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西云：寻找失落的凤凰咀古国

凤凰咀遗址航拍图

襄阳地处汉江中游，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英雄史诗。凤凰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一个淹没在历史尘埃下的古老国家，得以一窥史前时期的辉煌历史。

凤凰咀遗址位于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闫营村与前王村交界的农田中，距离襄阳市区只有30千米，这里是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的交界地带，地势一马平川，排子河从附近蜿蜒流过，汇入小清河后在襄阳市区注入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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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城址初现

1957年进行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这片略有起伏的农田上采集到一些陶片等人类文化遗物，初步判断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此后考古人员还先后多次来这里复查。

2016年，正在修建的316国道穿过遗址北部，铲车推出丰富的文化遗存，文物部门赶紧叫停施工项目，建议道路改线避让。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梁超等人对已经推出的遗址部分进行抢救发掘，发现了房基等遗迹和陶器等丰富的文化遗物。

这个考古发现引起了当地镇政府的注意。镇长张健是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大学生，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和建设新农村的抱负，提出由镇里出钱在发掘现场建一座房子，把已经揭露出来的遗迹进行现场保护。然后又邀请我们及其他一些考古专家对遗址进行考察，希望能够来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借助文化遗产推进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我们对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踏查，认为其中部明显为台地，似乎有城墙的可能性。

2017年夏天，硕士研究生胡清波去凤凰咀遗址做进一步了解。数日之后，我来到凤凰咀，看见胡清波一个人正在那里冒着酷暑挥汗如雨清理出一个断面，很有感触。我们一起仔细查看了断面，确认那个断面就是城墙。

201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其芳等人又对遗址进行了勘探，进一步确认城墙的存在。

实地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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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系统考古工作

2019年2月，凤凰咀遗址被列入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库（2019—2023年）。2019年10月，凤凰咀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我们正在物色遗址建设武汉大学田野考古实习基地，考察了很多地方，甚至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遗址。我们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沟通，请求他们提供支持。曾经在襄阳市博物馆工作过的王先福副所长，向我们推荐凤凰咀遗址，我们欣然接受。

从2020年开始，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博物馆和襄州区凤凰咀遗址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对凤凰咀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发掘与调查。

我们在发掘过程中采用聚落考古的理念。具体操作中，将探方发掘法与开放式发掘法相结合，注重不同遗迹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判断，力求揭示遗迹组，复原不同的聚落面。另一方面深化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的融合，综合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景观复原和环境考古等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以期对遗存面貌达到全面系统的揭示与复原，是对“透物见人”这一考古学理念的有益实践。

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单思伟长期坚持在考古工地，每年都是春节后上岗，一直工作到春节前收工。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我的研究生，妻子在杭州工作，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即便在妻子怀孕，小孩刚出生的日子，他也很少回家照顾，全身心投入考古实习基地建设和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正是许多热爱考古、热爱文化遗产事业的人一起，一点一点地揭开了凤凰咀古国的神秘面纱。

2020年对南城墙、南护城河进行解剖，对解剖沟以北的城内南部区域进行发掘。2020～2022年对凤凰咀城址进行了全面系统勘探，对城址西护城河、西城墙及城址所在台地中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2023～2025年对城址南部和西北部区域进行探方发掘与探沟解剖。

经过近六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初步弄清楚了凤凰咀古城的范围、布局及聚落内部的分区与结构，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明确了古城的兴建年代和使用、废弃的过程与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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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结构与年代

城址位于不规则形台地上，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城墙，城外环绕有一周护城河。城墙现存部分宽度16～70米，护城河宽度20～60米，城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内有两条宽度约20米的内河道，呈“T”字形分布，一条为东西向，向东穿过东城墙与护城河相通；一条为南北向沿西城墙分布，两头分别穿过南、北城墙，与护城河相通。城内河道穿过城墙的三处豁口均为水门，陆门暂未发现。城内发现多处规模不一的夯土堆，主要沿内河道两侧分布。护城河向西、向东均有古河道连接，东面古河道与排子河在东南角连通。城外东南部广大区域在史前时期属于河水泛滥的沼泽或滩涂地带。城外四周还发现有多处附属聚落，遗址总面积可达50万平方米。

凤凰咀遗址正射影像及城址结构图

在南北向内河道中部的位置发现一处河床抬高区域，经勘探与解剖，为生土坝。坝体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为形制不甚规整的长条形，横亘于河道中部，为修筑南北向内河道时，提前规划、有意预留。揭露部分的水坝上有三道东北—西南走向，大体平行，自南向北由浅到深、由宽到窄的溢洪道。枯水季水坝及时蓄水，以保障城内生产、生活用水，丰水期则开沟泄洪，进行水量的合理调节，兼顾聚落安全与用水稳定。

水坝结构示意图

根据出土陶器及层位关系，并结合测年数据，凤凰咀遗址城墙与护城河的始建年代不晚于距今52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城墙遭功能性废弃，护城河则作为环壕使用至煤山文化时期，此时城址转变为台地型环壕聚落。护城河则作为河道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直至近现代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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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下的聚落形态

遗址耕土层或近现代扰土层下即为史前文化层。根据层位关系及出土器物来看，文化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煤山文化，各阶段遗存前后衔接较为紧密，未有间断。

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遗址，目前在城内西北部揭露出一处较为完整的聚落面。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迹类型有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烧土堆等。房址主要发现于遗址所在台地的南部与西北部。墓葬基本为瓮棺葬，发现于南部房址附近。

石家河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城内，遗存密集叠压、堆积较厚。清理出的遗迹类型有院落、房址、灰坑、墓葬、烧土堆等。院落基址分别位于城内南部与中部，房址基本发现于院落之内。墓葬发现于南部院落基址附近，打破院内房址，分布较为集中，应为院落废弃后形成的一处小型墓地。

煤山文化堆积目前仅在城内南部区域有所发现，遗迹类型也较为单一，主要为灰坑、瓮棺等。综合近年的发掘、勘探情况来看，凤凰咀遗址煤山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可能明显收缩。

目前在城内西北部地区发现一座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人工土台及相关建筑基址，城内南部、中部地区，各揭露出一座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院落基址，结合勘探情况来看，“院落”这一聚落形态或作为凤凰咀先民主要的生活单元。

西北部人工土台位于南北向内河道与东西向内河道连接处。土台开口于近现代耕土层下，直接叠压于生土之上，为不规则方形，面积近4000平方米。台面平整，四周存在缓坡。土台分块修筑。台体分层，填土为不同生土混合夯筑，土色斑驳，较为纯净。考虑到土台依河而建，初步判断土台营建时取土于内河道。

台面目前揭露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圆形房址7座、长方形房址4座。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圆形房址整体早于长方形房址。圆形房址多数面积较小，直径在2～4米，且在个别房址室内发现较为密集的柱洞，不太适合居住。检测分析表明圆形房址室内水稻扇型植硅体浓度高于室外及其他遗迹，推测功能应与仓储有关。长方形房址多为分间房屋，大体平行分布，具有规划性，少见生活迹象，性质特殊。在土台房址群的西侧，发现一段走向大致与房基平行的基槽，揭露部分长26米，疑似院墙。

西北部人工土台上的建筑基址

该高台聚落临河而建，配合水坝，方便生活、生产用水的同时，又可通过河道连通城内、城外区域，代表了凤凰咀作为城邑时的聚落形态。

南部发掘区土台院落位于南城墙中部北侧，面积有近千平方米，由土台、黄垫土、分间房屋、灰坑等遗迹组成。这些遗迹位于同一层面，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功能较为整合，共同组成以F5等房址为核心的院落。土台整体呈圆角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为早期地层形成。土台之上分布的F5为一座多间房址，发现多层白灰面墙块、红烧土墙块等，建筑工艺复杂，等级较高。其中的三间房屋都有灶和火炕，火炕的边上散落着精美的黑陶杯和红陶鬶等酒器，展现了当时房屋主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蛋壳黑陶杯（F5倒塌堆积I∶8）

每个房间都有可以烹饪的灶和可以取暖的炕，说明其代表了具有独立经济生活的核心家庭。三个这样的核心家庭组合到一起，他们应该是父母与子女或者兄弟、姐妹，组成扩展式家庭或者家族。这样的家居生活是私有制度出现的结果，本身就代表了文明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证了这类扩展式家庭或家族和私有制、国家一起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内涵。

房址南面是一个广场，上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灰坑。H13与多次炊煮、饮食活动有关。考古证据表明，当时的食材以狩猎获取的中型鹿科动物和家养猪为主，人们在活动期间还饮用了大量酒水。参加活动的人群来自遗址内多个不同家户，推测活动性质属于集体宴飨。有学者指出宴飨可能伴随或从属于其他权力资源，诸如掌控劳力、控制技术、控制仪式和祭祀知识、控制生产和交换，还有成功发动战争等，因此，宴飨活动体现了早期人类社会复杂化与不平等社会的形成。

凤凰咀城址加上周围附属聚落点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多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大型院落基址，揭示出完善的水利设施，并出土了一批特征明显、内涵丰富的陶器以及制作精美的玉器、石器、骨器等。综合来看，凤凰咀城址应该是鄂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是该地区的区域中心。特别是城内主要由多处院落组成的聚落形态，反映当时已经出现扩展家庭和家族，私有制度已经形成，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结构和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部发掘区土台院落

H13 出土红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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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的早期文明

城是文明的重要象征，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出现城的地区，也是目前发现史前城址最多的地区，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凤凰咀史前城址位于襄宜平原的北部，地处江汉平原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见证了中国的早期文明。

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凤凰咀城与长江中游地区其他同时期的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文明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凤凰咀城内两条河道，呈“T”形，把本就面积不算很大的城内分为不同区域，应该会对当时的城内生活造成不便，在其他早期城邑内并不多见。但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花费巨大人力来挖建这样的城内河道，除了可能用于运输的实用功能，更大的可能是其象征意义。这样的结构极有可能是后世都城常见的太液池的雏形。这就表明凤凰咀城虽然面积并不算很大，但具有都城性质，而非一般性质的城邑。照此类推，长江中游地区其他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城邑也大都应该具有独立的都城性质，这个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可谓方国林立。到了距今4800年前后，建起石家河大城，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整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开始向周边地区大规模扩张，凤凰咀城作为都城的地位消失了，作为城的功能也就不再需要了。凤凰咀城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思考和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起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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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节点

凤凰咀城处于南、北文化系统交界处，实证了屈家岭文化北上进入中原的情景，也是中原地区的煤山文化南扩进入江汉平原并改变南方史前文化格局的重要节点。出土遗存加深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过程的理解。

结合陶器组合与器形演变、测年数据来看，凤凰咀遗址各类遗存前后衔接较为紧密，南、北方文化交融特征明显。屈家岭文化遗存、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均可见到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因素，如附加堆纹罐形鼎、釜形斝等器形。同时，凤凰咀遗址还与山东龙山文化之间存在远距离的交流，遗址中出现的蛋壳黑陶杯等一类器形便是佐证。石家河文化晚期，煤山文化南下的扩张，带来了不少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如侧装罐形鼎、折沿圜底罐等。

陶鼓（H637∶16）

蟾蜍纹陶片（T1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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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前城址到襄阳文旅新地标

凤凰咀遗址考古项目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将其纳入襄阳市总体建设规划。在襄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凤凰咀遗址于2019年入选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库（2019—2023年）。2020年被列入“考古中国”项目库。2021年遗址所在的闫营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4年被列为第三批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传承发展“专精特新”工程项目。根据规划和设计，共投资45019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24000万元，地方配套21019万元。项目占地面积417万平方米，核心保护区88.94万平方米、建设控制地带232.55万平方米，总建筑及广场面积约3.08万平方米，包括遗址博物馆、文物标本库房、游客服务中心等。目前遗址公园已经进入建设阶段，有望成为旅游城市襄阳新的旅游资源。

凤凰咀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图

这些项目让凤凰咀这样一个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下的史前城址，融入现代社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当地的绿色农业及产品推广，提升了人们的文化素养，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值此凤凰咀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持续推动、遗址公园建设之际，我们编撰《和鸣天下中：凤凰咀遗址出土文物集萃》一书，作为阶段性成果，以飨读者。

凤凰咀遗址工作站

本文由王光明、王国洪，摘自《和鸣天下中：凤凰咀遗址出土文物集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襄阳市襄州区凤凰咀遗址文物保护中心编著，单思伟、伍腾飞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6. 7）一书“序 寻找失落的凤凰咀古国”。

ISBN 978-7-03-086089-7

责任编辑：王光明

本书是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凤凰咀遗址近年来发掘出土的代表性器物的图录，器物种类包括陶、玉、石、骨、角器等，涵盖的考古学文化时期包括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煤山文化三大阶段。其中，重点选择的陶器最能体现遗存的文化内涵，对文化因素的表现也最为敏感，对于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玉器虽然出土不多，且多为小件玉器，但普遍较为精美，一般为聚落内少部分人所控制与使用，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指示意义。石、骨、角器则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是了解凤凰咀先民生产生活图景的重要载体。凤凰咀遗址是鄂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等级最高的城壕型聚落，将其出土的屈家岭、石家河、煤山文化各种类重要器物客观、详细地公布，既是凤凰咀遗址考古工作的阶段性任务，也将促进学界对汉水中游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与文明进程的研究。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广大文物考古爱好者阅读、参考。

（审核：张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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