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卿 | 12位江阴学子的成长路径与谱系特征

12位江阴学子的成长路径与谱系特征

包卿

1920--1930年代，以李旭旦、吴新谋等为代表的12位江阴籍学子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理工科专业方向，后成长为中国现代科学与高等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们从“江阴—南京—世界—中国”的场长、成才，得益于江阴南菁书院“汉宋兼采、经世致用”的学统与近代教育转型的“地方嵌入”，并在中央大学及海外留学的“全球连接”中实现了学术范式的现代转换。这一群体的崛起，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德先生”与“赛先生”召唤下，如何将地方文化基因与全球科学网络相融合，最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一、时代召唤下的江阴学子群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呼唤新一代知识分子肩负起救亡图存与启蒙觉醒的双重使命 [1]。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有着“亚洲第一学府”美誉的国立中央大学（前身为国立东南大学）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青年才俊。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有12位来自江苏江阴的学子考入中央大学的理工科专业，他们是：吴新谋（1910—1989）、沙玉彦（1903—1961）、李海晨（1909—1999）、李旭旦（1911—1985）、徐尔灏（1918—1970）、陆星垣（1905—1911，注：生卒年疑有误，待考）、钱悳（1906—2006）、沙玉清（1907—1966）、王鹤亭（1910—1996）、王维屏（1906—1989）、朱炳海（1908—1994）以及王煦柽。这12位学子后来在地理学、气象学、数学、水利学、医学等领域建树卓著，成为一代知识人探求和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脊梁性群体。

二、地域文化背景与近代教育的奠基

这12位学子的起步，深深“嵌入”于江阴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近代教育网络之中。江阴地处长江咽喉，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在910年的科举史中，江阴共出进士341名、举人526名，孕育了深厚的崇文重教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江阴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务实求真”与“探索无疆”的基因。

其一，游圣精神的文化基因。明代江阴人徐霞客（1587—1641）以“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的探索精神，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地理的新学风 [2]。这种“不唯书，不唯上，求真求实”的游圣精神，成为江阴地域文化的核心标识，也为后来李旭旦、李海晨、王维屏等江阴籍地理学家的田野调查与科学探索提供了精神源泉。

其二，南菁书院的学统传承。这12位学子中，有9位明确毕业或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李旭旦、朱炳海、沙玉清、王维屏、王鹤亭、李海晨、钱悳、徐尔灏、陆星垣）。南菁中学的源头，是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江苏学政黄体芳创建的南菁书院。该书院取朱熹“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意，奉祀郑玄、朱熹，确立了“经史实学、经济气节”的训导与“汉宋兼采”的宗旨 [3]。南菁书院不仅是晚清东南学术重镇，更在清末新政中率先转型为南菁高等学堂，开设伦理、掌故、科学、外文等新式课程[3]。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早期探索，使得江阴的学子在中学阶段就接受了扎实的国学根底与初步的现代科学启蒙，完成了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初步跨越。

其三，平民与世家的教育平权。在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中，江阴的地方精英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12位学子中，既有出自地方望族的子弟（如沙玉清、沙玉彦出自江阴沙氏家族），也有大量平民子弟（如李旭旦、吴新谋等）。南菁中学等地方教育机构的公立化与平民化，打破了阶层壁垒，使得优秀的平民子弟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正是近代化进程中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缩影。

三、中央大学学术网络与全球教育的链接

如果说江阴的地方教育为他们打下了底色，那么考入中央大学并赴海外留学，则为他们接通了“全球管道”，完成了现代科学范式的转换。

中央大学的教育可谓“名师出高徒”网络。1920年代的中央大学（东南大学），汇聚了竺可桢、胡焕庸、张其昀等一批中国现代科学的开拓者。以地理系为例，竺可桢创立地学系，胡焕庸随后接任系主任，形成了著名的“南派地理学”中心。李旭旦、王维屏、朱炳海、李海晨、王煦柽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投入胡焕庸等名师门下。在这个学术网络中，师生关系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学术范式与爱国情怀的传承。胡焕庸先生倡导的“科学救国”理念与实地调查方法，深深影响了李旭旦等人。他们在中央大学形成了紧密的同学圈与学术共同体，这种地缘（同乡）与学缘（同门）的叠加，构成了他们日后协同推动学科发展的社会资本。

在打下坚实的本土专业基础后，这12位学子中有7位（李旭旦、徐尔灏、李海晨、沙玉清、沙玉彦、吴新谋、陆星垣）获得了赴欧美顶尖学府留学的机会

通过这些“全球管道”，他们接触到了世界科学的最前沿。如，李旭旦在剑桥大学系统掌握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这为他日后提出“人地关系”思想、翻译《地理学思想史》(普雷斯顿·詹姆斯)等经典著作奠定了基础。吴新谋在法国师从偏微分方程大师阿达马，回国后成为中国该领域的领军人物。留学的经历使他们完成了从“本土学生”向“国际学者”的跨越，也使中国相关学科的建设得以直接对标国际最高水平。

这几位江阴学子的海外留学院校、导师与研究方向、回国后的学科贡献分别如下：

李旭旦，英国剑桥大学，师从H.C.达比，研究人文地理学，将现代人文地理学系统引入中国，翻译《地理学通论》等名著。

吴新谋，法国巴黎大学，师从阿达马与维拉，研究偏微分方程，创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微分方程研究室，奠基中国该学科。

徐尔灏，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动力气象学，创办南京大学雷达气象专业，填补国内空白。

沙玉清，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等，研究水利工程与泥沙运动，创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奠基中国农田水利学。

李海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地图学与测量学，创立南京大学地图学专业。

四、聚合与反哺的学科构建与现代实践

在完成学业后，这批江阴籍学者并没有选择留在海外，而是毅然回国，投身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科研体系的建制化过程。他们的职业生涯呈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经世致用”的特征。

其一， 创办系科，奠基现代学术。他们是中国诸多现代学科的“拓荒者”与“奠基人”。李旭旦创办了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朱炳海与徐尔灏先后担任南京大学气象系主任，并分别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气象学专业与雷达气象专业；钱悳参与筹建了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奠基了西南地区的现代医学教育；王鹤亭则远赴边疆，奠基了新疆的现代水利事业。

其二，办报结社，构建公共学术空间。除了体制内的系科建设，他们还积极通过办报、结社来构建学术公共空间。李旭旦与胡焕庸共同创办了《地理知识》杂志（现《中国国家地理》），致力于科学普及；朱炳海创办了《气象学报》。这些学术期刊与学会组织，打破了传统书院封闭的知识传授模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推动了“地方蜂鸣”与全国乃至全球学术网络的互动。

其三，学术谱系的搭建与传承。在培养弟子方面，他们倾注了毕生心血。李旭旦在南师大培养了大批地理学骨干，吴新谋在中科院带出了一支偏微分方程的国家队。他们的弟子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两院院士或学科带头人，使得江阴学子开创的学术谱系得以代代相传。

纵观上述12位江阴籍中央大学学子的成长成才路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型：(1)地域（Territory）：江阴深厚的科举底蕴、南菁书院“实事求是”的学统以及徐霞客“探索无疆”的游圣精神，构成了他们成长不可替代的“地方嵌入”优势;(2)组织（Organization）：国立中央大学的现代学术网络、海外顶尖高校的留学机制，以及回国后创办的高校系科与学术社团，为他们的成才与施展抱负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3)技术（Technology/Science）：对现代科学（赛先生）的追求，特别是地理学、气象学、数学、水利学等经世致用学科的掌握，是他们报效国家、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实现了个人成长的跃升与学术成就，更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付诸实践——将世界前沿的科学知识（全球管道）引入中国，甚至以平行的姿态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交流,结合中国本土的社会需求相融合（地方嵌入）,实现新的创新创造,最终成为中国探求和建设现代化的脊梁群体。以李旭旦先生为代表的这一群像，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激荡中，回应“德先生”与“赛先生”召唤的最生动写照。

参考文献：

[1] 俞祖华. 分疏与聚合：近代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知识分子成长路径. 光明日报, 2012-04-25.

[2] 佚名. 江苏江阴徐霞客：壮游山川十万里 人与梅花一样清. 人民周刊, 2020-05-11.

[3] 徐世博. 清末江苏学政的考试与选拔：以经古考试和南菁书院为中心.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2018(66): 179-204.

作者简介

包卿，经济文化学者，高级经济师，曾从事地理教育，目前主要关注人文经济学和“企业-产业-区域”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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