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葰之死与高考焦虑：千年科举公平梦，如何左右你的命运？

引言

1908年，北京顺天府贡院，清末重臣柏葰因科场舞弊案被查办，最终死于严厉的法令之下。贡院里的几张试卷，牵动的却不只是一个官员的生死，也不只是清王朝的脸面。它暴露出一个延续千年的难题：当考试成为普通人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如何让这条通道不被权势、金钱和关系堵住？从隋唐科举到宋代糊名，从清末科场案到新中国恢复高考，考试制度不断变化，围绕公平的争论却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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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葰之死，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结局，而在于清廷为什么要把科场舞弊提升到近乎重罪的高度。

柏葰是满洲正蓝旗人，曾任军机大臣等要职。1908年，顺天乡试结束后，朝廷发现试卷评阅和考场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案件牵涉考官、书吏以及相关人员。清廷震怒，下令彻查。柏葰作为涉案考官之一，被以科场舞弊罪处死。

当时距离清朝覆亡只剩三年。朝廷内外交困，官场积弊丛生，为什么偏偏对一场考试下如此重手？原因很现实。

科举并非普通的选拔考试。它连接着士人的功名、官员的来源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一个寒门子弟如果相信“读书可以做官”，他就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试卷上。若连试卷都能被买通，制度便不只是失灵，而是失去了让人继续服从的理由。

据清代制度，科场舞弊涉及夹带、替考、泄题、关说、受贿等情形。考生可能被革去功名，考官则面临革职、充军乃至死刑。处罚严酷，当然有维护皇权的成分，却也说明统治者明白：考试公平是社会稳定的一根绳索，不能轻易割断。

有意思的是，柏葰身居高位，反而成为严惩的对象。朝廷需要用他的案件告诉天下士子，功名可以由制度授予，却不能由权势直接交易。遗憾的是，重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舞弊。只要考试仍然决定身份与前途，围绕考试的利益交换就不会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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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历史，远比“读书做官”四个字复杂。

隋唐时期，科举逐渐形成。唐代进士科声名日盛，士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门第垄断开始松动。到了宋代，科举制度更加成熟，殿试、糊名、誊录等办法相继完善。考生的姓名被封住，试卷由专人重新抄写，阅卷官尽量避免从字迹和身份判断高下。

这些措施说到底只有一个目的：让阅卷者面对一份“没有来历”的文章。

宋代还扩大了取士规模，建立殿试制度。皇帝亲自主持最高一级考试，名次最终由朝廷裁定。对于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而言，考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门阀、军功和世袭的道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更广大的士人群体，则在乡试、会试之间反复奔波。

但科举从来不是纯粹的公平机器。

它考查的是儒家经典、策论、诗赋以及规定文体，尤其到了明清，八股文成为会试和乡试的重要形式。熟悉经典、掌握文章格式，往往比观察现实、处理事务更直接地决定成绩。一个人即使有实务能力，若不能按照考场规则作答，也可能被挡在功名门外。

考试公平与机会公平，不能混为一谈。

考场内，大家看似面对同一套题目；考场外，家庭条件却差别很大。富裕家庭能够聘请名师，购买书籍，供子弟长期备考；贫寒家庭的孩子则可能一边种田、经商，一边抽空读书。许多人不是输在文章本身，而是输在没有足够的时间走到考场。

清代地方学校和书院数量增加，科举的社会覆盖面扩大，但名额始终有限。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录取人数受到严格控制。读书人越多，竞争越激烈，落榜也就越普遍。有人考到白发，仍然只是一个童生；有人家中几代人供养一个读书人，结果却换来一纸落第文书。

清代士人曾自嘲：“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句话并不是制度原文，却准确说出了科举时代的心理压力。考试给了人希望，也把希望集中到某个日子、某间考棚和几张答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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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案之所以屡屡发生，是因为考试公平从来不只靠道德维持，还需要一套细密的制度防线。

明清贡院通常实行分区管理，考生进入号舍后，数日之内不得随意出入。试卷要经过编号、封存、弥封、誊录、分房阅卷等环节。某些地区还要搜身，防止考生把经文写在衣物、糕饼或微小纸片上带入场内。

这些规定听起来琐碎，却是制度经验的积累。

考官不能随意接触考生，阅卷要避开姓名和籍贯，试卷要由誊录人员重新书写。有人认为，古代考试只讲文章，不讲程序，这是误解。恰恰相反，围绕“如何避免人情影响”的设计，贯穿了科举后期的制度建设。

当然，制度越复杂，钻空子的办法也越多。

清代科场中有“枪手”代考，有人暗中传递答案，也有人通过考官关系打听题目。权贵子弟还可能获得额外照应。嘉庆、道光年间，科场舞弊案件不时发生；到了清末，政治腐败、财政困窘、官场关系交织，考试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干预。

一名落榜士子曾对同伴说：“若文章不如人，尚可再读；若名次早已有人定下，读书又能怎样？”

同伴答道：“至少还要把卷子写好，不能让人连这一关也夺走。”

这类话未必见于某一份确切档案，却反映了科举社会真实的心理困境：士子一方面相信考试，另一方面又怀疑考试。制度越被需要，人们对它的失望也越尖锐。

柏葰案的震动，就来自这种矛盾。清廷必须惩处舞弊，以证明科举仍然有效；但案件本身又证明，制度内部已经出现了难以遮掩的裂缝。科举不是因为没有公平原则而衰败，而是因为公平原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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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这个决定并不突然，却让无数人的人生计划在短时间内失去方向。

自隋唐以来，科举运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对读书人而言，它不仅是一种考试，也是教育内容、社会身份和政治上升通道的总入口。乡试、会试、殿试构成了完整阶梯，地方士绅、书院、私塾和家庭教育，都围绕这套制度安排。

科举一旦取消，旧式读书人的价值判断随之动摇。

有人转入新式学堂，学习法律、财政、军事和外语；有人进入报馆、商界或新式官署；也有人难以适应变化，仍然抱守旧学。清末“新政”时期，学堂制度逐步扩展，留学教育受到重视，传统功名不再是唯一道路。

但新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立即带来平等。

新式学校往往集中在城市，学费、交通和生活费用都不低。对于乡村家庭来说，孩子能否进入中学，常常取决于家中是否有人能够承担长期支出。旧科举至少在形式上允许士子从县试一路竞争，近代学校则设置了更多现实门槛。

这也是理解现代高考的重要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逐步建立新的教育和选拔体系。1952年，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建立，招生标准、考试科目和录取工作趋向统一。那一时期，大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工业化建设人才的任务，考试不只是个人升学通道，也服务于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培养。

1966年夏季以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暂停。许多中学生失去了按照正常学业进入大学的机会，教育经历和人生道路受到长期影响。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冬季举行的考试，吸引了大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考生参加。1978年起，高校招生工作进一步恢复常态化。

恢复高考，改变的不只是录取名单。

它重新确认了一个朴素原则：进入大学，应当以公开考试和实际成绩为重要依据，而不是以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其他非学业因素决定。对于经历过长期停滞的青年而言，考场重新开放，意味着教育秩序开始回到可预期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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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后，考试焦虑很快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1977年冬天，许多考生已经离开学校多年。有的人在农村劳动，有的人在工厂工作，有的人曾经参军，还有的人因为家庭原因中断学业。他们重新拿起课本时，面对的不是普通升学考试，而是一次可能改变职业和家庭命运的竞争。

一位考生回家后说：“题目不怕难，怕的是时间不够。”

母亲把煤油灯往他身边推了推：“能考就认真考，别先想着结果。”

这类家庭对话，朴素，却说明了高考焦虑的来源。它并非单纯害怕试题，而是担心多年积累能否在几小时内被准确呈现。考试越被视为公平，个人就越容易把成败归结于自身，压力也随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高考与科举有相似之处，也有根本区别。

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试图通过公开竞争，打破部分身份壁垒；都把大量社会期待压缩到考试成绩之中；都容易形成“一考定局”的紧张感。区别在于，现代高考建立在现代学校教育和专业学科体系之上，招生规模、考试科目、录取方式也随着国家教育政策不断调整。

科举选拔的是传统官僚体系所需要的士人，高考选拔的则是现代高等教育和各类专业岗位所需要的学生。前者以经学和文章为中心，后者涉及语文、数学、外语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知识结构。

公平也从“考场公平”扩展为“教育机会公平”。

一名考生能否获得完整教材，是否有稳定教师，所在地区是否拥有高中，家庭能否支持多年学习，都会影响成绩。仅仅把所有人安排在同一间考场，并不能自动消除这些差异。因此，招生计划、地区政策、贫困生资助和学校布局，逐渐成为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与科举时代并无完全断裂。宋代扩大取士，明清设置额定名额，都是在努力处理“竞争者增多而机会有限”的矛盾。现代高考面对的规模更大、专业更多，公平问题也从考官是否徇私，发展为教育资源如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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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葰案到恢复高考，可以看出考试制度始终处在两种力量之间。

一边是社会对公平竞争的期待。人们希望有一把相对统一的尺子，让不同出身的人拥有进入更高层次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机会。另一边是现实条件的差异，家庭财富、地区教育、师资力量和信息获取能力，都会影响一个人走到这把尺子面前的距离。

古代科举用糊名、誊录和重刑，努力防止考官认人；现代高考用统一命题、标准化管理和严格监督，努力减少人为干扰。办法不同，目标却很接近：让成绩尽可能反映学习能力，而不是关系网络。

但考试制度并不能承担全部社会公平。

它可以阻止考官收受贿赂，却不能让每个孩子拥有同样的家庭环境；可以统一试卷，却不能把城乡学校瞬间变成同一水平；可以提供竞争机会，却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在相同年龄、相同状态下参加竞争。

因此，历史上的公平往往不是“完全一样”，而是尽力减少不应出现的差别。柏葰案中，朝廷要惩罚的正是权力对考试的直接侵入；恢复高考所重建的，也是一个可以凭学业成绩重新竞争的公共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科举最终被废除，并不意味着考试选拔失去了价值。被淘汰的是八股取士、功名等级和传统官僚体系，考试本身仍然被现代国家保留下来，并获得了新的内容与功能。

一位清末士子若活到近代，或许会发现，考场已经换了，试卷也换了，但那种“凭本事争一个位置”的愿望，并没有消失。

考试的公平，因而从来不是一张试卷的事情。它既关乎考场规则，也关乎教育制度；既关乎阅卷者的操守，也关乎普通家庭能否真正走进学校。柏葰死于科场案，留下的是清末制度失守的警报；恢复高考，则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重新搭起了一条通向教育与职业机会的通道。

参考文献：

《清史稿·柏葰传》

《清实录·德宗实录》

《科举制度史》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纪要》