旧铁盒。

铁盒是这间老屋以前翻修时埋下的,里面装着我退伍时带回来的一把匕首、一个望远镜,还有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

我用袖子把铁盒擦了擦,打开盖子,匕首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我想了想,又把铁盒埋了回去。

04.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镇上唯一一家网吧。

黑黢黢的小屋子,几台旧电脑,老板窝在角落里看球赛。

我坐在最里面那台电脑前,把徐瑾公司这几年的新闻都翻了一遍。

新闻没什么异常,公司前两年还拿了省里的奖,徐瑾也在一次采访里说过一句话,说公司能有今天,多亏身边有一帮人肯卖命。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她说的“一帮人”里头,应该有我一个。

我关了电脑,走出网吧,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

旁边有个卖烤红薯的三轮车,老汉吆喝了两嗓子,声音在空气里浮着,落不下来。

我又给陈国栋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帮我查一件银行汇款的事。

陈国栋说你咋了,我说没事,就是心里有点堵得慌。

陈国栋没细问,让我把汇款人的名字、时间、金额给他,说尽力帮我去查。

我挂了电话,站在路边,风从镇子那头吹过来,裹着一股柴油和麦秆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拦了一辆去县城的班车,在县城客运站门口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一碗烩面。

碗很大,面很硬。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脑子里却总是冒出徐瑾那天把银行卡推过来时睫毛微微抖动的样子。

我越想越觉得,那八千块钱根本不是遣散费,那是个信号。她是想让我快走。

当晚,我住在县城最便宜的一家旅馆里。

床头柜上放着那台老式卡带录音机,我摆弄了两下,还能用。

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没睡着。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手机突然亮了,屏幕上是陈国栋发来的一条消息:老孙,你要我查的那笔汇款有眉目了。

十年三十六笔,每个月三千,分毫不差。

汇款人是你身份证号注册的账号,但开户行在省城,开户时间是十年前的三月。

那个账号有一半时间在给一个叫孙菊香的人转账,我查了一下,孙菊香是你母亲吧。

我的手指僵在屏幕上。

账号不是我开的,那个身份证号被人用了。

我的身份证从来没有丢过,十年前也办不了跨行开户。

唯一能拿到我身份证复印件的,只有公司。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窗外有火车驶过的声响,轰隆隆的,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我把手机扣在床头,闭上眼,心里明白了一件事:徐瑾知道我家里情况困难,她怕我妈断顿,又不好直接以她的名字汇过来,就用我的名义寄了十年。

她从没告诉过我。

05.

第三天早上,我搭早班车回了省城。

我没有去公司,也没有去徐瑾的住处,而是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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