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前沿 | 婚姻案件中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困境与破解

本文为《中国审判》杂志原创稿件

文 |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 汤学明 刘荣霞

在婚姻案件中，存在着大量隐藏、转移、变卖等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对夫妻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进行了规制，规定在财产分割时对加害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惩戒条款，立法初衷在于为受害方填补损失，提供法律救济。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认定率极低，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惩戒条款也极少被适用，难以发挥救济条款保护弱者利益的应有价值。

认定困境

（一）受害方举证困难

证明对象复杂多样。在婚姻案件中，受害方主张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需要举证证明的内容复杂，大部分法院将财产侵害事实的认定等同于侵权事实认定。受害人除了要证明侵害行为的主、客观要件，还要证明损害事实即被侵害财产的具体范围，要求财产尚存在且充分等。加之侵害行为多样且手段隐蔽，夫妻共同财产呈现出内容多元化、形态多样化的趋势，由此带来的估价问题、认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受害方的举证困难。与此同时，离婚纠纷一并主张侵害事实的，还需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事实；在离婚后财产纠纷中，持有离婚协议的受害方还需要证明签署离婚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存在胁迫、欺诈的情形。

财产查询途径受阻。对于配偶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受害方在查询夫妻共同财产时，常常因为财产登记在配偶名下而遭遇阻力，难以取得切实有力的证据。例如，在查询房产时，不仅需要提供配偶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还需要提供房产的具体信息，具体到单元号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号。若是受害方想要从资金流上掌握对方的资金，在商业银行直接获取相关信息也是极其困难的。金融机构因为负有为个人存款账户情况保守秘密的义务，出于保护客户利益的考虑，往往会拒绝配合查询。

调查取证申请困难。受害方因为查询配偶财产途径受阻，无奈只能转向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或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然而，即便持有法院的财产调查令，大多数商业银行等机构也常以保护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律师持调查令进行调查，仅接受法官的调查。调查取证工作耗时耗力，通常需要前往多个单位，法官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大多数法官出于居中裁判、规避司法风险的考虑，调查取证十分审慎。

（二）司法认定困难

侵害行为难以判断。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包括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伪造债务六种类型，实践中的证明和判断存在一定难度。婚内经济消费烦琐细碎，不少家事代理行为之下掩盖了一方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的真实目的，其侵害行为的主观故意难以被司法认定。除此之外，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受害方举证不足，法院对侵害行为倾向于目的性限缩解释，以防范惩戒规则的不合理适用。

关联事实阻碍认定。离婚协议的存在阻碍了法官对于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出于尊重双方意思表示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较少对该类协议约定的事项予以推翻。目前，仅在欺诈和胁迫两种情形下判定离婚协议可变更或可撤销，并由主张变更或撤销协议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一并主张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要求财产分割予以多分的案件数量巨大，但由于夫妻感情并未破裂，即使原告方主张的侵害事实确已存在，法官仍然倾向于以离婚情形不存在为理由，一并驳回受害方财产分割的请求，较少主动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关于婚内财产分割的条款。

此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了财产分割可以少分或不分，或者离婚后提起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当受害方证据不足导致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往往会向当事人释明相应情况后，劝其待时机成熟、举证充分时另行起诉。如此导致后续诉讼频发，影响案件质效提升的同时，浪费了司法资源，婚姻弱势方的财产损失也可能不断扩大。

（三）司法认定规则不统一

证据规则适用不统一。因我国家事审判尚未形成专门的诉讼程序，家事审判的特殊证据规则散见于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法官对于侵害事实认定的证据规则适用不统一，事实判断有差异，导致类案不同判。有的法官严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有的法官选择适用特殊证据规则，对举证责任进行适当分配。由于家事审判未明确专门的举证程序，法官对证据规则的适用选择不同，自由裁量权较大，裁判标准不统一。

法律惩戒力度认定标准不一。对于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财产分割时可以不分或少分。这一法律后果的表述比较宽泛，比例难以确定，适用中易出现裁判尺度不一。有的法官适用6∶4、5.5∶4.5或其他比例，也有的法官直接认定不分。除了比例不一，少分或不分的范围也容易引发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支持少分或不分的部分大多仅局限于侵害财产的范围，而非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对于少分或不分的份额和比例根据具体案情调整，有不足以规制和惩戒侵害行为之嫌，也难以填平受害方的损失，违背救济条款的立法旨意。

问题归因

（一）证据偏在现象突出

在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中，证据偏在现象尤为突出。证据偏在是指在案件争议中，对证明事实有关键作用的证据，只掌握在某一方当事人手中，另一方很难或根本无法获取，导致双方在举证能力上严重不平等。受害方往往处于经济弱势地位，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掌握程度明显弱于加害方。一方面，社会科技变革催生出新类型的财产权益，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也更加隐蔽，致使受害方无从提出证据，甚至无从知悉该证据的存在。另一方面，受害方基于亲密关系或情感信任，一般不会提前保留或收集证据；而一旦发生婚变，对方早已将财产转移、证据销毁，而受害方也因为证据意识淡薄而错过了收集证据的最好时机。

（二）对当事人举证存在依赖性

受到普通民商事审判理念的影响，法官在审理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案件时，主要通过听取原、被告双方所主张的事实、审查双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因而在事实认定上，法官断案主要依赖当事人举证。

（三）证据规则运用不灵活

一方面，有法院简单套用普通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将侵害事实存在的证明责任完全分配给受害方，使得加害方败诉风险明显低于受害方。另一方面，仍沿用普通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受害方对侵害事实的举证很难达到此标准。受害方要么缺乏证据意识，要么欠缺举证能力，提交的证据仅停留在口头陈述、微信聊天记录这种间接性案件证据中，难以形成证据逻辑闭环。

特殊证据规则的考量

（一）实现审判实质正义的需要

家事案件事实具有隐私性，法官对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认定困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法官依赖受害方举证断案的证据材料十分匮乏，难以查明侵害事实的存在。为帮助法官探知案件事实真相，引入特殊的举证规则显得尤为必要，这样法官才可能摆脱被动裁判的局面，通过调查取证职能介入转变为积极求索，最大限度地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家事审判的实质正义。

（二）提高审判效率的需要

当前，很多家事案件存在重复诉讼，大部分是由受害方提起。因其主张的侵害事实在前诉中未得到认定，财产分割处理上未能弥补其实际损失，裁判结果难以令其信服，继而引发后续诉讼。为提升审判效率，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有必要引入特殊证据规则。一方面，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避免案件的处理因双方举证问题处于停摆状态，审理时间无限拉长；另一方面，法官通过主动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和真相，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判决，避免案件不当处理引发后续诉讼。

（三）保护弱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的立法意旨在于保护财产被侵害的弱势方的合法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虽然国家已通过实体法对受害方的损失予以弥补，但配套程序存在欠缺，导致救济条款难以更好地保护弱者权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常常使受害方处于举证困难的境地，其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过于严格的证据规则难以被法官采信，在司法实践中其实际遭受的损失常常难以弥补。

完善建议

为破解上述困境，笔者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引入特殊证据规则，通过强化职权探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优化证明标准等措施，以更好地查明事实、准确认定。

（一）强化职权探知

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对于受害方难以收集的证据，但又对案件实质处理有直接影响的事实因素，如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以及侵害的事实，法官应依职权调查取证。另外，针对现实中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查询途径受阻的问题，有关行政单位应当在保护隐私权的基础上，拓宽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查询的渠道。这是完善夫妻财产举证制度的应然要求，有助于解决受害方举证的难题，减轻诉累。

强化法官的释明义务。庭审中，在受害方的主张不清晰、不完整等情形下，法官应在保障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提醒、提问等方式，提示受害方真实、完整地陈述和充分举证。同时，为被告提供充分解释说明的机会，促进庭审实质化，最大限度查明事实。对于离婚纠纷中一并主张侵害事实的，若夫妻感情并未破裂，法官应向受害方释明可以选择通过婚内财产分割挽回其财产损失。

发挥离婚诉讼财产申报制度效能。笔者认为，应当拓宽财产申报制度的适用范围。婚后、离婚时的诉讼中都存在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认定问题，因此该制度的适用不能仅限于离婚诉讼，有必要延伸至离婚后财产纠纷、婚内财产分割纠纷中，这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申报的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双方名下的财产，如由他人代持的股权、知识产权等隐蔽性比较强的财产。法院在发出财产申报令时，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未如实申报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事人怠于填报或不如实填报的，可以要求其说明原因并补充申报。仍不改正的，应当予以惩戒。对延迟申报、未如实申报、拒不申报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侵害事实，依法对其适用惩戒条款，予以少分或不分。

（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将受害方的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加害方，以解决弱势方举证能力不足的问题。如被告不配合法官的问询或不履行相关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将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的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能更好地还原案件背后完整且清晰的真相。

（三）优化证明标准

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性，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认定建议适用特殊证明标准。受害方只需要举出符合较大可能性证明标准的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侵害行为的可能性，举证责任就可以转移至侵害方，由侵害方来举证证明其没有实施过侵害行为。如果侵害方举证的内容不能排除其实施侵害行为的可能，或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侵权方将承担举证不能乃至败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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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6年第10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92期

编辑/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